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后期福建在台湾光复中的作用和贡献--兼论新时期福建在"反独促统"中的应有使命

抗战后期,中国国民政府在开始着手收复台湾时,台湾在大陆的几大重要抗日团体分头迁设福建,开展工作,宣传并营造复台的氛围.福建在大陆省份中率先唱响了光复台湾的舆论,并屡向最高当局提出复台主张和建议.陈仪担任台调会主任委员和就任台湾省行政长官公署后,多方面借重福建帮助打开局面.福建为光复后的台湾输送了重要干部和各方人员,在"国语教育"中尤其起到了他省无法替代的作用.在迎接台湾回归中,福建其实成了重要的后方基地.新时期福建应为祖国统一作出更大贡献.     

闽南方言词汇语法对"台湾国语"的窜入现象分析——以近几年台湾影视作品对白语言为例

本文选取近几年播出语言为"台湾国语"的较典型的部分台湾影视作品中的语料,从词汇和语法两个方面分析了"台湾国语"的闽南方言特色.经过分析,我们发现受闽南方言影响,影视作品语言经常窜用闽南方言词语从而体现出鲜明的地方风土人情;在语法上受到的影响则更为广泛多样.     

光复初期台湾的粮食管制政策(1945-1948)

光复初期,台湾省署(府)施行粮食管制政策的主要原因,是由于战后迅速出现了全岛性的粮荒.陈仪时期由于行政长官公署无法掌握大量现实的米粮,管制政策绩效不彰,致使日益严重的粮荒成为"二·二八"事件迅速蔓延全岛的一大诱因.魏道明时期台湾省政府继续施行粮食管制,以应对愈加严峻的粮荒与民众激愤的情绪.光复初期台湾的粮食管制政策主要包括加强对粮食流通的管控,举办食米平粜与配售,推行节约粮食消费办法等.这些政策成败参半.     

陈仪与台湾光复初期的语言政策

台湾光复初期,陈仪出任台湾行政长官,负责对台湾的接收和重建工作。为了消除台湾与大陆之间存在的语言障碍,陈仪在台湾积极清除日语,推行国语,并取得一定成效。     

从"怨恨哲学"迈向"友爱的政治学"——对近年台湾文化翻译与阐释中"悦纳异己"思想脉络的观察与读解

近年来台湾人文知识分子对"悦纳异己"发生的兴趣和相关文化论述令人深思.在我们看来,这种文化翻译和阐释实践不只源于学术热情,也是对当今台湾精神状况的焦虑与不满的表达:透过对"悦纳异己"的译介与阐释来介入当下现实,为重建族群之间、两岸之间、本土外邦之间的伦理性关系,寻找一种哲学伦理学的参照.从"怨恨现代性"的分析到对"和解"可能性的探讨,从"大和解"论述到"悦纳异己"说的引入,都表明当代台湾人文知识分子对"宽容"精神的坚持.这或许可以成为改变当前令人困惑的当代台湾社会状况的一种力量.     

三青团台湾区团记事

本文简要记录从三青团中央直属台湾义勇队分团、三青团中央直属台湾区团到三青团台湾支团的沿革,三青团台湾区团筹备处从福建到台湾的变迁,简要描述三青团台湾义勇队分团与三青团福建支团、龙岩分团,三青团与新生活运动,三青团组织与1945年9-10月间的台湾社会,三青团成员与"二.二八"事件等诸种关系。本文认为,从所见资讯看,三青团台湾区团及其前身三青团台湾义勇队分团的社会观感、历史形象是相当正面的。     

清末民初国语运动的国际动力--兼与赵慧峰先生商榷

我国清末民初国语运动的产生虽然也受到过欧美文化的某些影响,但主流国际动力主要来自日本.近代日本从推行国语入手普及教育,从而实现了国家的强盛.这一地缘政治的事实,成为我国国语运动产生的最直接的激发因素.因此,赵慧峰先生关于国语运动"首先受基督教‘教会罗马字运动'的影响"的观点是不准确的.     

从构想到实践:地政学派与台湾土地银行的创设

台湾光复初期,以CC系干将萧铮为首的地政学派在台湾行政长官陈仪的支持下,在接收日据时期金融资产的基础上,成立了中国近代史上第一家独立的土地专业银行。台湾土地银行的设立,是地政学派从上世纪30年代以来倡导设立土地银行的结果,但从光复初期该行的实际运营来看,其难以行土地金融之义,显示出地政学派的理念与社会现实间存在落差。     

关于文学革命中白话问题的几点思考

近年来,文学革命中的白话问题一直是现代文学研究的热点,但一些根本性的概念和问题并没有得到充分的阐释.本文从"白话"与"白话文"、 "白话文"与"白话文学"、"白话文学"与"国语运动"三个方面入手,在文学革命发生的历史语境中分析白话、白话文、白话文学、国语的复杂性,以及这些概念之于文学革命的意义与价值,廓清了缠绕与其中的诸多历史迷雾.     

