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罪刑法定主义

“法律明文规定为犯罪行为的,依照法律定罪处罚;法律没有明文规定为犯罪行为的,不得定罪处罚”,这是罪刑法定主义在我国刑法中最完整的体现,同时它也是我国1997年刑法修订中确立的三大基本原则之一。它废除了沿用18年之久的类推制度。这对于切实保障公民的人权,完善民主与法制,开辟刑法发展的新时代,具有里程碑的重大意义。     

论罪刑法定原则的人性基础

人性是哲学的基础,也是一切人文科学,包括法学的理论根基,随着刑法学理论的进一步深入发展,罪刑法定原则研究的触须必然要伸向具有终极意义的人性问题。人性有恶的一面,权力也是一种必要的恶,故要对司法权加以限制;人性又有善的一面,因此,人是目的(康德语),应当尊重人所享有的尊严,保障无罪人的生命、自由、财产等权利不受侵犯。这两个方面的统一生长出了罪刑法定的基本精神,即对司法权的限制与对人权的保障,构成了罪刑法定的人性基础。     

论罪刑法定原则的重要意义

随着我国市场经济体制建立和社会情况发生的变化,类推制度已不合时宜,因此,我国新刑法废除了类推制度而采用了罪刑法定原则。罪刑法定原则的确立,贯彻了依法治国的精神,是我国民主化、法制化在刑法方面的具体体现,是刑法典中最突出的进步。罪刑法定的实行将具有非常重大的意义     

论罪刑法定原则的价值取向

本文主要论述了罪刑法定原则与类推制度的内涵以及确立罪刑法定原则的价值取向,同时论述了在我国如何从立法和司法上实现罪刑法定原则.     

罪刑法定原则:视角转换与价值定位--兼论类推思维

罪刑法定原则是我国刑法的基本原则之一,但作为一种传统的司法方法,类推却是法本来的性格,法律思维一直都是类推思维。不能将类推制度与类推思维相混淆,"不法类型"是界定可容许的和需禁止的类推的可靠标准,类推思维不会随着类推制度在刑法中的废除而消亡。同时,罪刑法定原则不应只停留在制度层面上,更重要的是给予其正确的价值定位,并培养与之相适应的权利观念的土壤,以真正使罪刑法定的价值内涵得以实现。     

罪刑法定原则的扭曲与再启蒙

罪刑法定原则自诞生以来就成为刑法上一项不可动摇的根本原则,对于限制国家刑罚权的恣意发动起着不可或缺的作用。换言之,罪刑法定原则对于保障国民的自由和权利起着不可攻破的屏障作用。但是,罪刑法定原则在立法上得到承认,并不必然意味着在司法上得到良好的遵守,罪刑法定的观念还远没有深植固化于人们的内心。无论是在理论上还是在司法实践中,都出现了对罪刑法定原则的种种扭曲和误读,因此有必要对罪刑法定原则进行再启蒙。     

论罪刑法定原则的司法保证

罪刑法定原则虽在理论界和司法实务界,没有引起任何异议,但无论是在立法上还是司法实践中,罪刑法定原则还远远没能彻底贯彻.     

关于罪刑法定原则的若干探讨

文章从三个方面对我国新刑法确认的罪刑法定原则作了探讨和论述。作者认为，罪刑法定原则是促进全人类文明、进步、民主的世界性刑法原则，对我国发展市场经济、保障人权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罪刑法定原则由资产阶级所创制，但我国新刑法却首先最完全、最彻底、最真实地体现了这一原则；罪刑法定原则在我国刑法基本原则中居核心地位，是其它基本原则的前提和基础。     

罪刑法定原则之再思考

我国现行刑法确立了罪刑法定原则,这对于加强我国的民主与法制建设,促进法治国家的实现无疑具有积极而深远的意义.然而,由于受传统法律文化、社会历史条件以及立法水平等诸多因素的影响,我国现行刑法对罪刑法定原则的规范并非尽善尽美.为此,有必要从罪刑法定的基本法理、价值取向诸视角,对罪刑法定原则存在的内在冲突加以阐述,并在此基础上提出解决其冲突的建议.     

论古代中国罪刑法定的萌芽

罪刑法定是产生于西方的刑法原则.古代中国是否存在罪刑法定,学界存在长期争议,这需借助西方法律知识加以把握,更需以理解、尊重古代法律文化的心态进行解读.罪刑法定思想及其实践在我国争鸣时期萌生后,对唐、清等各个朝代的法制产生了深远影响.     

