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离骚》命题新探－兼对“屈原族别初探”的质疑

屈原的伟大诗篇<离骚>命题的含义,历来诠释不一.文章试图对各家之论进行一些探讨.文章既不赞同班固的"遭忧说",也不赞同王逸的"别愁说";既不同意游国恩先生的"乐曲名称说",也不同意龙海清、龙文玉中先生的"苗族语言说".文章认为,"离骚"就是"离忧",也就是"无限忧伤"或"痛忧"的意思.<国语*楚语>云"德义不行,迩者骚离."骚离"就是"离骚".屈原用此楚语命其诗篇名,也正含有"亲者痛、爱国情"之意.     

“离骚”题辩

关于“离骚”的题义,自汉以来,说法不一。司马迁在《史记·屈原列传》里说:“离骚者,犹离忧也”。班固在《离骚赞序》中云:“离,犹遭也;骚,忧也。明己遭忧作辞也”。王逸在《楚辞章句》里道:“离,别也;骚,愁也”。而近人呢,又有把“离骚”训为“牢骚”的。究竟哪种说法妥贴,除了上述说法,是否还可再作别的解说? 对“离骚”这个诗题作如何的解释,关键在于对它们的训诂,其次还要考虑到全诗的意     

关于“摄提”的考究

古今研究《楚辞·离骚》的学者,对于《离骚》中“摄提”一词的解说,大多数是趋向一致的。“摄提”者,是指屈原出生的年分--寅年。顾炎武《日知录》说得很明确:“摄提,岁也;孟陬,月也,庚寅,日也;屈子以寅年寅月寅日生。”陆侃如在其《楚辞选》中说:“摄提,是寅年的别名。”     

《离骚》文体风格比较探源

自《楚辞》产生以来,历代学者对其风格有过许多表述。对《楚辞》风格的种种表述有一个共同的源头,那就是以司马迁、班固和王逸为代表的汉代学者对《离骚》的总体风格的论述。司马迁以"兼"确认《离骚》的总体风格。班固以"弘博丽雅"定位《离骚》的总体风格。王逸以"博远"概括《离骚》的总体风格。以世界诗学为参照系对这些学说进行辨析,有助于我们认识《离骚》的总体风格,也有助于认识《楚辞》和整个诗骚传统,从而推动当代中国文论话语的建设。     

对于《离骚》题意等几个问题的商榷

一、《离骚》的题意对"离骚"二字的解释,自汉代以来,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具有代表性的说法约有四种.(一)离忧这是司马迁的解释.《史记·屈原列传》:离骚者,犹离忧也.大概他是因为《九歌·山鬼》里有"思公子兮徒离忧"之句,"离忧"较好懂,所以借     

《离骚》疑义略说

屈原《离骚》之“难读”，为历来楚辞学者所公认，故在解说其词义、句意中，理解纷纭、莫衷一是的情况也特别多。由此引发的某些争议，至今仍在展开。本文不想对这些解说疑义作全面的评说，只想就其中几处关系重大的疑点，谈些自己的看法。一、诗人的诞生可否称“降”？《...     

《离骚》作于顷襄八、九年考

《离骚》究竟作于何时?宋代以来的屈赋研究者大多认为是屈原被疏或放逐汉北时期.而游国恩、郭沫若、陈子展诸先生则力排众议,确认司马迁晚年关于"屈原放逐,乃赋离骚"的说法,定《离骚》为屈原放逐江南以后的作品.我完全同意游、郭、陈三先生的结论.由于这个意见在学术界尚有争议,特别是近年来出版的《楚辞》注本,大多仍取旧说.因此,很想对"《离骚》作于屈原放逐江南以后"的意见有所申说和补充.     

以己注骚,以骚注己——论谢济世《离骚解》的“感遇情结”

谢济世的《离骚解》在清代纷繁的楚辞注疏中不同于其他众多注本,具有强烈的个人风格与个性色彩,始终萦绕着浓郁而独特的"感遇情结",具体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谢济世"以己注骚",用自己的忠贞之心为独特的注疏视角,所见所得颇具独特创见,既由己推人,断定且坚信凭屈原忠义大节,定不能背君而"去国",并以此作为解读《离骚》的推理前提和论证依据;又"落实"文本注疏,以"现实化"的内容和形式,解读《离骚》"超现实"的想象。另一方面,谢济世"以骚注己",这种解读方式有着特定而深厚的形成机制;"以骚注己"具体表现在谢济世通过注解《离骚》,感怀自身坎坷"身世",表达爱国怀忠情志,并隐喻自身对于现实政治和出路的思索与探求。     

《离骚》称“经”考辨

在“经学”盛行的两汉,《离骚》被称为“经”具体始于何时,其被称“经”的含义又为何,在治骚领域中始终是一个争论不休的问题。本文认为称《离骚》为“经”始于王逸,唐五臣对“离骚经”三字加以具体解释;并进一步论证了王逸称《离骚》为“经”是受到经学注释体例影响,是为了突出《离骚》在《楚辞》中的地位。     

