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型关大捷与日本的十月方略之受挫

1937年8月13日日军向上海发起进攻后,18日,军令部总长、参谋总长晋谒日本天皇。天皇问:战局不断扩大,有无办法在集中兵力重点给中国以大的打击下,以和平方式迅速收拾时局。两位总长回答说:在陆海军两统帅部充分研究后奉答。经陆、海军统帅部反复讨论,三天后,两位总长复谒天皇,对天皇18日垂问作出如下奉答:确保平、津地区安定,同时对位于河北省中部的中国军队以痛击;确保上海,使中国丧失经济中心,同时对中国实行海上封锁,以威胁中国军队的生存;以上决策力争10月完成,估计那时可能使中国屈服而获得结束战争的机会。据此,天皇于8月31日下达敕令:三个月灭亡中国。这就是日本的“十月方略”。 为贯彻这一方略,1937年9月2日,日本陆、海军中央部及外交事务当局作出《处理中国事变纲要》:10月举行华北会战,歼灭位于河北省中部的中国军队33个师;与此同时打下上海;然后与中国谈判和平(和平条件略)。 9月4日,华北方面军司令官寺内寿一大将到达北平就职。辖兵力20余万人,部署华北会战。与此同时,国民党华北方面第1、第2、第5战区战斗序列亦已组成:第1战区(平汉路方面),司令长官刘峙,所辖25个步兵师、两个步兵     

律令制体系下天皇的服饰

对隋唐政治、经济诸制度的参照后,日本建立了律令制国家,进行了一系列的社会改革。服饰改革也是其中的重要一环。本文通过史料探索律令制体系下日本天皇的服饰。从形制上分析了与中国“衮冕十二章”的异同,然后从政治、民俗角度分析中日两国冕服制度的差异和原因,最后介绍日本学术界的观点,阐述日本衣服令的实质。     

今天我们如何看待中国古代社会的知识人？——从知识人与知识分子比较谈起

本文以说明中国古代社会有无知识分子这个问题为契机,讨论了知识人与知识分子的异同,也揭示了中国古代知识人之特征。本文认为,知识分子是指19世纪从法国人左拉出现以来的一个特有知识阶层,其最大特点是,除了用知识为己谋生或为自己政党、国家和民族等谋利益外,还有一种淡定的超越精神和勇敢的担当精神。他们愿意也能够在与社会公义和人类公义相关的公共事件或重大事件中＂做声＂。如果用这个标准来衡量,中国古代显然不可能有知识分子出现而只有大量的知识人。中国古代知识人是宗法制和皇权主义专制的产物。这个体制使所有知识意识形态化,也使所有知识人侏儒化。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大众化关系论析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必定同时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大众化,即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语言的大众化,使之为大众所理解和接受;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目标的大众化,使之成为大众的自觉追求和理想;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实践主体的大众化,使之成为大众自觉参与和实践的运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大众化的分离是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片面理解造成的;对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误解是马克主义中国化与大众化无法统一的另一个重要原因;中国社会的先进分子或政治精英阶层对自身精英身份的执着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大众化不能统一的基本原因。     

马克思人本理念的基本视界

从人的社会实践活动出发,根植于人的现实存在和社会本质,科学地界定人,使抽象的人本思想现实化,使虚幻的人本理念客观化,是马克思人本理念的坚实基础;关注人的命运,勾勒人的命运轨迹,描绘人未来美好的愿景,使人从现实的各种奴役、束缚和压迫中解放出来,实现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是马克思人本理念的丰富内涵与价值取向。     

日语授受动词恩惠意识研究

日语授受动词由于其蕴含了＂内外意识＂、＂恩惠意识＂、＂上下关系＂等日本特有的文化,使非母语的外国学习者掌握起来十分困难。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在于不了解日本社会的历史、文化、习惯等方面的特点造成的。因此,掌握一种语言,切不可忽视语言背后蕴含的丰富文化。明白了中日两国间恩惠意识的差别之后,便应该从母语和本国文化的束缚中摆脱出来,体会日本文化、历史等方面的特点,以便更加精准地使用这种语言。     

试揭北京故宫的难解之谜

北京故宫占地72万平方米,是世界上最大的皇宫。故宫内有9999.5房间。为什么不建整整的一万间,偏来个半间房?多少年来,人们对这个难解之谜进行过种种猜测,可谁也解不透。对人们的解释笔者见过两种: 1、用神话传说解谜,说故宫造9999.5间房,是因为天上玉皇大帝的宫殿(天堂)为一万间,人间天子(皇帝)怎能等同天皇?这种猜谜,离奇之谈,不敢苟同。 2、用中国传统思想解谜,说原因是受“谦受益,满招损”的思想影响,特地不使房间上万的,这种猜谜,不能说没有合理部分,是否简单表象化?     

