系统论视野中新制度主义与行为主义的局限性

行为主义和新制度主义是两种完全不同的政治学主流研究方法.而从一般系统论的角度来看,这两种方法的主要区别在于它们都只侧重于政治系统运行的不同环节或过程.这两种分析方法在理论上和分析中的局限性都与它们在系统过程中的侧重点不同息息相关.行为主义重视个体行为的决定性,就必然会忽视制度本身的作用;新制度主义立足于研究复杂制度的系统转换过程则不可避免地降低了其研究的科学化程度.     

比较制度主义：历史、特征与价值评析

制度研究历来是政治学领域的重心，新制度主义的兴起推动了学界对制度研究的重新关注。在制度研究被遗忘的行为主义时期，比较政治研究领域中的比较制度主义学派坚守着制度研究的理念。他们对于制度的研究融制度主义与行为主义于一体，形成了独特的发展路径，构建了比较制度主义的理论与方法。比较制度主义强调“比较”在社会科学研究中的重要性，注重制度的结构性差异，尝试打开制度“黑箱”,寻求发展可测试的制度理论。偏重经验的制度分析以及对制度科学化的关注使比较制度主义学派研究成果颇具学术影响力。对比较制度主义的历时考察与特征分析，将有助于发掘新的制度主义演进脉络，丰富制度主义的知识基础，推进制度研究的理论化进程。     

理念与制度:新制度主义政治学的最新进展

新制度主义政治学的兴起有着学科发展的需要和政治实践的需求.当前它的发展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深化各个流派的实证研究,力图通过案例分析寻求更合理的解释框架;二是拓展新的研究领域,如网络制度主义、制度程序主义;三是弥补制度分析的不足.理念与制度的结合有利于更为全面地解释制度变革的动力和过程,同时它也面临着核心分析概念的选择、理念的含义变动性等难题.     

后行为主义政治学述评

后行为主义政治学是西方社会矛盾尖锐化的产物,它的兴起同新实证主义哲学思潮的衰落也有着密切的联系。后行为主义政治学在对行为主义政治学进行批评、修正和补充中,主张价值与事实的不可分割,主张政治学科“政治化”,重新肯定政治哲学及其方法在政治研究中的地位,主张政治科学向政策科学转变。在后行为主义阶段,当代西方政治学积极倡导理性选择论,并把生物政治学当作克服行为主义危机的一条最新出路。批判地研究当代西方后行为主义政治学的理论成果,对于我们创建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理论体系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结构、历史与行为--历史制度主义的分析范式

历史制度主义既是当代西方以经验为基础的政治科学的主要分析范式之一,也是新制度主义政治学内部的一个重要流派.历史制度主义一方面继承和改造了政治科学中的旧制度主义,而且还在对行为主义作出反思的基础上承接了集团理论和结构功能主义的一些分析视角,同时吸纳了历史社会学的有关理论资源.历史制度主义的分析范式主要体现在它的结构观和历史观上,在结构观中,历史制度主义一方面强调了政治制度对于公共政策和政治后果的重要作用,另一方面也极为重视变量之间的排列方式;在历史观上,历史制度主义注重通过追寻事件发生的历史轨迹来找出过去对现在的重要影响,强调政治生活中路径依赖和制度变迁的特殊性,并试图通过放大历史视角来找出影响事件进程的结构性因果关系和历史性因果关系.历史制度主义一方面通过新范式的建立而架起了政治科学各分支的沟通桥梁,开辟了政治科学研究的新空间,另一方面也存在着一些亟待解决的矛盾.     

新制度主义政治学的流派划分与分析走向

新制度主义的流派划分及其整合潜力是目前新制度主义研究的一大热点。总体而言 ,新制度主义的流派划分方式可以归纳为七分法、四分法、三分法和二分法 ,其中被学界广泛接受的是三分法。这些划分方式的一个明显缺陷是忽视了新制度主义发展过程的一股重要潮流。在对目前流行的各种划分方式作出系统评估的基础上 ,本文提出了一种新的流派划分方式 ,并且认为 ,这种新的划分方式将更有助于寻求新制度主义内部的整合潜力。     

新制度主义： 理论评述及其对组织研究的贡献

制度研究是当前国际社会科学界研究的热点，其主要研究领域涉及到政治学、社会学、心理学和管理学等。在20世纪70年代，组织被引入制度研究领域，并且获得了学术界广泛的关注。本文系统回顾了制度研究的发展历程，对新制度主义及其对组织研究的贡献进行评述。     

