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论明代入监读书和开科取士的得失

浅论明代入监读书和开科取士的得失张建文明代对人才的培养和选拔大略有四种方法，即：国学、科举、荐举、诠选。其中以科举和国学为主要途径。“科举”是进入仕途的基本道路，“国学”则是人才储备和培养的场所。本文拟对明代科举和国学制度的成败得失作一探讨。一、开科...     

明代士大夫“好名”探析

明中后期,士大夫"好名"现象日盛,名实不符、沽名钓誉、门户党争、空谈"好名"者比比皆是。其"好名"动机和缘由,除了儒家立身扬名的传统熏染外,主要是士大夫出于私利和意气,以及考选制度的败坏。对于士大夫"好名",社会各界褒贬不一,皇帝普遍厌恶"好名",并以此作为拒谏理由;明代舆论对浅薄"好名"基本否定;朝臣以"好名"作为攻击他人的借口;而卫道士大夫则为正当"好名"辩护。明代士大夫"好名"问题,是明代社会变动的一种反映;而有关"好名"的争论,可视为士大夫与皇权争夺政治话语权的角逐。至清代,君主借革除明代"好名"流弊的时机,实现了皇权政治全面压倒士大夫政治的转换。     

试论明代的薄俸制及危害

我国明代财政制度中的俸禄制度 ,是典型的薄俸制。本文简要分析了其形成过程 ,揭示了其主要特点 :一是官吏薪俸标准偏低 ;二是采用了折支方式发放 ,实际薪俸进一步下降 ;三是废止历代以来实行的职田制度。本文认为 ,薄俸制的长期推行 ,尤其是在明中叶以后 ,其弊害逐渐暴露 :导致相当一部分官吏不能尽力供职 ,最终败坏了吏制 ,贪污受贿之风养成 ,政治腐朽、腐败不可遏制。薄俸制也与财政困难互为因果、陷入恶性循环。精简官吏员额 ,拉开官俸、吏俸的差距 ,遏制特权阶层无益地耗用国家资财 ,这恐怕就是汲取明代薄俸制教训的启示     

东汉“太学”概论

我国封建时代,长期有国立大学即“太学”的设制,就其兴衰大势而言,太学发端于西汉,盛极东汉,西晋,北魏以后趋于衰落。唐宋以下虽有太学和类似太学的国子监之设,因科举兴起、官学废置无常,象东汉时代那样庞大的高等学校不再复见。故北宋苏轼曾指出:“学莫盛于东汉,士数万人,虚枯吹生,自三公九卿皆折下之。”本文拟就东汉太学有关问题作一论述。     

明代民壮起源考论

民壮是明代武装力量体系中的重要一环,其名最早出现于建文年间;永乐中,广西有类同民壮的民款之设;宣德元年,民壮正式以地方武装的名义出现在广西地区,并逐渐向其他地方扩展,成为明代民兵中最重要、最普遍的一种。民壮的兴起是明王朝完善国防体制,尤其是乡村防御体制的需要,与国家常备军制的败坏以及军事法律制度不健全密切相关。它是在当时复杂的国防与基层社会治安形势下,综合王朝军事、政治、法律等多种因素合力作用的结果。     

汉末党祸与经学教育

经学在汉代政治领域中产生了很大影响,表现出相当突出的人文精神。汉末党锢之祸的出现决不是偶然事件,它与汉代经学教育有着相当密切的关联,可以说充分体现了经学教育在政治上的影响。首先,东汉经学教育繁荣,经学在整个东汉社会已深入人心,整个社会表现出崇尚经学、崇尚气节的风气;其次,从党人的政治思想来看,他们大都深受经学多方面的影响;再次,太学经生的积极参与与太学经学教育方式的影响有密切关系。汉末党锢之祸后,经学的发展、经学之士的思想意识亦受到显著而深远的影响。     

明代中后叶诗文审美新变浅论

明代中后叶诗文创作的审美理想发生了由古典和谐美向近代冲突美的嬗变,其表现有二:一、感情情欲与封建伦理尖锐矛盾的冲突美;二、主体与客体、个人与自然对立的崇高美,而嬗变的实质则是明代社会思潮下个人与社会及其政治人伦神圣理性规范的对抗,是以人的独立个性为前提的内在心灵的自由显现。     

