“农禅并重”的农业伦理意境与佛教中国化

佛教自两汉之际传入中国后,渐渐形成了自己的三大优良传统,即"农禅并重""学术研究"和"国际交往"。其中的"农禅并重"乃是佛教与中国古代农业文明相结合的产物,是古代农业伦理的宗教化表达,同时也是佛教中国化的重要标志。因为在印度佛教中,寺院大都位于城市及其周边,僧人实行"乞食"制度,自己不用从事获取食物的生产劳动,食物由信徒供养;然而,佛教传入中国后,由于社会和文化方面的种种原因,中国佛教逐渐走向"山林化",僧人逐渐退居山林远离城市,从而得不到足够的食物供养,于是就只好自己开荒种地,从事农业劳作,并受禅宗观念的影响,直接将这种农业劳作视为修行,从而发展出了"农作即修行"的"农禅并重"体制。同时僧人们还有意识地用农业场景和农业话语来表达禅宗和佛教的理念,从而产生了许多"以农说佛"的禅宗作品。     

心灵转化:赵朴初人间佛教思想的内理分析

赵朴初积极倡导人间佛教思想,为佛教适应时代和社会发展探索出一条独特的发展道路。通过心灵转化这一潜在的核心概念,赵朴初较好地解决了佛教神圣性的世俗化与佛教在社会主义文化中的自我认同问题,从而将佛教文明与社会主义文明紧密联系,且服务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并在理论和实践上都取得了丰硕成果。对于佛教的当代实践和未来发展而言,赵朴初的人间佛教思想仍然具有丰富而深刻的意义。     

从唐代民间佛教看文明交往和文明对话

民间佛教是佛教中国化的特殊表现形态,展现了印度文明和中华文明、精英文化和大众文化、正统文化和异端文化交往和对话的不同特征,为文明交往和文明对话提供了成功的范例。     

佛教与文明关系论略

关于宗教与文明的关系,西方宗教学界有很多很好的研究,值得借鉴.应该说,就佛教本身来说,也有着丰富的文明资源,如何运用这些丰富的文明资源来构建"佛化文明",对于有着深厚佛教传统的中国社会来说,是应该受到重视的.古代印度佛教将佛教徒所应掌握的世间法和出世间法概括为"五明",即声明、因明、医方明、工巧名和内名.如果说在古代作为"方外"即社会之外的封闭佛教中,佛教徒掌握"五明"就已足够了的话,那么在当代作为整个社会有机体的一个组成部分的开放佛教中,佛教徒除了要掌握"五明"外,还得要讲求文明.因为在当代开放的佛教语境中,佛教首先是一种社会体系,然后才是一种宗教体系;现代社会对于佛教,先是有文明的诉求,然后才有信仰的诉求.按照"一切法皆是佛法"的大乘佛教基本原理,在现代社会中,把文明纳入佛法体系,在"五明"中增加"文明"成为"六明",这是现代佛教必须完成的课题.佛教界和佛教徒应该在促进当代社会文明建设中做出自己应有的贡献.     

文化冲突、文化融合与文化演进——以中国历史上的儒佛会通为例

作为两种异质文化,儒佛在道德伦理、人生虚实和因果报应等方面存在着冲突,在长期的论争中,双方不断取长补短,共同发展.佛教在吸收了中国儒家的伦理思想后,逐渐成为中国化的佛教.儒学通过对佛教思想的吸纳,构建了儒学的本体论,为儒家"亲亲"、"仁民"、"爱物"、"等差"的伦理政治找到了形而上的根据.两者的成功结合,启示我们一方面不同文化思潮之间冲突与融合,可以促进人类文化的共同发展;另一方面对外来文化的吸收有利于本土文化的发展.     

亚洲海域的文明交流：以福建的佛教传播为例

隋唐以前,地处东南沿海的福建就是西亚传教者和东北亚习法者自海道出入中国途中的一站;唐末五代,福建佛教发展进入鼎盛时期,成为汉传佛教向外传播的一个枢纽,这种重要的文化地位一直延续到宋元。明清时期,由于政府的海禁政策和欧洲人的陆续东来,闽人在环中国海地区沿岸形成贸易离散群体,使得明清易代、清末民国时期均出现了福建地区的佛教向海外“溢出”与“互动”的显著现象。而大规模的闽商长期“羁留”于环中国海各港口区域不仅保障了亚洲海域海洋交往的便利,更是闽籍僧众“溢出”与“互动”的重要基础。     