制度变迁的动力、特性与政治发展

尽管新制度主义的不同流派对制度、观念、主体以及它们之间关系的看法存在差异,但他们都认为制度变迁的动力产生于制度变迁主体的预期.理性制度主义的最新成果认为,这是主体学习的结果,个体在竞争压力下、在实践的学习活动中可以产生对新制度的构想,而历史制度主义则认为这是历史的制度和观念作用于主体的结果.就制度变迁的特性而言,差异性与同构性是制度变迁的基本形式,也是一对矛盾统一体,在差异性的基础上观察同构性和在同构性的基础上观察差异性是判定制度变迁的有效方法.制度变迁与政治发展是交织在一起的,从政治发展的角度来解读制度变迁可以丰富我们对这一理论的认识.     

美国行为主义简介

行为主义,又名政治学行为研究法,是利用行为科学(主要包括社会学、心理学、人类学、经济学和生物学等)的理论和方法来研究政治的一种方式。它从本世纪初在美国产生以来,经过几十年的奋斗,到六十——七十年代得到了很大的发展,终于在“争取被接受的战役中取得了胜利”。本世纪以前,在政治学领域里是传统主义的研究方法占据着统治地位。这种方法即是通过历史的、哲学的、制度的和法律的途     

APEC制度创新的效率分析

目前对APEC制度研究的较少 ,专门就制度创新的效率进行分析的更少。本文在分析新古典主义的制度标准和缺陷的基础上 ,整理了新制度经济学的关于效率标准的看法 ,即有效的制度创新应该是 :有利于减少交易成本、有利于创新的产生、具有灵活性和长期意义、在现有不可避免的条件下能够实现最优化。进而用它来评价APEC的制度创新 ,认为自主自愿、开放的地区主义、灵活的渐进主义是有效率的     

论政治学的学科性质及与政治哲学的关系

政治学的学科性质属于人文艺术学科,而不是什么科学.用科学至上主义的方法去研究政治学,其后果必然是把人当作无生命的东西来看待.政治学知识和政治智慧是一种独特的人文知识、人文智慧.这种人文特性要求政治学研究方法必须是人文主义的.政治学研究的最佳视角是把公民之闻的关系理解为一种广泛的博弈关系.政治学研究的对象是:国际政治关系、国内公共事务和公民的政治参与.政治学与政治哲学之间的关系并非"实然"与"应然"、事实与价值之间的关系.政治学是研究特定政体内的政治行为目标与其手段间的关系;政治哲学则是研究与社会类型相匹配的制度规则的价值观.政治正义是政治学研究的核心命题;而规则正义却是政治哲学研究的核心命题.政治哲学是独立于任何哲学派别的;它所提出的制度价值规范是政治学进行政治行为分析评价的伦理基础.     

地方政府合作协议的新制度主义分析

地方政府合作协议是一种博弈均衡的结果,在表现形式上具有多样性,在拟定和执行上体现着制度与人的互动。因此,可以把地方政府合作协议纳入新制度主义的视野中进行分析。根据新制度主义理论,合作协议存在的缺少民主参与、内容不完善、约束力不强等问题是由路径依赖、制度缺陷以及制度结构不合理引起的,完善地方政府合作协议的方向应该是建立＂良好的制度＂。     

西方政治学研究方法的逻辑发展——行为主义政治学方法论述要

行为主义政治学方法论是在19世纪中期以来西方文化、哲学、科学发展的推动下形成的。它以行为科学的研完方法为其基础,以反理性主义、科学主义两大哲学思潮为其理论根据,以逻辑实证主义作为统一研究方法和研究对象的工具。它引起西方政治学的巨大革新:科学化、动态化和科际化;但由于其自身缺陷形成的种种消极因素而导致后行为主义革命,使当前美国政治学研究方法趋于多元化。研究它的利弊所在,对发展我国社会主义政治学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一致性与差异性的均衡——对约翰·奥尔森欧洲一体化研究的述评

约翰·奥尔森是新制度主义学派的重要代表人物。在政府间主义和新功能主义就“什么是欧洲一体化的动力”问题长期争论不休之时,奥尔森从其一贯的制度思维出发,为该问题提供了一个折中的答案。从一致性／差异性均衡、欧洲统一的演进和政治秩序的转化等三个角度,对奥尔森近年来所做的研究进行梳理,说明制度在词和一致与差异、实现政治秩序转化中起关键作用。     

