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初期中苏易货借款述论

全面抗战爆发后,苏联率先为中国提供易货借款,支持中国反抗日寇侵略的正义战争。本文考察三次易货借款发生的时代背景、款项的支用情形及中国政府的偿债安排与努力,认为:苏联提供的易款对中国的抗战事业弥足珍贵;中国抗战之初外交困顿局面的改观以及战时国际强国地位的逐渐取得,借款功不可没。     

试析《塘沽协定》的签订

<正> 《塘沽协定》是国民党政府(名义上是华北军事当局)在热河失陷、长城抗战失败、日军威逼平津的情况下,在1933年5月31日与日本侵略者签订的一项丧权辱国协定。《塘沽协定》签订后,举国震动。中国共产党及爱国人士谴责国民党的这一行动是投降卖国,国民党政府则强调这是“军事停战协定”,是“为久劳之军队,穷困之人民得以苏息”。那么,《塘沽协定》的签订究竟起于何因?是何性质?当时及现在均无人作过探讨,本文拟提出一些粗浅的看法。(一) 国民党政府与日本侵略者签订《塘沽协定》,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原因。抗战失败主义是军事方面的原因。“九·一八”事变时,蒋介石说过:中国“枪不如人,炮不如人,教育训练不如人,工厂不如人,拿什么和日本打仗呢,若抵抗日本,顶多三天就亡国了。”1933年长城抗战期间,蒋介石在南昌“剿共”总部对部队训话时说:“如果我们以现在所有的部队,统统加到长城一带阵线上去求决战,这一决战下来,当然是我们     

抗战初期苏联援华政策的几个问题

<正> 1937年“七七事变”至1941年苏德战争爆发期间,苏联在对华政策方面推行的是援华政策。关于苏联援华政策,史学界论述不多,很有进一步深入探究的必要。一、苏联为何不出兵援华? 早在“七七事变”前的1935年底,苏联就和南京政府讨论过中苏军事互助问题,因种种原因,未能达成协议。“七七事变”爆发后,蒋介石认为中苏有共同的利害关系,苏联不会袖手旁观,因而寄希望于苏联出兵援华。1937年7月8日晨,适在庐山的蒋介石召集外交部长王宠惠及孙科商讨对策,认为“欲抗战,最有关系者为苏联的军械供应及互助协定等问题”。第二天,孙科在同苏联驻华大使鲍格莫洛夫的会谈中,要求尽快签订中苏信用借款及互助协定,以实现苏联对中国的援助。鲍大使回答说,前一点可以商量,至签订中苏互助协定则时已过迟。同年11月12日,在苏接洽援华事宜的中国代表     

“八·一三”抗战中的冯玉祥

“八·一三”抗战期间,冯玉祥任第三战区司令长官,名义上是“八·一三”抗战的最高指挥者,但由于蒋介石害怕冯掌握兵权,多方掣肘,使之有职无权,限制了他指挥战争的作用,不过冯的爱国精神却是蒋所限制不住的。他不顾蒋对他的歧视,仍然不断地提供有利于抗战的建议,并关心抗日士兵的疾苦,宣传“八·一三”抗日英雄的事迹。他对“八·一三”战役中所存在的混乱、腐败现象的揭露和批评,反映了这场战争的一个侧面。冯玉祥虽以第三战区司令长官的职位参加领导过“八·一三”抗战,但他在这期间的事迹却鲜为人知,也未见到学术界的专题研究。笔者不揣浅陋,探讨如下。     

关于保路运动若干问题的辨正--与《重新认识保路运动》一文商榷

探讨保路运动与中国现代化的关系是十分必要的,但萧功秦先生"从现代化的角度重新审视保路运动",使用的某些分析方法、论据、观点值得商榷.从近代中国基本国情看,反帝反封建是现代化的必要前提;从当时历史实际看,确实存在夺路与保路、卖路与爱国之争;"四国银行借款合同"仍属不平等协定;保路运动并非"经济排外主义+地方主义+立宪派";以保路运动为先导的辛亥革命促进了中国早期现代化进程.     