佛教中国化视角下的造像碑特点探析

佛教造像碑是一种借鉴汉碑进行改制的特色造像石刻,是佛教中国化在艺术上的体现.与以往从造像碑的外在形制和雕刻艺术入手进行的分析有明显不同,从佛教中国化视角来看待造像碑的特点更侧重于考察造像行为与佛教发展的互动.佛教造像碑有"像碑""碑像"等名称,可见其"像"与"碑"的基本性质.它通过刊刻各式图像和文字的方式实际、快速地辅助宣传佛教、信仰佛教,这种形式强调了造像与追寻真实法身的联系.同时,佛教造像碑还承担了与中国传统石碑相似的歌功颂德、纪念记事用途,更多地体现出中国传统文化特色的元素.此外,造像碑的特点还具体表现为多样与适用性、调和与融摄性、区域与民族性.造像碑的刊刻基本以结社为组织方式,具有一定的规范性.佛教造像碑的这些特点与佛教在中国的传播、流变、发展有着紧密的联系.作为佛教中国化过程中出现的新型造像艺术,它反映了佛教与本土文化相结合向民众生活渗透的进程,也反过来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佛教的中国化进程.研究造像碑性质特点有助于我们理解佛教史特别是北朝佛教的发展.     

铃木大拙对西方禅佛教发展的影响

铃木大拙是20世纪上半叶对西方禅佛教发展影响最大的学者和禅师.他所弘传的禅佛教思想被称为"铃木禅",深刻地影响了当代西方社会佛教及禅宗的传播和发展.铃木在向西方主动弘扬禅佛教的同时,强调了东方思想的优越性;他所阐释的禅佛教采用了不同于传统佛教研究的方法和策略,影响了20世纪上半叶的禅佛教研究;"铃木禅"在积极与西方思想会通的同时,也对西方社会的生活及其文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我国佛教慈善事业的拓展及前景

我国佛教慈善事业应从弘法利生、组织制度两个方面去拓展。在弘法利生方面,要强化佛教慈善的理念,扩充佛教慈善的内容和采取"授人以渔"的方法;在组织制度方面,需探索"本土化"的慈善模式和建立长效的运行机制,为创建新型的佛教慈善文化奠定扎实的基础。未来可从佛教慈善理念系统易为广大民众所接受、佛教慈善事业的动员力以及佛教慈善实践对心理健康的作用等方面创建佛教慈善事业,以为进一步推进佛教慈善事业的发展创造重要的条件。     

论宋代文艺思想与佛教

佛教对宋代的学术、文化思想产生了深刻的影响,这已成为学术界的共识。宋代之前,尚没有哪个朝代的文学理论如此广泛而深刻地受到佛教思想的影响,而且实现了融会贯通。宋代的佛教已非单纯属于一种外来文化,它已经与中国的儒家、道家、阴阳家等思想融合为一体。宋代佛教是经过文化整合后而形成的中国化的佛教,有着明显的向中国传统文化复归的倾向。儒家深厚的文化根基为中国佛教的发展提供了一种无法摆脱也不可超越的文化基因,而佛教博大的思想体系则将这种基因发扬光大,或者赋予其一种全新的内涵。两者相辅相成,相互促进。宋代儒佛能够在深层次上实现贯通的最根本原因在于:唐宋之后的中国大乘佛教将世界根源归之于"心"这一核心概念。"心"的概念始成为儒学理论的重要概念,而宋代儒学最终由"道学"转向"心学"也证明了佛教的这一影响。有关文艺思想,宋代佛教界所作的阐发甚至较之儒家学者更早,对当时整个思想界产生的震动和影响是巨大的,这包括宋代佛教的"思无邪"说、佛教与艺术中和观、清雅艺术观念和风气的形成等等。     

《西游记》"悟空"论——《西游记》数理批评之四

《西游记》"三教归一"、"万法……归一";"三教归一"归于"佛","万法……归一"归于"心"。而心即佛,佛即空。"孙悟空"即"心悟空",为"归一"之象征,也就是说"悟空"为"归一"之旨。《西游记》由"归一"而至于"悟空",是一部糅合儒、道"归一"于佛教色空而以"治心"淑世的长篇小说。     

“实学”概念刍议——从顾宪成的“实学”概念说起

通过对顾宪成的“实学”概念的考察,我们发现,已有的研究中,大多只触及到“实学”概念的第二层含义,即认为实学既包括形而上道德性命之学也包括形而下功利之学。对于实学的第一层含义,即道体、性体之善未曾深究过。通过对实学这两层含义的追究,我们看到,“实学”不是相对于儒学的一种独立存在,也不是儒学的一种次生品,它是儒学在遇到挑战后的一次本能反应和自我凸显。在与其他学说尤其是佛学的对抗中,儒士们看到了儒学不同于佛学的显著特征,便给了它这个看似新奇的名字——“实学”。     