“国语运动”与“白话文运动”的疏离与结合

1917年2月成立的国语研究会明确提出以"白话文体"取代"文言",与此同时,《新青年》发动了一场"白话文运动",二者相一致有进化论历史观和"言文一致"要求,"国语运动"立足于语言的"工具层面",《新青年》则主要从语言的"思想层面"出发,二者尚各行其事,两不搭界。改变这一疏离局面的,是身兼北大校长和国语研究会会长的蔡元培,而有1919年的"国语统一筹备会"的建立,"国语运动"与"白话文运动""遂呈双潮合一之观"。1923年《新学制国语教科书》收入鲁迅的《故乡》,是二者深入结合的标志之一。     

“养老”·“教养”·儒家“教化”

虽然以往一些论著已经注意到"教养"这一说法的出现与上古中国庠序中的"养老"有关联,但对这"养老"的具体内涵的解释却并不准确。文章对"养老"的内涵重新作了分辨,并进而考察了先秦儒家在春秋战国之际对"教养"内涵的改造,从而找出了"教养"之所以后来与人的人格修养关联在一起的人文逻辑线索。通过对"教养"原意的追溯,论文揭示了先秦儒家教化的独特品格与其对于人的生命成全的重大意义。     

论《易》中之“和”

<易经>是早期中华民族智慧的结晶.<易经>认为世界万物皆由阴阳两种不同元素组成."阴阳和谐"是事物变化发展的前提和基础.阴阳变易,整体和谐,才得以化生万物.<易经>之"和",是中国"和"文化的源泉,在中华数千年文明的历史进程中,"和"文化对于维护社会稳定,增强民族凝聚力,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今天我们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和"文化仍然是值得我们借鉴和吸收的重要文化资源,"和"的智慧和哲学在当代仍然发挥着十分重要的作用.     

"个人"与"整体"之间:"新时期"文学中的"英雄悲剧"

作为对当代文学英雄叙事传统的承接和延续,"新时期"文学"英雄悲剧"的叙事必然遭遇重构"个人"与"整体"关系的多重挑战;同时,与"受害者"和正剧英雄的形象相比,悲剧性"英雄"的塑造提出了更高的人格建构要求."新时期"英雄悲剧的叙事不同程度地陷入叙事矛盾导致的文本困境,尖锐地暴露了个人自我的成长在具体历史语境中的两难处境,也预示了当代文学英雄叙事传统的落幕.     

从"悖论性结构"到"现代转型"--兼评孔范今的文学史观

九十年代,孔范今把20世纪中国文学放在“历史的悖论性结构”中来把握,探求“文学的补偿性调整与发展”。在此基础上,近年他进一步提出了以“现代转型”为观照视角的文学史观。他的文学史观秉持学理性的学术立场,力求达到历史与逻辑的统一,体现出动态性、超越性、包容性的理论姿态,真正使“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在“复式结构”中得以多方位的整体性还原。     

从“写象”到“写心”——试论“平民小说”与“士人小说”

“平民小说”与“士人小说”概念的重新提出和定义,并用以宏观关照宋元以来的中国古代小说：《金瓶梅》以前的小说多是“平民小说”,明清之际小说主流转向“士人小说”,直至近代。以“四大奇书”为代表的明代小说的“平民小说”性质。清代“士人小说”的流变及特征。     

在"情""色"与"爱国"之间——论清末民初"英雌救国"小说的性/政治意识

清末民初的"英雌救国"小说有着深深的"性政治"情意结,其中的"情""色"叙事,基本上是被限定在民族革命国家命运的排他主义的框架中才可能存在.政治历史处境中的"情""色"被空前突出,民族革命的权力把"英雌"的"情""色"内涵紧紧地制约在"救国"的既定轨道上.     

析"无言"的天与"言说"的上帝

从语言哲学、诠释学和宗教现象学等视域加以分析,中国传统文化中"无言"的天与西方基督教中"言说"的上帝存在着以下不同:由于天"无言",使其所指隐含着多义性和随意性,而由于上帝"言说",使其所指被限定为独一的位格神;"无言"的天"出场"的时间性极其模糊,而"言说"的上帝"出场"则具有清晰的时间性;人与"无言"的天之间是"我与它"的共生关系,而人与"言说"的上帝之间则是"我与你"的对话关系;"无言"的天更多的是"直观地"启发人,而"言说"的上帝则往往"临在地"启示人;对于"无言"的天,人主要通过感悟和体会去认知,而对于"言说"的上帝,人只能借助信仰和激情去体认;"无言"的天以"道说"而澄明,"言说"的上帝则因其话语不断"冥化"而隐蔽.     

论《消费社会》的“区分逻辑”

诚如大卫·里斯曼所言,当今社会已经由生产性社会转向消费社会。然而,消费社会并不止于物的“丰盛”,其成为其所是的根本在于其具有完备的符码规则、话语体系。正因此,其呈现出平等、民主化的幻象。要透过幻象进而认识消费社会的真实的社会结构,需要通过解读消费社会的区分逻辑达成。笔者认为,鲍德里亚《消费社会》一书为我们提供了解读该区分逻辑的锁钥。在文章中,笔者在结构主义语境中对区分逻辑加以分析,以此为基础,解读《消费社会》中的区分逻辑。由此,揭示消费社会真实社会结构的生成原则。     

"概念创新"和"形象创新"初论

“概念创新”和“形象创新”是在前人理论的指导下提出的一个符合经营思想创新要求的理念。通过企业生产力要素的变化过程,可发现它们对提升企业经营力具有重要作用;它们对于指导企业创新实践的成功意义十分重大,能够促使企业在管理模式、创新方法、人才管理、形象塑造等方面突破旧式,使企业以更先进、更富人性化的管理方式生存。     

关于名称和本质的若干思考

本文从现代名称理论的历史及具体争议入手,在对国内外有关研究成果进行比较研究的基础上,论证名称理论与本质主义的密切关系,阐明明确认识本质主义论争对于正确把握现代名称理论的重要意义,并就学界研讨中的一些相关问题进行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