许景澄与中俄四厘借款

四厘借款是甲午战争后，帝国主义列强，特别是俄国政府向清政府承搅的一次数额巨大的借款，在清廷外债史上也是绝无仅有的。四厘借款谈判是由清驻俄公使许景澄出面交涉，由于他的爱国热情和外交努力，使得这次借款，从息扣上看，无论是同以前还是同以后的借款相比，相对而言都是扣少息低。四厘借款大大缓解了清政府的财政危机，也为后来借款提供了扣少息低的先例     

臧克家诗歌语言和体式的演变

<正> 臧克家的诗歌语言风格有个发展变化过程.粗略地划分一下,抗战以前他比较注重语言的雕琢,抗战以后,开始追求语言的朴素美.与此相联系,他的诗歌体式,在抗战以前比较整齐谨严,趋向格律,抗战以后,"比较宽畅了一点",趋向自由体.由雕琢到朴素美臧克家是在苦吟中找到"自己的诗"的.他在《我的诗生活》中回忆早年写诗的情况说:"为了八句诗,我曾整整想了一年."我真象东坡眼中的盂郊一样,成了天地间的一个诗囚了."那时他对语言所下的工夫集中于两个方面:精炼和形象化.     

利息或是股息——资本弱化规则适用引发的定性识别冲突问题

所得来源国适用国内法上的资本弱化规则,将作为缔约国对方居民投资人以债权投资方式'取得的"利息"所得重新定性为"股息"所得课税,由于难以为缔约国双方在税收协定中的股息定义所兼容,容易引起协定适用纠纷.经合组织范本注释为解决此种定性识别冲突,主张来源国将利息重新定性为股息课税,应以债权人实际负担借款企业的经营风险为前提.从我国对外签订的税收协定的实际情况和国内资本弱化税制规定来看,我国税务部门在有关税务行政规章中将超过固定比例的利息重新定性为股息课税的做法并不可取.在缔约国对方根据其资本弱化规则将利息视为股息课税时,我国也并不负有税收协定的义务给予相应的认可和抵免.     

1931—1937年苏联的远东政策

"九一八"事变后,苏联采取"不干涉"的中立立场,这是由于苏联当时国内外条件所限,也是为了达到避战自保的目的.德日防共协定的订立使苏有两线作战之忧,继续保持中立已不可能.<中苏互不侵犯条约>的签订,对中国抗战是极大的鼓励与支持,对日本是一个沉重的打击,苏联也开始走上援华道路.     

试论田汉在中国抗战戏剧中的地位──为纪念田汉诞辰100周年而作

田汉是中国现代戏剧运动的拓荒者之一，也是中国抗战戏剧的奠基者之一。他在中国抗战戏剧运动中堪称楷模，他在中国抗战戏剧创作中竖起了一块丰碑，他在中国抗战戏剧理论上飘扬起一面火红的战旗。一、田汉在中国抗战戏剧运动中堪称楷模1937年“七七”芦沟桥的炮声，震撼了沉睡的华夏大地，震撼了每个炎黄子孙的心灵。富有强烈爱国主义精神的田汉，更是心情激荡，义愤填后。他以笔作刀枪，挥毫疾书，仅用几天时间便创作完成了四幕话剧《芦沟桥》，在南京大华、国民、新都、首都戏院首演，擂响了中国戏剧舞台全民抗战的战鼓。抗战八年，他先后…     

日本的东洋史研究

日本的东洋史研究,中国史占绝对多数。回顾东洋史研究,是按王朝和地域确定研究范围;文学的两大中心东京帝国大学和京都帝国大学有着不同的治学风格;对中国各时代的研究都有代表性的学者涌现。最近证实个别问题的研究较多,题目多种;人们关注新发掘的资料;中日历史学界考察、交流情况越来越多。日本除了在大学增设东洋史专业教育外,还拥有专门的研究机构,刊载东洋史的学术刊物陆续涌现。     

梁启超笔下的谭嗣同——关于《仁学》的刊行与梁撰《谭嗣同传》

谭嗣同被捕就义之前,曾向梁启超表示彼此要像日本明治维新志士月照与西乡那样,分别承担死者与生者的责任。亡命日本以后,梁启超很快将谭嗣同遗稿《仁学》发表在《清议极》上,履行自己作为生者的责任。然而《仁学》的发表颇经周折,多次中断,且有删改,刊载历时3年。与此同时,梁启超写过3篇《谭嗣同传》,其中的内容各有不同。这些不正常的情况,耐人寻味,反映了清末社会历史大变动时期梁启超思想演变的明确轨迹,以及梁启超思想的复杂性和"多变"中的诚实性。     

陈天华蹈海原因新析

陈天华之所以走上蹈海自尽之路 ,主要是因为他在革命与改良两种救国主张之间举棋不定 ,无所适从以至长期处于焦虑、压抑、苦闷之心理状态的结果 ,具体而言是由在他身上体现出来的三对两难矛盾所决定的 ,即感情上倾向革命与理智上倾向改良的矛盾 ;革命派身份与改良派思想倾向的矛盾以及寄望于留日学界与失望于留日学界的矛盾等。正是这三对既相互联系又相互区别的两难矛盾 ,使陈天华这真诚的爱国者在对革命与改良两种救国主张的取舍上陷入了进退维谷的信仰绝境 ,最终不得不选择蹈海自尽之路以求解脱。     

