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信任视角下的中国信访制度

政治信任由政治认同和政府信任两部分构成。政治认同与政府信任相互影响,民众在政治认同中确立了对政权运作合法性的认识,进而产生以信任政府为表现的政治信任;同样,当政府行为中出现民众不信任现象时,民众会将这种政治不信任延伸至对政治的不认同。体现在我国信访制度实践中,就是信访既受民众偏好,又暗含危机与困惑。解决之道,还是改变民众在纠纷的裁决中对信访机构的过分偏好,稳定民众对于整个政治系统的信任。     

群众认同:当代基层政府动员合法性路径建构

任何政权的确立与巩固都离不开合法性资源的支持,从而通过争取或强化民众的认同与接受以之实现长治久安。而在政治实践中,基层政府动员的合法性基础往往随着国内外形势的变化而不断发生演变。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法理型统治权威的逐渐淡化和基层民众人民主权观念的深入人心,民众对认同客体提出了政治现代化的要求。而与之伴随的是在现代化过程中基层民众自身相对剥夺感的增强与基层动员规则基础的受损,这些都对基层政府合法性基础提出质疑。需从意识形态、规则基础与有效性基础三个方面获得民众的自发认同与拥护,因此需着眼于动员主体利益共同体观念的塑造,动员客体权力规制与社会保障的构建,以及发展成果为全体成员共享。     

政绩合法性与政府绩效评估创新

政绩合法性是指政党和政府通过改善政绩,提高民众生活水平,满足民众发展基本需求,获得大多数民众对其政权的认同与支持;以人为本的执政理念、依法执政的执政规则、民众认同的执政绩效构成政绩合法性的基础;政绩合法性是政府绩效评估的前提和基础,政府绩效评估是巩固和增强政绩合法性的重要途径;推进政府绩效评估创新是破解政绩困局、化解合法性危机、巩固和增强政绩合法性基础的有效途径.     

农村群体事件发生的原因——基于政府权威视角的分析

从基层政府权威的合法性以及缺失来分析农村群体性事件产生的原因,从巴纳德的"权威接受论"观点出发,认为基层政府权威不是来源于它的上级政府的赋予,而是来源于基层的民众认可,只有基层的民众认同了基层政府权威的合法性和正当性时,权威才得以产生,才能对基层民众产生影响。当前农村群体性事件频发的主要诱因是基层政府权威的丧失,村民不认可基层政府的权威乃至敢于公开挑战基层政府。     

公共危机治理中政府公信力的缺失与重塑

政府公信力在公共危机治理中具有不可忽视的价值和意义:有利于保持社会稳定;有利于维护和改善政府形象;有利于民众认同政府的危机治理政策;有利于民众参与危机治理。公共危机治理中政府公信力缺失的原因是危机意识淡薄;危机处理方式失当;危机处理机构不健全;漠视民众的生命安全。在公共危机治理中重塑政府公信力应从建立健全危机预警机制、积极开展危机公关、完善行政问责制、构建政府与媒体间的良性互动关系等方面入手。     

端午节:基于文化认同的民俗转型意义

追踪端午节的两个最为重要的文化符号吃粽子和赛龙舟发展渊源,对端午节的文化内涵以正本清源。屈原以自己的肉体悲剧书写了气势恢宏的士大夫爱国诗篇,祭祀屈原之死的文化意义是民族文化心理积淀。应该将自上而下政府推动型文化传承和自下而上的民间草根性文化认同有机结合,发挥两种机制双向功能,使民众自主加深对地方文化的文化自觉、文化认同。只有适应转型、根植民众、强调认同,才能使民俗文化真正得以复兴。     

台湾民众“国家认同”问题的由来、历史及现实

台湾民众“国家认同”问题的历史和现实根源,以及这一问题对台湾现实政治所发生的影响是需要认真加以清理的问题。殖民地经历是台湾民众“国家认同”问题产生的总根源,而国民党在台统治失误使这一问题恶质化。在台湾社会转型过程中,“国家认同”问题造成了台湾社会的诸多乱相。     

国家认同视野下的乌克兰危机

国家认同是个人确认自己归属某个国家行为的心理过程,由制度认同、利益认同和文化认同三个参数组成.转型时期的乌克兰存在着多重的国家认同危机：宪政权力在总统和议会之间左右摇摆,民众没能形成统一的政治认同;代表各种利益集团的政治精英们用手中的权力疯狂寻租,导致民众对所谓民主制度极度失望;私有化过程中的政商结合,严重损害了普通民众利益,生活水平的下降引起了民众的心理落差;认同主体的多元化、意识形态的多元化是乌克兰文化认同危机的主要体现.国家认同危机是此次乌克兰危机发生的重要原因.     

