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国家人权行动计划之人权教育

《国家人权行动计划(2009-2010)》对人权教育予以了明确规范。该计划对人权教育的规范可以从五个方面进行解读,即规范人权教育的历史背景;国家是落实人权教育的义务主体;人权教育的目的是传播人权意识和进行人才培养;人权教育类型主要包括正规教育与非正规教育两种类型;规范人权教育的意义与愿景。     

论国家在人权教育中的作用--从新制度经济学的角度出发

国家在人权教育主体体系中不是唯一的但却是一个重要的主体,它能够在人权教育中发挥其特殊的作用。从新制度经济学的角度看,它可以提供人权教育的正式制度、为人权教育供给公共物品、提供和引导意识形态、提供保障人权教育的实施机制等。要发挥国家的这些作用,需要克服理论和实践上的障碍。     

人权入宪与人权教育

人权入宪使中国人权教育获得了国民教育的地位,同时使我国人权教育受到严峻挑战。我国应将人权教育及早纳入国民教育体系之中,尽快确定人权教育的大政方针,大力加强对全体国民特别是青少年的人权教育,及早建立有效应对西方意识形态挑战的人权教育体系,将中国宪法蕴涵的人权价值和人权精神转化为全民的人权理念,从而使尊重和保障人权的宪政精神真正成为中国经济生活、政治生活、文化生活的行为准则。     

人权：何去何从——从《人权的终结》谈起

《人权的终结》[1] 是一本集哲学、法学、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等多门学科于一体 ,从历史和现实的角度对人权进行了富有见地的分析和论述的人权新著。笔者有感于它的晦涩难读 ,并为它颇具新意的观点所吸引 ,因而决意在通读数遍之后 ,对之进行梳理 ,在此基础上作一些思考。这就是 ,什么是人权的终结 ,人权是否真正走向了终结 ,人权又将何去何从 ?一、什么是人权的终结“当实用主义的辩护者指出了意识形态的终结、历史的终结和乌托邦的终结时 ,这并不意味着人权已取得了胜利 ;相反 ,这导致了人权走向终极。当人权失去了乌托邦的目标时 ,人权…     

民族高校人权教育问题探析

人权教育开展得如何作为衡量一个国家是否重视人权的一个重要标准,备受世界各国的注目。我国制订的两个《国家人权行动计划》都专辟了人权教育条款,要求结合普法活动,依托现有的教育体系、国家机关的培训机构以及各种媒体,有计划地开展形式多样的人权教育,普及人权知识。但是,在国际社会中,相对而言,我国人权教育发展比较缓慢,而民族高校的人权教育几乎仍是一片空白。究其原因就在于缺乏良好的人权教育环境。因此,创造良好的人权教育环境是推进我国人权教育发展的关键。     

论人权的普遍性与人权主体观

人权以其普遍性区别于特权。人权的普遍性首先是人权主体的普遍性,不仅要求形式上的普遍性,更要求人权理论揭示存在殊异的人权主体各自的独特性,承认并尊重其对人权的特殊和特定要求。自由主义的人权主体被塑造为理性的、抽象的精英形象,与之相对应的是自由权本位的人权体系,这样的人权体系使大量真实的人受到形而上学的人的压迫。20世纪人权主体向真实的具体的经验的人的转型,带来了人权内容的扩张和人权体系的重构。历史上的人权主体经历了形式上的从有限主体到普遍主体的演变,人权的正当性要求着人权主体继续进行实质上的从有限主体到普遍主体的演变,也即从抽象的人向具体的人的演变。能与普遍的、多样的和具体的人相契合的人权才能真实保障每一个人的尊严,才称得上是普遍人权。     

1998年《人权法案》与英国违宪审查

1998年《人权法案》的出台,赋予了英国法院审查英国议会制定的法律是否与《欧洲人权公约》所保护的权利相容的法定权力,从而在人权领域中出现了法院审查议会法律合完性的违宪审查模式。在这一模式下,英国法院通过解释议会法律是否与《欧洲人权公约》相容来行使违宪审查权力,法院对议会立法的审查采取的是事后审查与具体审查,1998年《人权法案》还加强了议会对法律的事前合宪性审查。尽管法院对议会法律做出的不相容宣告不影响其效力,但在司法实践中,法院的不相容宣告起到了促使政府修改、废除或承诺修改不相容法律的有效效果。     

1998年《人权法案》与英国违宪审查

1998年<人权法案>的出台,赋予了英国法院审查英国议会制定的法律是否与<欧洲人权公约>所保护的权利相容的法定权力,从而在人权领域中出现了法院审查议会法律合宪性的违宪审查模式.在这一模式下,英国法院通过解释议会法律是否与<欧洲人权公约>相容来行使违宪审查权力,法院对议会立法的审查采取的是事后审查与具体审查,1998年<人权法案>还加强了议会对法律的事前合宪性审查.尽管法院对议会法律做出的不相容宣告不影响其效力,但在司法实践中,法院的不相容宣告起到了促使政府修改、废除或承诺修改不相容法律的有效效果.     

教育与人权

教育与人权血肉相联、息息相关.教育是人们实现劳动权的关键,是公民政治素质的养成所,是人们享有文化权利的中介,受教育权也是一项举世公认的人权.因此,教育应把最大的关注点放到人的幸福和人权上而,为人们实现各项基本权利尽可能创造条件.那种只注重教育对国家和社会发展作用的教育发展观,很容易导致把人当作国家强盛、经济发展、社会进步的单.纯工具,而忽视教育对人的终极关怀.为改变这种局面,中国的教育发展观必须从“国本位”向“民本位”转变.     