傅作义与内蒙古地区的抗战

傅作义主政绥远后,面对德王的分裂势力和日本的侵略,运筹帷幄,既反分裂,又反侵略,先后发动了绥远抗战、绥南战役、奇袭包头、五原大捷等一系列战役,在全国先后掀起了两次抗日高潮,为抗日战争的胜利立下了不朽的功勋。     

黄遵宪与日本关系研究

黄遵宪是中国近代杰出的政治活动家、维新思想家、外交家和诗人。他的一生,与日本的联系密切,是中国近代第一任驻日本使馆参赞;《马关条约》签订后,负责对日本进行苏州开埠谈判;戊戌维新期间,积极倡导以"日本为师"进行维新变法;罢官回乡后,在家乡积极倡导新学教育和留学日本活动;编纂了近代中国最全面、系统研究日本的著作——《日本杂事诗》和《日本国志》,成为近代中国了解日本的第一人。     

石原莞尔的侵华思想述论

石原莞尔不仅是一个狂热的侵华分子 ,还有一套自己加工制造的侵华理论。 (1)“满洲是日本的生命线” ,必须及早占领 ;(2 )不要急于深入华北地区 ,应集中精力经营“满洲”且持之不移 ;(3)尽快建立以日本为盟主的“东亚联盟” ,借以实现对中国的全面控制 ;(4)对中国的战争应坚持持久战。     

试论13世纪后期忽必烈对丽、日政策及其反应

忽必烈对高丽、日本关系,一方面采取蒙古人传统的高压政策,另一方面也运用汉人儒家的天下秩序观来规范与上述二者的关系。日本却以维护它的国际地位,希望与元平起平坐;高丽则试图在二者之间扮演一种调节者的角色,但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只得也与元联合,对日与元统一行动。     

论梁启超史学的前后期

现代学者大都将梁启超的史学以欧战为转折点分为前后两期,认为无论在史观与方法上,前后两期绝异。梁启超前期提倡进化史观、启蒙精神以及科学的史学,而后期则放弃进化史观,转而关注中国历史文化的特殊性。为了检视梁氏史学是否可以绝然划分为前后两期,我们有必要参照中外学子的研究成果,并按梁氏原著,观察现代史学走向,深入探讨梁氏史学的本质、意义及其转变。其实,欧战对梁氏的影响并不如许多人所说的那样悲观,他的史学思想固然有所改变,但也有持续。晚年他因寄身学院,有更多时间从事读书与写作,史学知识与日俱增,后期可以说是前期的进一步发展。总体而言,梁启超是中国现代史学的拓荒者,主要贡献有二:其一,引进西方的史学概念与方法;其二,凭所知之西方史学知识批判与评论中国传统史学,促使中国史学的现代化。     

日美同盟与东亚区域合作

日美同盟是冷战时代的产物。随着冷战的结束,经济全球化的深入发展,政治多极化趋势的增强,日美同盟在国际社会的角色转型、性质定位正逐步发生变化。日美同盟作为冷战的衍生物,在国际社会尤其在东亚地区的作用并没有削弱,相反却日益强化,这对于当前方兴未艾的东亚区域合作具有双重性的影响。虽然日美同盟对东亚区域合作在某种程度上具有“平衡器”的杠杆作用,但从整个东亚区域合作的整体布局来看,日美同盟的消极作用日益明显,严重阻碍东亚区域合作的发展进程。因此,要推动东亚区域合作,必须正确处理好与日美同盟的关系,积极引导日美同盟发挥建设性作用,规避其消极的阻碍作用。     

谷川道雄先生与魏晋南北朝史研究

日本著名历史学家谷川道雄先生在魏晋南北朝史研究中多有建树 ,他最先提出豪族共同体的概念 ,1970年又与川胜义雄共同系统推出了这一理论 ,在日本史学界引起了一场大辩论 ,这一年也被认为是日本学术界魏晋南北朝史研究中具有重要意义的一年。谷川先生在史学研究中 ,坚持用自己的研究成果来验证先辈的理论 ,坚持研究活生生的人类社会 ,因而在赋予魏晋南北朝隋唐中世说以新内容的同时 ,也建立了自己的研究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