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创"与"叛逆"——龚自珍诗歌语言技巧和形式革新浅议

龚自珍对于传统诗歌形式的革新,在传统承继上偏重于诗人主体的经世姿态与个性张扬,实现了诗歌语言上的刚性镕铸与纳入,诗歌体格上的柔性改造与运用,诗歌技巧上的广泛继承与更新,这些都为他尊情说烛照下的"能创"原则和"叛逆"精神留下了独特的诗史印痕.     

中国古典戏曲漫谈——戏曲与诗、戏曲与小说

在古典戏曲家看来,戏曲是“以离合之事,抒悲欢之情”。离合之事,是叙事;悲欢之情,是抒情;叙事得小说之筋骨,抒情取诗歌之精神。因此,古典戏曲与诗歌、小说之关系密不可分。     

论叶燮《原诗》中的“神明”

“神明”一词渊源已久,清代叶燮的《原诗》集中运用了“神明”一语.叶燮关于“神明”的论述贯穿其诗歌发生论、创作论和风格论,凸显了创作者的主观精神对诗歌创作的重要作用.其诗歌发生论主张“穷尽此心之神明”;其诗法论强调“神明之法”;其师古论以“得其神理”为纲;其诗歌风格论以“变化神妙”为主脑.叶燮诗论围绕“神明”而展开,不囿于俗见,熔铸古昔而自成一家,显得比较通达.     

消极与积极并存:明朝建国前后祭祀活动述论

祭祀是明太祖从政治国的重要手段之一.其从政后的祭祀活动,经过元至正十二年闰三月至二十三年、元至正二十四年至二十六年冬、元至正二十六年十二月至明洪武三年十二月、洪武四年正月至三十一年闰五月凡四个阶段的演变,由最初的偶或进行,逐渐发展为成体系地、制度化地进行.从总体上看规定严格,内容复杂,参与祭祀者包括各级贵族和臣民,祭祀对象包括自然存在之物、各种人造器物、各种古今正面人物以及各类神灵鬼怪,祭祀时间与规格各有差异.历史环境的制约、鬼神迷信的影响、宣扬天命自我神化、维护等级秩序强调君主至上、恐吓臣民巩固统治秩序、宣泄对先祖的追幕情感等,是其从事祭祀的因为和目的,为民求福是其祭祀活动的一大亮点.明太祖的祭祀活动包含着浓重的消极成分,但其积极因素亦不可忽视,消极与积极交织并存,需仔细分析、小心总结.     

诗歌情思的个性体现及其共性

中国新诗从现代发展至当代,在张扬“个性”的大旗下始终聚集着众多的支持者。诗歌是诗人情感的家园,只有经过升华的情感才能成为诗歌的情思。面对诗歌日渐偏向于“私人化”的倾向,在诗歌本身所具有的内在性、含蓄性之外,我们还应注意到诗歌内涵(情思)与读者内在精神世界的“共鸣”。这就不免要我们仍旧关注诗歌情思的哲理性的问题。     

论孟郊诗歌的创新

作为韩孟诗派的开山奠基者,孟郊是中唐一位很有个性的诗人,其诗歌颇多创新之处,他上承杜甫,并启迪和影响了韩愈及整个韩孟诗派的诗歌创作,对中国诗歌的发展做出了自己独特的贡献。在诗歌主张上首倡"苦吟",强化了诗歌的抒情功能;在审美上,追求不美之美,扩大了诗歌的审美内容和审美视野;在艺术形式上打破常规,创作非诗之诗,在很大程度上给诗歌以自由。     

形态差别与文化渊源:中西诗歌爱情主题探究

中国诗歌传统主题是忠君爱国,西方诗歌以爱情为中心.西方诗歌的这种爱情传统和骑士文学有直接联系,中国"诗言志"的政治抒情传统严重限制了爱情诗的发展空间.西方诗歌中体现为对爱情大胆率真的歌唱,包含有强烈的性爱因素.中国诗歌通常不能大胆地袒露男女之爱的欲与情,情感较为理性化和逻辑化.中西诗歌爱情主题的不同形态包含着中西文化的深刻差别.     