论佛教对唐代传奇小说的影响

佛教传入中土后与中国文学积极融合,作为人生具象的小说也融入了斑斑佛迹。在佛教盛行的唐代,出现了以寺院为活动场景、以僧众为表现人物、以世俗化为倾向的传奇小说。分析佛教因素在传奇小说中的投射印痕可以看出,佛教在艺术手法上,包括题材扩大、人物塑造、结构创新以及创作思想等方面对中国小说产生的深远影响。而佛教思想在士大夫阶层的渗透,也极大地影响了文人的创作和国人的文化性格。     

普请与参禅——论马祖洪州禅"作用即性"的生活实践

中唐马祖道一为代表的洪州禅提倡的“作用即性”的思想,一方面因其将“弹指动目”等行为视为“佛性”的体现而受到石头禅系的批评;另一方面在肯定日用生活的神圣性之时,解释了洪州禅乃至整个南宗禅劳动实践的佛学意义。百丈怀海建立禅门规式,其中的“普请法”便是“作用即性”思想的产物。在普请的劳动实践中完成禅理的参究,是洪州禅的一大特色,并影响到禅门其他宗派。     

虚空出生色相——从"极微法"理论看金圣叹小说评点的佛学立场

佛学是金圣叹诠释“才子书”的重要思想依据。本文试图通过对极微法的分析来透视金评中的佛学色彩,指出极微法的根本特点在于“色”与“空”、“有”与“无”的统一,并以此为原则去解读金评中一些基本的文法理论,由此反映出金圣叹小说评点背后的思维方式及哲学意蕴。     

太虚大师的居士佛教思想

居士佛教在近代佛教的变革与发展中有重要作用,甚至对出家人的地位提出了挑战。太虚大师作为近代佛教改革的领袖人物,他是怎么看待居士佛教的呢?本文将分析太虚大师对居士佛教的护法、弘法作用的认识,以及他对居士佛教的指导、改造,如太虚对佛化家庭、佛化青年的重视,对居士佛教弊端的批评。他对居士佛教的指导与改造都体现在他的正信会组织理念中。此外,太虚对近代僧俗争端的看法是他居士佛教思想中最具特色的部分。     

“情本”与“情空”——《红楼梦》诸艳的宗教修养与宝玉出家的对比性研究

佛教中涅般木解脱目标的基础,是出离心和大悲心。以此为切入点,文章旨在探讨红楼诸艳的宗教态度和佛学修养,及其与宝玉参禅悟道、出家解脱的联系和差异性。宝玉出家体现了与佛教原始宗旨较为接近的修行理念,与其相呼应的,是有小乘气息的惜春,红楼诸艳中大多数人的学佛态度,并非真正的宗教浸润,而是士大夫式的佛学文化与禅悦。     

从“道”的演变看三教融合

“道”作为一个概念,其内涵是变化发展的,“道”的演变反映出不同时代儒、释、道三教关系的演进轨迹:汉魏时期的儒道互补、隋唐时期的佛道合流、宋元明清时期的三教合一。三教融合成为历史的主流。因此,从“道”的变化视角研究三教融合,在三教关系史上具有深刻意义。     

略论中国佛教的世俗化与"人间佛教"

世俗化指宗教面临外部环境的冲击,而在社会中地位和作用的变化。它反映了宗教自身的调整功能以及宗教和外界的交互作用,在本质上意味着宗教神圣性的弱化。印度佛教特别是大乘佛教和中国佛教为佛教世俗化提供了理论上的支撑和良好的土壤。“人间佛教”对佛教世俗化作了某种程度的修正并成为新时期佛教发展的主流,但如何合理地把握出世和入世的关系在新世纪仍然是一个巨大的挑战和时代课题。     

民俗文化与宗教相融合之产物“磨喝乐”探讨

＂磨喝乐＂源于古印度佛教中的＂大黑天神＂,唐代前后随着佛教在中国大面积流布而渗入中原,并与中国的民俗文化相融合,逐渐演化成具有浓厚民俗色彩的文化模式和独特风格的民间美术样式。随着信仰观念的多元化,偶像崇拜的游戏化,＂磨喝乐＂的商品化等因素的产生,两宋时期非常兴盛,并且一直持续到元代晚期。其形象通常是用土、木、玉,石等材料制作的儿童模样的偶人。最初用于＂七夕＂节的供奉崇拜,宋以后成为玩偶和饰品。因其具有丰富的民俗文化内涵及鲜明的艺术造型与审美属性,使它在民俗学、社会学、美术史学及其他相关学科的研究中有着重要的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