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面认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之“特色”

准确地理解和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之“特色”，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不能回避的一个问题，它关系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成败。从“国情的特色性”、“理论的特色性”、“实践的特色性”、“目标的特色性”和“历史地位的特色性”等五个层面系统地分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之“特色”，有助于人们全面认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自觉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近年来“中国模式”研究述要

近年来,中外学者围绕“中国模式”问题展开了激烈的思想交锋,极大地推进了这一领域的研究进展.探讨的问题主要集中在“中国模式”存在与否、“中国模式”的实质和内涵、“中国模式”的基本特征以及“中国模式”的世界影响等方面.学界的研究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但多突出总结成就,对存在问题关照不足;注重学理的梳理,实证研究不足;强化研究范式,跨越时空的对话不足.我们要更加主动地与国外学者展开对话交流,拓宽理论研究视野,掌控这一研究领域的话语权.系统总结这一领域的研究成果,对于完善“中国模式”特别是促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将不无裨益.     

“四史”教育融入“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课教学的意义与实施路径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谱写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篇章,对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建设有重要意义,也为“四史”教育融入“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课教学提供了理论支撑。“四史”教育融入“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课教学有助于丰富该课程的教学资源、提升教学效果,有助于引导学生树立正确历史观、克服历史虚无主义,有助于增进政治认同、承担责任使命。提高教师专业素养、加强教学研究、探索讲好中国故事的理论课堂、拓展“大思政课”的实践课堂、连接线上线下的网络课堂等,是“四史”教育有效融入“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课教学的实施路径。     

浅析“中国模式”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也可以称作“中国道路”、“中国经验”或“中国模式”．是中国在全球化背景下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一系列战略策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形成和发展．既是一个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当代化的过程,也是一个社会主义中国化和当代化的过程。它不仅极大地改变了中国历史的发展进程,也在相当程度上改变了世界历史的进程,丰富了人类对社会发展规律和道路的认识,是一个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重大事件。同时,中国现行的模式,虽然取得了显著的成效,但还不成熟,需要进一步完善。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性质探析

论文共分三部分：第一部分简单阐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科学内涵;在此基础上,论文第二部分从根源本质、阶级本质、社会本质和目的本质四个方面详细论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一性质。第三部分指出进一步研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性质时注意的几个问题。     

“以德治国”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

法治与德治的关系,不仅是哲学、伦理学和法学领域的学术问题,也是国家治理领域的政治问题。“以德治国”是在批判地继承中国传统“德治”思想的基础上提出来的治国方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是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正式提出的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总目标。对“以德治国”这一重要思想的深入探讨,以及当前加快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有着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从分析传统中国处理德刑关系的历史经验入手,以法治与德治的关系为主线,重点论述“以德治国”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建构中的启示,在此基础上强调“法德兼治”符合当代中国法治需求。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创造“中国奇迹”的根本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保持了长达30多年持续、稳定、高速增长的良好态势,取得了惊人的成绩,创造了一个又一个让世人瞩目的“中国奇迹”.创造“中国奇迹”的真正奥秘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创造“中国奇迹”的必由之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创造“中国奇迹”的唯一正确的指导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创造“中国奇迹”的根本制度保障.     

中国发展模式究竟应该如何概括--“北京共识”和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比较研究

通过对理论界关于“北京共识”或赞成或批驳的观点的梳理，认为“北京共识”对中国发展模式的概括确实存在严重缺陷。以“北京共识”为观照，透析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完整性、系统性、严密性，得出：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对中国发展模式的完美概括。     

“道路思维”:“中国道路”生成的辩证思维

由“中国道路”“中国实践”“中国式现代化”“改革开放”等所体现出来的“道路思维”具有鲜明的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现实、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特征。恩格斯说,世界不是既成事物的集合体,而是过程的集合体。中国古代思想家也认为,事物是在过程中形成的。从“两个结合”的角度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首先是一条道路,其次才是理论、制度、文化。“道路思维”有助于破除有关社会主义的教条化、单一性的判断模式。路是走出来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开辟出来的。这就决定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并不是先验的、预成的,而是在中国道路的开辟过程中生成的,它必然随着道路的延伸而改变。“道路思维”是活的辩证法,体现了新时代的辩证思维。     