罪刑法定原则与教育犯罪

教育设施重大安全事故罪,是我国新刑法典增设的一个新罪名。它的设立,不仅反映出罪刑法定原则在我国刑法中明确得到确认,而且为我国开展教育犯罪的研究,提供了理论依据和探索空间。     

罪刑法定原则视野下的刑事和解法律规制

罪刑法定原则与刑事和解存在思想基础、蕴含价值和适用法律规范上的冲突,但两者都因其内在价值而受到人们的广为推崇。我国适用刑事和解应遵循罪刑法定原则．明确刑事和解的适用范围。加强对刑事和解的动态监督,以最大限度发挥刑事和解的效能。     

论罪刑法定原则的理论基础

罪刑法定原则自其产生发展至今,已成为各国刑法普遍确认的基本原则,一些国际人权条约也对该原则予以肯定。启蒙的自由主义思想、三权分立思想和心理强制说为罪刑法定的诞生奠定了理论基础,但随着理论的发展和社会的变迁,这些思想已经衰落。现代为罪刑法定提供理论支持的是民主思想、法治思想和人权思想。     

罪刑法定原则下的刑法解释

刑法解释是刑法适用的基本途径,而司法实践中是法官把抽象的法律规范应用于具体的案件,故法官是刑法解释当然的主体。笔者认为应从外在和内在两个方面来规制法官的刑法解释权:外在规制是通过罪刑法定原则和遵循先例原则来实现,内在规制是通过树立法官对法律的信仰和法官对法律文本的尊重来实现。     

罪刑法定原则与刑法司法解释的冲突和协调

修订后的<刑法>第3条规定:"法律没有明文规定为犯罪行为的,不得定罪处刑."这就是理论界所称的罪刑法定原则.罪刑法定原则"为公民自由与国家刑罚权之间划出了一条明确的界限,它有利于对公民个人权利的保障,是社会主义法制原则在刑法中的直接体现"[1].罪刑法定原则的法典化获得了刑事理论界和实务的普遍赞誉,它标志着我国的社会主义法制建设正在逐步走向成熟与完善.罪刑法定原则作为一项刑事立法原则,也是一项重要的刑事司法原则,对刑事司法活动起着指导作用.而刑法解释是"对刑法的含义给予更准确、更明了的提示和说明."[2]刑法司法解释作为对刑法规定的一种阐述运动,在司法活动中起着普遍性的刑法规范运用于具体案件的沟通作用.在司法实践中,一方面,根据罪刑法定原则,司法人员必须忠实了法律,严格依法办事,不得任意解释刑法;另一方面,司法人员在处理具体案件的过程中又不可避免的掺入个人的法律意识.立法上罪刑法定原则的确立与实践中刑法司法解释的盛行之间的矛盾与冲突使刑法理论界不得不冷静下来重新审视罪刑法定原则的意义,并探究罪刑法定原则与刑法.司法解释之间的关系,以期从二者的冲突中寻求能够协调二者关系的最佳途径.     

罪刑法定视野下犯罪学与刑法学关系的研究

刑事一体化作为一个矛盾综合体 ,其各要素之间地位作用如何直接决定着整个矛盾体的性状。犯罪学与刑法学的关系在刑事一体化这一综合体中是主要矛盾。罪刑法定原则是刑法学的价值所在 ,而犯罪学的研究亦应遵循这一人权保护原则。在罪刑法定原则视野下处理犯罪学与刑法学的关系 :应以刑法学为基础 ,以犯罪学为先导 ,正确处理二者之间的辩证关系 ,这对于刑事立法与刑事司法也有着重要的指导意义     

“积极罪刑法定”质疑

我国刑法第三条前段规定的“积极意义上的罪刑法定原则”不符合罪刑法定原则的内在精神,仍然体现了传统的国家本位的思想;在司法实践中不能够而且也不应当“有罪必罚”,法律缺憾的客观存在要求司法者有一定的自由裁量权;刑事政策中的“事实上的非犯罪化”在实体和程序两个方面的展开,更是对“积极罪刑法定”提出了严重的挑战。基于以上三方面原因,可以得出结论:刑法对“积极罪刑法定”的规定是不合适的。     

再读罪刑法定原则——从罪刑法定原则与刑法功能的关系出发

罪刑法定原则作为刑法的三大基本原则之一，对整个刑罚体系的构建发挥着基础性作用，因此正确理解罪刑法定原则就显得尤其重要。本文通过对罪刑法定原则的作用与刑法功能的比较分析，阐明了罪刑法定原则区别于刑法的双重功能，仅具有保障人权的单一作用，并基于此对我国刑法的相关条文提出了自己的修改意见。     

罪刑法定原则下刑法调控范围的特点与趋向

罪刑法定原则是人类理性觉醒和犯罪观、刑法观转变的成果;罪刑法定的制度化、法律化使刑法的调控呈现出制刑权专属性、刑法谦抑性、罪刑规范的明确性、刑法规范体系的不周延性、刑法调控范围由开放走向封闭等特点;罪刑法定原则使刑法的宽容程度提高,其人道性增强,但要防止刑罚不足现象的出现。     

罪刑法定原则立法、司法化的观念误区与反思

罪刑法定原则有着深刻的思想内涵,其内容和价值蕴涵需要刑事立法、刑事司法一以贯之。罪刑法定旗帜下易形成的法律神话、法律万能的观念,对刑法渊源、刑法机能、罪刑法定原则价值的误认以及传统的社会本位观念构成我国罪刑法定原则立法与司法运作的极大阻碍;辨证、民主的刑法观是罪刑法定原则得以贯彻的重要保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