搭建人文关怀的社会平台--从公众需求看大众传媒作为公共空间

公共空间是随着现代公民社会的产生而出现的,是现代化的产物,是社会进步的表征。与作为党和政府的"喉舌"不同,大众传媒作为公共空间,能彻底改变过去那种事实上的单向传播(灌输)模式,使双向对称传播(互动)得以落实,从而真正成为公民与政府、政权政治与政权外政治联系的桥梁与纽带,即通过体恤民众,满足民众的精神诉求,培养民众作为现代人应具备的自主意识和责任意识,在沟通协调中促进政府与公民相互间的了解、理解和信任,争取公民对政府的自愿合作与对政治的自觉认同,在社会上树立起公共精神品格,使自身成为引导民众、促进民主的"文化场"。大众传媒作为公共空间既有利于建设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又有利于我国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建设与发展:大众传媒作为公共空间更为关注人本身,更有利于满足人们的交往需求、尊重需求与认同需求;大众传媒作为公共空间着眼于让公众舆论发出自己真实的声音,更有利于满足公众政治参与的需求;大众传媒作为公共空间更为关注人的生存与处境,更有利于公众缓释精神压力,增强社会联系。     

中国传统法律文化与当今的法治认同

法治认同是民众对法治的心理认可,是现代法治国家建设的重要内容。法治认同作为一种文化认同,不能离开传统文化,需要从传统法律文化中寻找形成法治认同的资源。中国传统法律文化中关于法治认同的“资源”,是传统社会对于法律的态度、对法律的认可程度以及民众对礼法建立的社会秩序的认可等。法治建设应当在了解传统文化的基础上,制定民众更愿意接受的法律,以民众更愿意接受的方式实施法律,建立民众更期望的法治秩序。基于传统文化建立起来的法治秩序,会潜移默化地影响民众对法律的态度。从内心认可法律,为实现法治建设提供有利的非制度性支撑。     

国际税法视野下透明度原则的正当性危机

美国藉由 FATCA 法案在全球推广税收透明度原则，瑞士签署“信息透明协议”昭显国内法对此原则的让步。但是由于透明度原则自身规定的欠缺，导致该原则滥用的扩大化，使其面临正当性危机。此危机具体包括主权危机、合理性危机以及合法性危机。国际社会应通过缔结税收协定时强调互惠原则、适用比例性原则和运用最密切联系原则的方式解决此危机。我国也应当在签订税收协定时，明确透明度原则的细节，坚守司法主权的底线，以及厘清透明度原则与《银行保密法》的界限。     

“非典”疫情中的制度性缺失与国家安全

以"非典"疫情为参照,从3个方面分析了中国政府在处理突发性公共危机中的制度性缺失及对国家安全造成的影响,提出了应对突发性公共危机事件的具体措施.     

政治合法性理论及其分析架构

合法性理论的分析架构主要包括合法性的实质、基础,合法性危机的成因、表现、应对策略等内容。合法性在政治学上是指公众对政治统治的认可与支持,它关系到政治统治何以持久的问题;合法性基础可以通过纵横两个向度的指标来衡量。在横向上需要考察统治的合利益性、合道德性与合法律性因素;在纵向上则需要研究合法性的历时性特征。民主是现代政治体系合法性的唯一源泉;如果合法性的基础被削弱或被破坏会出现合法性危机,合法性危机的直接表现就是政治不稳定;应对合法性危机可以有改革或革命两种选择。     