《离骚》中“香草美人”意象及其与楚文化的关系

《离骚》用大量文墨写了各类香草,并且还多次提到"美人"或"美女"。《离骚》中充满灵性的香草象征着诗人美好的品质及诗人对美好品质的追求,而"美人"意象,不仅比喻君臣关系,也用来象征诗人对理想的炽热追求和追求失败的痛苦。香草美人意象的运用,使《离骚》不仅内涵丰富,而且也极富浪漫色彩。"香草美人"意象是屈原的艺术创新,这种创新实际上与楚国地理环境、楚国巫文化,以及庄子浪漫主义有着密切的关系。     

初论汉代诗歌的忧生之叹

汉代诗歌中忧世之嗟较少,忧生之叹较多。汉代诗歌的忧生之叹,既表现为对有限的生命长度之焦虑,又表现为生命困顿之忧。忧生之叹诗歌的特点,亦能反映出汉代诗歌的大体特征：生命主题作品集中而频繁,体现出发愤而作、宣泄悲愁的创作方向,直面生死,毫不讳言,具有个性与共性相统一的特征,既指向于个体人生,又高度概括了无数人千古共有之情。     

呼唤体悟性的智慧批评——对国内研究王安忆《长恨歌》的反思

目前国内对《长恨歌》的评论集中体现在如下五个方面:都市—女性、叙事—语言、与其他作品的比较、借用他者思想或理论的解读、批判。总体说来,体悟性的智慧批评非常缺乏。智慧批评的终极目的是:给自己的思想添加炉火,给自己的心灵注入清泉;即使背负沉重的枷锁,也要珍爱生命—积极生活—感悟存在。     

《黄河大合唱》与清唱剧《长恨歌》之比较研究

《长恨歌》和《黄河大合唱》是我国当代大型声乐作品中里程碑式的作品。本文从作品内容、造型性和戏剧性等方面对两者进行了比较性研究,分析其差异性、独特性与共通性,以期揭示出两部作品之所以经久不衰、在艺术上占有重要地位的原因。     

《长恨歌》与女性新历史小说

《长恨歌》是女性新历史小说代表作之一,其创作具有受新历史主义和女性主义影响的印迹。《长恨歌》注重以女性的细腻情感表现日常生活历史的历史真实,注重边缘化历史的呈现,注重被男性权利话语遮蔽的女性真实生存状态的揭示。《长恨歌》以女性的性别视角、女性的生命个体体验为我们重塑了一部新的女性历史,丰富了历史内蕴。     

逃离与回归——谈王琦瑶在《长恨歌》中的结构意义

王安忆的小说《长恨歌》中女主人公王琦瑶是作家笔下上海文化的代言人,同时,这一人物在小说中还有着形式上的意义。她是沟通边缘与中心的媒介,体现出女性由边缘向中心的努力,同时也显示出作家在创作中从形式向意义的追寻。     

《长恨歌》创作心理溯源

白居易《长恨歌》中的李隆基和杨玉环的形象,以马嵬坡事变为分界所发生的巨大变化,实质上是诗人的“自我”在文学幻想中按照分身的方式进行的多重投射。话语主体李隆基的形象,既蕴含着诗人的社会价值观念,又有诗人自我宿命的感伤;而杨玉环,则是糅合了“美人幻梦”原型和诗人自身情殇的对象而形成的一个女性“符号”,是拥有话语权的男性在集体无意识下对女性的另一种塑造和改编。     

钟嵘《诗品》刘琨诗出王粲解

本文认为钟嵘《诗品》谓刘琨诗“源出于王粲”不仅从诗歌的风格考虑，也从二人诗歌内容及其所蕴涵的情感，二人相似的生活经历和“戮力上国”、志在天下苍生的政治理想去考查的。     

花因香山味更浓——浅谈《长恨歌》对《源氏物语》的艺术影响

《源氏物语》是紫式部的代表作,也是日本王朝女流文学中物语文学的最高成就。出身于书香门第的紫式部从小就受到了良好的汉学教育,她深厚的汉学修养也充分地体现在她的作品之中。对紫式部创作影响最为深广的当首推《白氏长庆集》,在《白氏长庆集》中又以《长恨歌》为最,文章试结合具体实例,浅谈一下《长恨歌》对《源氏物语》的艺术影响。     

试析唐代赞皇李氏之门风 --以李栖筠、李吉甫、李德裕政风之比较为中心

赵郡李氏,为魏晋南北朝以来所谓“崔卢李郑”四姓之一,至隋唐时代依然保持着强大的社会影响和“优雅”的门风。其中赞皇李氏一支尤为突出,李栖筠、李吉甫、李德裕祖孙三代,在中晚唐政治史上都是颇有影响的人物,李吉甫、李德裕父子更是两次拜相,且分别在“元和中兴”和“会昌之政”中扮演过重要角色。李氏三代在行政作风、政治态度、为人处世、道德文章等方面,具有很大的相似性和浓厚的传承性,正体现出华北世家大族所独有的家学门风。     

汉魏六朝礼与佛教的中国化

礼不是儒家的独创,而是传统文化的核心观念和根本特征。佛教在中国传播、发展的过程中,与传统礼法社会发生了一系列碰撞与融合。“违礼损化”成为反对方攻击佛教的首要理由。佛教学者通过援礼入佛,以礼护法,在佛教哲学、伦理思想、宗教说教、戒律仪规等方面对印度佛教加以变革,不惜改变原始教义来弥合佛教与传统礼教的差异,体现出对“礼”的依附与调和。在这个意义上,佛教的中国化过程,也即礼制化的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