“中国之治”的价值意蕴及其实现

“中国之治”是新时代理论回应中国特色国家治理实践的创新话语,是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历经百年艰苦奋斗形成的国家治理模式。“中国之治”内含了丰富的价值意蕴,以美好生活作为价值目标,坚持公平正义的核心价值导向和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立场。在实现方式上,“中国之治”坚持全面依法治国的基本方略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引领。解读中国之治的价值意蕴及其实现方式,有助于我们理解和把握“中国之治”的科学内涵,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     

现代性与审美主义

现代性概念本身是一个悖论式的概念,它包含了内在的张力和矛盾,它可简单地分为审美现代性和启蒙现代性。本文旨在对审美现代性进行粗略的概叙,以基督教时间历史观为基础,清点其在现代性结构中的作用及其可能带来的危险。     

"生活形式"与"生活世界"

通过对维特根斯坦的“生活形式”概念与胡塞尔的“生活世界”概念相比较 ,分析和评论这两位哲学家在这个问题上观点的异同 ,考察维特根斯坦对现象学的态度 ,以及他在何种意义上接受马赫和博尔茨曼的影响     

“海量”与“大量”之别

本文对“海量”与“大量”这组同义词进行了考察,指出二者可以互相替换的情况,从句法、语义、语用三个方面分析了二者之间的差异。     

关于“存在”和“是”

西方哲学的核心范畴 ｂｅｉｎｇ（希腊文 ｅｓｔｉｎ, ｔｏ ｏｎ）,原来没有统一的译法,五十年代起形成一个统一的译词“存在”,近来有学者主张改译为“是”。这个西方的词原有“有”、“在”、“是”的在合一的意义,但在中文中,“存在”和“是”的意义是不同的。只有用“是”和“不是”构成的肯定和否定命题,可用以辨别“真”和“假”。巴门尼德正是由此提出认识的两条路线,亚里十多德由此制定逻辑学,牛一再分析“是”和“真”的关系。所以我们以为只有将它译为“是”,才可以正确理解西方哲学重视逻辑和科学的传统精神。     

"是"与"在"

自然语言表达"命题"或判断时,无论使用系词与否,无论使用何种起系词作用的句式,都摆脱不了先验的x=/()γ思维结构.无论在何种语言中,系词本身都没有独立的语义,只起连接主词和谓词的符号作用;而"在"或"存在"却具有独立的语义,甚至能单独构成句子的谓语.在此意义上,可以说即便在印欧语中,"是"与"在"在语义上也没有必然联系.希腊语ousia一词的语义与其说是从einai一词抽象得来的,毋宁说是借着einai从x=/()γ实验思维结构中抽象得来的.einai并没有为这种抽象提供确切的语义,而仅提供了一个方便的符号.人类语言发展趋势是清晰化和准确化,故而汉语不应像某些学者所主张的那样逆势而行,把"存在"、"在"和"有"等语义移植到一个本无这些词义的"是"字里.     

浅论“你”与“您”

社会语言学将理想的语言模式在现实生活中的具体表现作为研究的主要课题之一。本文以R.Brown和A.Gilman的著名理论为出发点,以话剧对白及调查问卷为依据,对现代汉语中第二人称单数的使用规律作了初步的探讨。     

异史氏与太史公

蒲松龄自称异史氏,是在著述目的、思想情感、艺术手法诸方面与《史记》高度认同的一个标识。《聊斋志异》对于《史记》从体裁、题材、创作思想、价值观、艺术观到表现手法甚至作品编排形式的追寻是全方位的,都是以社会教化为己任追求立一家之言,都为后世留下了一道多采的人物画廊,都在文章取材与体式上具有鲜明的独创性特点,都具有通过编排形式传达创作主旨的良苦用心。而最为本质的特征是都通过艺术形象表达了内心深广的忧愤。     

“苹果”和“桔子”——《周渔的喊叫》和《周渔的火车》对比解读

从小说《周渔的喊叫》到电影《周渔的火车》,我们应从精英文学和大众文化的不同受众,以及文字和图象媒介产生的不同艺术形式来阐释两者的区别。     

"礼法"同体与"天人"合一

传统中国社会为一身份社会、伦理社会、家国同构的社会。从当代法律解释学这一视域出发,结合传统中国社会之特质,传统中国具备不同于西法意义的“礼法”文化当属自然。传统中国人的“天人合一”、“一多相融”本体论哲学决定了传统中国法文化是“礼法”同体法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