论人权保障的基本路径

由于历史、文化不同,政治思想和经济状况各异,各国对人权的理解与保障是有差异的,从来没有建立起被各国接受的人权保障的统一标准。考察人类为实现人权所进行的斗争的历史及各个国家人权保障的实践,我们可以发现人权保障的一些带规律性的东西,有一些应共同遵循的基本的保障路径即人权立法、人权司法化、建立法律统治、限制权力、建立人权救济机制。     

欧盟对外贸易与发展政策中的人权向度——从《洛美协定》到《科托努协定》

欧盟把民主和尊重人权作为其对外发展政策的一部分,并且坚持在其与第三国签署的所有协定中加入人权条款。《洛美协定》和后来取而代之的《科托努协定》是欧盟处理与发展中国家贸易、发展与人权关系的重要模式。这两个协定表明:人权已成为欧盟与发展中国家发展关系优先考虑的问题,人权条款已经成为欧盟对外协定的必要条件。欧盟以人权为导向,以贸易与发展为中心,以援助与制裁为后盾,形成了一种有别于传统“权力政治”的人权外交政策。这一政策对欧盟的对外贸易与发展援助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论非国家行为体的人权保障义务与制度

非国家行为体作为逐渐兴起的政治实体,控制了广大地区和诸多人口,对于及于全人类的人权状况有着重要影响。毫无疑问,国际人权法明确要求国家承担相应的人权保障义务。然而,现行国际法对于非国家行为体的人权保障义务之规定可谓寥寥。文章从国际法应有法的角度出发,首先论述了建立非国家行为体人权保障制度的必要性,进而分析了承担人权保障义务的非国家行为体应满足的条件,其次根据现有国际法及国际实践,依据非国家行为体的不同性质论述了其分别应当承担的人权保障义务,最后浅析了较为可行的非国家行为体人权保障义务的履行制度。     

《诗经》与唐代国家教育

《诗经》在唐代不仅拥有广泛的读者,而且在中唐时期还受到了特别的重视,出现了建立《诗》学博士的吁请,成为白居易等倡扬新乐府创作的理论支持,并伴同此期国学教育从通经向专经的学风转变,带动了长期沉寂的学术研究的复兴。讨论所及的诗序作者、编纂意义与诗句疏解三大问题也为宋代《诗经》学的变革开启了路径。唐代以国子监为主导的学校教育引导了唐代《诗经》学的发展。     

我国人权观念的嬗变与人权进步的理论和现实表现

人权概念是西方文明的产物,中国共产党接受人权观念经历了一个曲折的历史过程,也逐步形成了自己的人权理论。我国在人权事业的发展上取得了重要的历史成就,人权进步的理论和现实表现贯穿于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实践和建设社会主义法制国家的全过程。     

论高校知识产权教育与创新型国家建设

建设创新型国家对我国的知识产权制度发展提出了更高更迫切的要求,为应对时代挑战,我国高等学校应主动肩负起知识产权教育的重任,大力开展知识产权教育,提高大学生的知识产权意识,培养知识产权人才,为实施知识产权战略,建设创新型国家奠定基础。     

路权与人权之际——《道路交通安全法》的人本哲学解读

现代交通的人文关怀,是对人类自身价值的历史与科学认识及其贯彻运用。对《道路交通安全法》的伦理观照显示,该法充分体现了以人为本、安全至上的立法意图,彰显"贵生"道德哲学取向。采用"无过错归责原则"和"过失相抵原则"处理人车关系,则具有鲜明的人学辩证法色彩。     

西方国家的人权政治与社会达尔文主义

西方国家的人权理论是为资产阶级特权服务的,是强权政治的产物,充斥着霸权主义的逻辑。西方人权理论的社会经济根源在于生产资料私有制,思想理论支柱则是社会达尔文主义。     

人权保障与国家义务——以新生代农民工为视角

新生代农民工问题,是一个人权保障的法律问题。国家应在人权保障优位原则、平等保护原则、公权力自我控制三个原则前提下,应尽到道德、法定和国际三重义务,破除城乡二元结构,落实和保障新生代农民工公民基本权利。国家应及时将应有权利制定为法定权利,并将把法定权利在实践中予以承认、尊重、保护和促进实有权利。这是国家在保障人权中不可推卸的责任。     

单边人权贸易措施解释论——基于国家安全例外的考察

单边贸易限制或禁止行动已为GATT体制原则废弃。WTO成员单边实施人权贸易措施引起了人们激辩人权措施与GATT例外条款的一致性问题。国家安全例外最易引发单边人权贸易措施的合理解释问题。协调、平衡此类措施与GATT例外条款的兼容关系需求助于条约的解释功能。     

论高校实施《中外合作办学条例》的意义与问题

颁布中外合作办学条例，对于规范、指导高等教育中外合作办学，促进教育教学改革，改革人才培养模式，加强国际理解，构建终身教育体系方面，有十分积极的意义。但还存在条例对国内高校到国外合作办学没有效力，对中外合作办学公益化界定不能反映中外合作办学实际，教育行政管理不适应中外合作办学事业发展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