日本武士家训中的儒学思想

日本被认为是深受中国儒家思想影响的国家,但是,随着中日不同社会结构的历史演变,日本儒学在许多方面具有与中国儒学不同的性质。武士家训就反映了这一点。儒学自5世纪初传入日本,即为统治阶级所学习。江户时代,武士谨言慎行、遵守礼节的自律与儒家道德相结合,修身之诫在家训中占很大比重。值得注意的是,由于两国社会状况的差异,日本儒学的内涵并不能完全与中国等同视之。     

中介关系:走出中国传统社会关系伦理化困境的关键--梁漱溟社会结构理论研究之二

与西方社会关系的间接化、抽象化和普遍化相比,中国传统社会关系伦理化使关系本身具有间接的、抽象的和普遍性特性.它造成了关系对社会组织和本应是权利主体之个体的消解、公共领感私人化和权力一元化的社会政治结构.由于历史的惯性,这些问题仍存在于当代中国社会.虽然梁漱溟看到了中国传统社会伦理化关系所带来的困境,但是他本人坚持中国传统社会伦理礼俗中蕴涵着理性精神而试图重建礼俗社会.然而,正像尺子不能度量自身,中国社会要走出伦理化关系的困境,决不能再回到礼俗社会,而必须从人的对象化活动出发,建立起现代法治社会的必然前提客观中介、公共空间和一系列相关的法律制度.     

法治的市民社会视角

当代社会的法治建构是现代化建设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但由于现代化理论侧重于政府主导的作用,从而不能为法治建构提供一个妥当的解释模型。有鉴于此,需要从市民社会理论出发,从政府与社会良性互动的角度来分析中国的法治建构。尽管由于＂乡土社会＂成分的存在,用市民社会理论分析中国法治处于一种＂规范性＂与＂事实性＂的张力之中,但从＂参与者＂视角出发可以化解此矛盾,为法治建构提出一种＂中国式市民社会＂理论。     

近代中国立宪改革失败根源探析——基于中日近代宪法的比较

日本近代化的最大成功之处是宪政政体的确立,虽然是君主立宪制,天皇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威,但并无至高无上的权力,其权力受到宪政的约束,这不同于东方社会传统的一统天下的专制王权体制。这一不同,为日本在诸多方面推进近代化创造了条件,提供了机会。而中国清末的立宪改革尽管意义深远,但是具有保护性、有限性、防御性和贵族性。从中国清末制度变迁的进程来看,清政府政治转型的阻力,一是来自于既得利益者对变革的抗拒,二是由于清政府自身欠缺领导改革的能力。     

南京暴行:日军行为背后的制度安排

"模拟血缘关系"的属性使日本人极易形成集团的集合及等级观。其在军队的表现形式为:内部虐待盛行与为"家庭成员"复仇的现象并存。饱受虐待的士兵在异国他乡往往对外族人表现出加倍的暴虐;"家族国家"的民族主义具有种族主义的色彩,因而日本士兵普遍对中国人持歧视和鄙夷的心态;以神话、绝对化、家长化为特征的天皇体制使中间权力相对化,这使得日本各级军官及士兵在战场上常常表现出异常的"主动性"。在上述"制度安排"的综合作用下,在经历了上海血战后,当南京守军拒绝不战而降时,南京暴行也就在所难免。     

从“分”看荀子哲学中的“他人”思想

荀子哲学中的＂他人＂思想主要体现在关于＂分＂的论述中。一方面,他通过＂天人之分＂,将人从神秘化之＂天＂中分离出来,凸显了个体的独立存在与价值,在确保人类主体地位的同时,赋予＂他人＂以个体的独立性。＂他人＂对于＂我＂也是独立的,不能被同一化,因此,＂我＂与＂他人＂的关系自然成为荀子伦理思想的主要内容。另一方面,荀子通过人类社会的＂明分使群＂,超越孔孟儒学中＂我＂对＂他人＂道德伦理示范的单向维度,提出了具有现代＂他人＂思想内涵的＂我＂与＂他人＂各尽其职、和合相宜的伦理思想。荀子的＂他人＂思想对于消融当下社会矛盾与冲突、构建和谐社会具有重要的理论借鉴意义。     