二十世纪西方国际政治学:论争与超越

西方国际政治学是本世纪逐步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其发展经历了三次大辩论：理想主义与现实主义之争，传统主义与行为主义之争，新现实主义与新自由主义之争。经过辩论，国际政治学不断实现着自身理论“范式”的转换和理论形态的更新，并逐步发展成一门系统的自主性学科     

新制度主义在中国的局限性分析

西方的新制度主义在中国的影响越来越大,正在被当做一种普遍的方法论来使用。但用它来分析中国的政治经济时是有局限性的,如“制度迷信”,难以反映中国经济制度与政治制度的特殊关系,理性人假设不适用,国家悖论与中国的执政理念不符等等。     

理性主义与建构主义:国际政治经济学的折中方法

国际政治经济学主要借鉴的是作为发达社会科学的经济学的研究工具,其主要的基本假定包括经济人假定、稀缺性假定、国际无政府状态和不确定性,其主要的理论工具有新制度经济学、公共选择理论以及理性选择理论,其核心概念是利益和制度等。但是国际政治经济学的研究目前也已经出现了建构主义的转向。本文认为,对于国际关系的某些问题,特别是国际经济政治学中的一些问题,我们应该采取物质主义和观念主义相结合的方式进行分析。正是基于这点考虑,本文试图在物质因素和观念因素之间寻求一种折中,从而寻求理解国际政治经济学的第三条道路。笔者承认,国际制度的建立和存在,主要是基于各个国家对于本国物质利益和观念两个方面的共同考虑。作为单一理性人的国家,在考虑建立和发展国际制度的时候,自然考虑了物质层面的因素;但当集体行动的逻辑不断加强的时候,国际制度就可能瓦解;但与此同时,观念也在国际制度的建构中起到了重要作用,可以将其分为共有/私有观念、积极/消极观念转型等四种。它们的排列组合也有四种形式,每种组合对于国际制度的影响各不相同。当(I)共有观念和积极的观念转型共同占据主导地位时,国际制度将迅速建立、发展和巩固;当(II)私有观念和积极的观念转型共同占据主导地位时,国际制度将迅速瓦解和去功能化;当(III)共有观念和消极的观念转型共同占据主导地位时,国际制度能够建立和发展,但发展缓慢;当(IV)私有观念和消极的观念转型共同占据主导地位时,国际制度将无法正常运作,甚至可能瓦解。本文试图从两个国际制度(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发展过程以及新中国对于国际制度的态度演变)在不同时期的发展变化入手,对本文论点进行相应的论证。     

生物政治学简介

生物政治学(Biopolitics)是西方政治学领域中出现的一个新的流派。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西方政治学界,尤其是美国的政治学,发生了所谓的“行为主义革命”。行为主义政治学企图使政治学研究更加科学化,主张大量运用精密科学手段研究政治现象,重视人的行为因素。从某种意义上讲,行为科学的研究丰富了人们对人类政治行为的知识,从而也意味着某种生物政治学方法的产生。较早提出关于生物政治学观念的是美国政治科学家A.索米特(Arbert Somit)。索米     

非正式制度对苏联体制选择的影响

文章首次运用当代制度经济学有关非正式制度因素理论，对前苏联社会主义制度的形成直到瓦解作了学理上的分析，将理论视角从政治学转向制度经济学及文化学，不失为一种有价值的尝试。苏联传统社会主义的建立正是马克思主义所提供的理论理性与传统非正式规则在人们行为选择上收到的异曲同工的一个社会效果     

中国关于新制度经济学意识形态的理论解读及其评价

新制度经济学探讨了意识形态的内涵及其制度性功能、成功意识形态的特征、在维持国家稳定中的作用以及意识形态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等.中国学者对新制度经济学意识形态的理论解读主要涉及意识形态与理性选择的关系、意识形态功能实现的内在机制及功能限度、意识形态与人力资本的关系等.此外,学者们还对诸如意识形态起源、意识形态产生差异的原因、意识形态成本等问题做出了与西方学者不同的诠释.总体而言,我们对于该理论引介和阐释较多而应用较少,其实新制度经济学意识形态理论弥补了中国传统意识形态理论重政治与社会功能而轻经济与管理功能的不足,可以用其来分析中国很多的现实问题,为我们理解当代中国制度变迁提供新的视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