东北政务委员会合法性探究

东北政务委员会是张学良主政东北时期的最高行政机关,该机关虽在事实上行使着东北最高行政机关的职能,但其合法性却屡屡受到质疑和挑战。东北政务委员会的成立有其历史依据,但其存在却缺少法理依据,这正是国民政府屡屡谋划裁撤它的原因;然而奉系势力之强大及对稳定北方局势的重要意义,又迫使国府不得不作出妥协,最终承认了东北政务委员会存在的合法地位。从东北政务委员会的裁撤与反裁撤斗争中可以得出以下结论:一方面,奉系仍然有根深蒂固的旧军阀影子;另一方面,奉系国民党化进程缓慢。     

论文明理论的发展与生态文明的提出

自改革开放以来,关于文明理论与中国的文明发展问题,历经两个文明、三个文明、四个文明等发展到今日的生态文明并成为共识。文明的本质不能简单理解为改造自然的成果和进步状态,而应看做是对人的生存价值世界在生产和分配上的合理性与合法性的衡量。这种合理性与合法性体现为人与自然、人与人的和谐与平衡。传统文明作为人从自然界分离的产物,本身就具有非自然、反生态性,其极端发展导致了今日的生态危机。今日人类精神只有从类群伦理、国家伦理上升到世界伦理、生态伦理的高度上来,才能实施与生态环境相协调的生态文明的发展上来。     

科举制的历史合理性与合法性

科举制在其"历史存在"的绝大多数时段内具有合理性与合法性.科举制的合理性包含工具合理性与价值合理性两个层面;而科举制的合法性则主要来自其合理性及其合利益性与合道德性.清末中西文明冲突带来了科举制的合理性危机,而这种合理性危机又导致了其合法性危机的出现.在其合理性与合法性遭受严重危机的近代境遇下,科举制由于其巨大历史惯性未能实现自身的现代性转换而终被废止.探讨科举制的合理性与合法性是为科举制平反的必然诉求,同时也是理性评价科举的必然要求.     

难以制度化的公意与道德理想国的覆灭——论卢梭政治哲学中的“公意”概念

从概述公意是现代国家得以成立的合法性基石出发，阐明现代国家的构成：政体、宪政和社会等方面的特征，并由公意的阙失指明现代国家的合法性危机；进而解释为化解合法性危机，卢梭型塑了一个与现代国家完全背离的公意理想国：以直接民主制对抗代议制民主；以在现代条件下重塑的积极自由反抗消极自由，从总体上拒斥了现代宪政主义的大部分元素；以公意克服众意来追求道德同一，否认现代社会的差异性和多样性。卢梭无法在程序和架构上解决公意的制度化问题，由此导致了公意理想国只能是一个虚幻的共同体。     

公共危机管理绩效与执政合法性资源

执政合法性资源会随着社会发展出现变动。意识形态曾是中国共产党执政合法性的主要资源,后被经济绩效取代。当前公共危机常态化趋势凸显,经济绩效提供合法性的能力在减弱,公共危机管理绩效成为新的重要合法性资源的生成点。为培育和获取公共危机管理绩效资源,政府应注意对公共危机管理中的权力进行约束,规避权力与责任隐性不对等带来的风险,并逐步向社会转移权力。     

新形势下在美孔子学院的组织合法性问题研究

特朗普执政以来,中美关系日益恶化,作为中美合作建立的非营利性教育机构,在美孔子学院也面临组织合法性危机。基于实用合法性、道德合法性和认知合法性三个层面的组织合法性理论,采用社会网络分析和关键词频分析的方法,对2019—2020年间与孔子学院相关的主流媒体文本和社交媒体言论进行话语分析发现,在美孔子学院组织合法性危机的发生与东道国政府、媒体等利益群体息息相关。化解该危机,重建在美孔子学院组织合法性,可从再造孔院实用合法性的文化内核、重塑孔院道德合法性的在地传播、整合孔院认知合法性的生态理性等方面入手。     

教育研究的学术合法性危机与中国教育学的命运

教育研究中的学术合法性危机，表现为批判力丧失、解释力走弱、表达力衰微、创造力贫困等，其本因是研究者主体精神的缺失，外因是人文生态环境的恶化。欲变教育研究的学术合法性危机为教育学命运的转机，研究者就应当培植学术创造力，即怡养生成学术创造力的独特的主体精神、在“问题意识”的驱使下激发学术创造力的充分释放、通过对学术个性的自觉追求抵达创造性学术境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