明代廪生释论

廪生是明代地方学校生员类别之一,在整个教育体系中占有重要地位。明代廪生选录方式多样,但以岁、科两试为主,廪生额数有定,但也时有变化。较之增生、附生等普通生员,明代廪生地位颇高,名望甚隆,享有免费食宿、馔堂会馔等礼遇,但明廷对廪生的管理也极为严苛。与其他生员一样,明代廪生虽然可以选择出贡入仕、纳贡入监、中式举人等仕进之途,但此类出路布满荆棘,均非坦途,很多廪生不得不弃巾裂冠,决绝仕途,转而从事塾师、游幕、医士、儒贾、讼师等社会职业,甚至沦为山人清客。     

从汪楫奉使琉球看清初中琉关系

康熙二十二年,清帝有意加强藩属国及海疆管理,命汪楫出使琉球。汪楫一行与琉球国的交流集中反映在汪楫所撰《使琉球杂录》和《中山沿革志》中,其交流活动包括:关心琉球安全问题,向琉球国王提出加强兵防的建议;部颁谕祭、册封仪注不备,重为酌定,仪注详备,且显有变革,为后来琉球使臣效法;对出使旧例与琉球风习进行改革;与琉球能诗之士往来酬唱,将赠答诗汇编成集;鼓励琉球兴办教育,归来代为奏请琉球生入监就学。汪楫出使琉球在清代中琉关系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不仅强化了清政府对琉球的交往,而且大力促进了中琉政治文化交流,在中国文化传播方面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北宋仁宗朝科举改革与“太学体”之兴衰新探

“太学体”是近年来宋代文学研究的热点之一.考察太学体的科举改革背景,有助于了解其兴衰过程.仁宗朝科举策论考试改革,经历了一波三折的曲折历程:策论的重要性由次于诗赋,上升到与诗赋同等重要;范仲淹改革科举,重策论而轻诗赋.在此过程中,出现了太学体,暴露了策论空疏、怪僻的弊端,导致改革失败,诗赋重新在科举中占据首要位置.嘉祐二年,欧阳修借权知贡举的机会排抑大学体,使之彻底消失.     

北宋太学制度与太学生救国运动内在联系初探

北宋太学生救国运动可以说是中国后世学生运动的始作俑者。历来学者曾有评述,但欠缺深入研究。本文从太学制度、太学于官学中角色的变迁、太学师资与太学救国运动的关系入手,探讨北宋太学救国运动的深层原因。     

论东汉前期太学衰微的原因

东汉兴太学的目的是,倡导儒学和培养人才。经过百余年君主的倡导和利禄的引导,儒学独尊的正统地位得以确立。日益兴盛的私学分担着官学培养人才的任务。这些导致了东汉前期的君主不重视太学的建设。东汉仕进制度也给太学带来一些负面影响。这些内外因素导致了东汉前期太学的衰微。     

“毒其心”解

汉王符《洛夫论·断讼》中有这么一段话：“不则其夫妻,徙千里外剧县,乃可以毒其心而绝其后,奸乱绝,则太平兴矣。”《汉语大词典》引这个条文,释“毒”为“伤害”、危害”。笔者认为,该词典未把“毒其心”放在具体的语境中去理解,显属望文生训。先看“不则其夫妻”前的一段文字：“夫立法之大要,必令善人劝其德而乐其政,邪人痛其祸而海其行。请一女许数家,虽生十子,更百赦,勿得蒙一还私家,则此奸绝矣。“王符主张”妇人之行,责令鲜活”,“贞女不二心以数变”,而淫僻妇女,二三其德,不知廉耻,必将败坏社会风气,践踏伦理道…     

被湮没的历史:程颐的学制改革思想研究

北宋中期,王安石在宋神宗的支持下对太学进行了系统的改革,改革带动了太学的发展,但也产生了不利影响,太学生人数过多而人才质量不佳,太学教师出于自保而懈怠教学。于是在以司马光为首的党派当政之后,就开始全面批判王安石的太学改革措施。程颐作为司马光的追随者,在任崇政殿说书期间,针对太学条例提出了自己的构想,他主张减少太学生名额并提高学生住宿待遇,强调太学教师应该参与学生管理,并提出严格律学的入学资格,调整武学的学习内容,增强对儒家经典的学习。然而程颐的学制改革只是停留在理论层面,并没有得以实践。     