从古典“技术”的本质看现代技术的无根性——以庄子的“技术”思想为例

作为一种解蔽方式,古典＂技术＂优游养德、通达大道,它不仅统一了＂成己＂与＂成物＂,也使＂人之性＂与＂物之性＂得到了充分的展开。相反,现代技术由于先天的观念缺陷和在世态度的无根性,既虚无化了物,又桎梏了人的自由。欲解现代技术之蔽,实现人与自然的全面解放,唯在于人的生存态度的根本转变以及人与自然之间真诚平等的对话。     

文化心理传统与社会发展——近代中、日学习西方文化的比较研究

中国是人类文明发源地之一,直至近代以前,她始终是世界上一个先进、富强的大国。可是到了近代,她落后了,甚至落到了以前一直相对落后于自己的东亚近邻国家日本的后面,这不能不使人为之震惊。长期以来,不少学者专家致力于探索近代中国落后原因的研究,他们将中国与西方国家对比,更将中国与日本对比,通过比较研究,确实发现了不少问题。影响近代中国社会发展的原因不少,有政治方面的,有经济方面的,还有思想方面的;而思想方面,特别是文化心理传统方面的原因,往往没有得到人们充分的重视和研究,这方面的研究又恰恰是具有重要意义的。本文试图通过对近代中、日两国学习西方文化历史过程的比较研究,说明文化心理传统对近代社会发展有着不容忽视的重要影响。     

农民工的社会分层及其权利实现

基于农民工在个人能力、个人需要及个人意识方面的自身特点,造成其位居中国社会分层格局中的弱势序位,使其平等权利受损。在此前提下,由于中国社会在＂身份＂与＂契约＂之间的徘徊,而致其从内部催生了社会资源配置体系的偏颇建构,由此导致农民工平等权难以实现。为此,以科负国家义务为主,并辅以社会、农民工承担相应义务,进而改变各方主体行为的运行方向,不失为实现农民工平等权利的方略。     

继承与嬗变——中国命名文化对日本的影响

本文结合先行研究，从命名的依据、命名的原则与忌讳以及命名的意义几个方面对中日人物命名进行分析研究，认为受汉文化的影响，日本人的命名继承了中国的依据与原则，但同时也发展出了自己独特的一面。日本社会独特的单一民族，长期的农耕文化，培育了日本人浓厚的集团意识，这种集团意识追求血缘关系的泛化与拟制化，反映在命名上，日本的排行是家庭个体排行与跨越宗族关系的社会泛性排行的结合体，实现了经纬交织，而中国的辈字则以家庭为依托，衍射宗族但无法跨越宗族；在命名的意义取向上，中国人习惯上倾向中庸之道，特别注意含蓄谦逊，而日本人更倾向于自然、单纯，因此姓名中包含了一些中国人看来很奇怪的用字。     

从《新结婚时代》看当代中国家庭伦理观的冲突与变迁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中国的家庭伦理观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家庭伦理电视剧《新结婚时代》真实描绘了现代社会中＂城乡结合＂家庭的矛盾,集中展现了现代化进程中家庭伦理观念的冲突与变迁。主要表现为：从家族利益至上到个人自主决定,婚姻越来越成为＂两个人的事＂;从绝对服从的孝,到平等尊重的爱老之情,亲子关系出现民主平等化的趋势;从夫权统治到夫妻平权,夫妻关系日趋平等,相互尊重的要求日益凸显。     

北大和南大学人在“民族复兴”中的人文精神

从＂救亡图存＂到＂民族复兴＂,国家的前途命运与学人群体的存在和发展密不可分。从鸦片战争开始,先知先觉的中国学人,不仅开始了对中国学术的思考,而且开始了对国家和民族命运的思考。这一抉择过程,是中国学人的社会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的淋漓展现。它伴随着血与火的思想激辩、     

警惕日本军国主义死灰复燃

2005年6月28日,日本天皇去塞班岛“慰灵”,向美国人、日本人、朝鲜人的慰灵碑或纪念碑致礼。其意不言自明。然而我国却有学者在电视上赞许之情难抑,称之为“多么人道”。此类学者或许因此而显得“多么人道”,但若想到这与为强盗剪径杀人越货叫好无大差异时,则此“多么人道”又变得“多么不人道”!日本的做法非自今日始,甲级战犯松井石根于1937年8月15日被任命为日本华中方面军司令,指挥侵华日军从吴淞口登陆,一直打到南京,制造了骇人听闻的南京大屠杀,其双手沾满了中国人民的鲜血,对中华民族欠下了永远偿还不清的血债。1938年3月松井复员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