近二十年来明代诗学研究综述

近二十年来学术界关于明代诗学的研究 ,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 :一、对明代诗学主要流派的研究 ;二、对明代诗学主要范畴或术语的研究 ;三、探讨哲学与诗学之间的联系。兹依次就相关研究状况作一综述。　　一、关于明代诗学主要流派的研究明代诗学流派 ,以茶陵派、前后七子、公安派受到的关注较多 ,而关注的焦点则是 :这些流派在诗学发展史上的地位如何 ?其基本特色是什么 ?茶陵派标志着明代文学复古运动的开端。 1 980年 ,郭绍虞主编、王文生副主编《中国历代文论选》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 ,第三册选录李东阳《怀麓堂诗话》,其说明云 :“明七…     

明代唐诗选本中“以盛唐为楷式”之现象研究

明初林鸿论诗首倡以盛唐为"楷式"。后高棅将这种主张引入唐诗编选中,标示了明代唐诗选本发展的基本方向。虽然曾一度有选家反对这种"楷式",而竞相为选。但是,选本中"以盛唐为楷式"毕竟是当时的主流趋势。之所以出现这种选诗倾向,则同明代复古派论家基于文章与时高下的论调而建构起来的唐代诗歌史有密切关系。这种楷式最终确立于嘉靖中,并在发展过程中表现出两种具体特征:即以"李杜"为中心的极则楷式与以初、盛唐名家为中心的名家楷式。其"以盛唐为楷式"的终极目的则在于:径直接续盛唐诗歌成就,续写一种经典诗歌史。     

中国古典诗学正变批评的发展及其特征

我国古典诗学正变批评的发展经历了五个阶段,即:唐前为萌生期,唐宋为展开期,元代为转变期,明代为兴盛期,清代为深化期;其特征则主要体现在源流性、主观性、导引性三个方面。     

明代军制建设原则及军事的衰败

本文分两个部分.第一部分阐述明代军制建设的三个原则:“居重驭轻”原则、分权制约原则和屯田养兵原则.着重叙述分权制约在军事机构、官员任命等方面的体现和屯田养兵的目的、制度、成绩.第二部分阐发明朝中叶以后军事上衰败的表现及原因.着力分析屯政败坏的恶果和分权制约原则的各种弊端,这是明代军事衰败的主要原因.最后指出明军事衰败的根源在于专制皇权为削弱武将权势,执行重文轻武政策的结果.     

儒学史上的“治生论”——兼与余英时先生商榷

在儒学史上,元代许衡第一次明确提出了儒者以“治生”为先务的思想。许衡的治生论是基于当时儒者的经济状况而作出的一种应对,表达的是儒者学做圣贤需要先解决生计问题这样一个朴素的道理。作为儒学的一个口号,它的确存在着措辞不当的问题。王阳明从儒学的基本教义出发,对它作出批评与修正。晚明以降,不断有学者对许衡的治生论给予肯定,但这些辩护在策略上都是极力撇清治生与营利的干系,在理论上都没有真正驳倒王阳明。当代学者余英时先生则从王阳明对许衡治生论的批评中解读出明代儒家伦理有了新发展。儒家伦理在明代是否有了新发展,以及这种伦理发展与社会风尚变化之间是否存在某种因果关系,这些问题都有待进一步的论证。     

西夏文《新修太学歌》考释

《新修太学歌》原藏苏联科学院东方学研究所列宁格勒分所,是黑城遗址出土文献中的一种。1986年,日本学者西田龙雄予以抄录并用日文翻译,作为论文《西夏语“月月乐诗”之研究》的一部分,发表在《京都大学文学部研究纪要》第25卷上。这首诗赞美的是西夏仁宗乾祐二十三年(公元1192年)重建太学(国子监)的事情,其中叙述了西夏太学的形制和功用。鉴于有关西夏太学的资料史书失载,近年来的文物考古也没有这方面的发现,所以它仍不失为了解西夏太学的一份绝无仅有的好材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