王彝“文妖说”考论

王彝以《文妖》一文开启了批判杨维祯"铁崖体"诗风的先河。然而关于此文的写作时间一直没有研究者仔细考究。梳理王彝遗文,可推断出《文妖》写于元末至正二十七年(1367)春夏王彝被围苏州北郭时期,针对杨维祯"香奁"诗歌而发,是站在理学立场上对"文"的自觉维护。比较王彝与杨维祯诗学观念的异同,亦可知王彝"文妖说"与"节情说"均意在纠正元季吴中趋向铁崖体的文学风气。王彝独立不惧之批判精神对于吴之嘉定的文统、学统的形成有深远的影响,他开创了嘉定独特的实学实行之品格与风气。从此,"渊源古学、不逐时好"成为明清时期嘉定文人的共同追求。     

明代复古派的文学本体论

明代复古派之所以能够发动声势浩大、旷日持久的文学复古运动 ,其中一个重要因素是该派始终坚持文学本体的立场。通过辨诗文之别、诗与非诗之别 ,以及诗歌的时代之别 ,突现了诗歌的本体特征 ;强调诗歌的抒情功能 ,摆脱了议论、铺陈、性理对诗性的裹挟缠绕 ;诗歌六义中特别拈出比、兴二义 ,确立了诗歌的创作原则。辨体、抒情、比兴构成了复古派的文学本体论 ,也是复古派最有价值的文学思想。     

走向中兴:南宋绍兴诗歌论

南宋中兴诗歌之前的绍兴时期,被认为是诗歌发展的低谷,本文提出,绍兴诗歌实为中兴之序曲.此期诗人充分认识到北宋末年江西诗歌雕章镂句、瘦硬艰涩、不问世事的弊病,在"靖康之难"的时代变动中重新全面发扬杜甫诗歌的意义,同时在继承元祐诗学精神的基础上倡导新的审美追求,形成具有新变特征的活泼明快、平淡醇厚的诗风,从而为笔意流转、意境宏深而又充满现实关怀的中兴诗歌的崛起奠定了良好基础.     

明朝治理边疆思想的时代特征

明朝的治理边疆思想既有对以往封建王朝治边思想的继承,又有自己的独特之处,在取代少数民族建立的统一王朝——元朝之后,边疆局势与其他王朝有许多不同之处,治理边疆理念也必然随之发生变化。明朝统治者不仅从“天命论”的角度承认元朝的正统地位,而且提出“华夷一家”的理论,这是对元朝“大一统”思想的继承与发展,标志着民族融合已经达到一个新的层次,中华整体观念已深入人心,同时也为清朝的治理边疆思想奠定了基础。     

资源枯竭型城市可持续发展的政策支持

我国资源型城市的转型需要政府的大力支持.资源型城市的资源枯竭包括物理意义和经济意义两种方式.在判定资源枯竭的类型以后,应在政策上区别对待处于不同发展时期的资源型城市,着力解决接续产业的选择与发展问题.应根据不同城市的特点,进行分类研究,科学地判定并实施不同的转型策略,发展不同的接续产业.     

实践概念内涵的人学意义探析

人们对实践概念内涵的理解通常是来自传统哲学教科书的定义,哲学史上各派哲学家对实践的解释仅限于道德领域和认识论领域。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我们所生活的世界发生了重大的变化,这就需要我们对实践概念的内涵作一全新、整体的理解,把实践概念内涵和社会进步与人的全面发展联系起来,把实践理解为人类有目的地改造世界的总体性活动。     

居民消费信贷决策的影响因素分析

个人住房贷款是居民中长期消费性信贷的主要内容.贷款利率水平、通胀率水平、房价水平与中长期居民消费性贷款水平进行的协整检验与Granger因果分析表明:信贷利率是影响消费性信贷的主要因素,而通货膨胀率上升刺激消费信贷的作用仅仅是相对较为明显,房产价格尽管对消费性信贷具有相关性,但是这种影响是微乎其微的;银行贷款利率、居民消费价格指数与消费性信贷增长之间的影响存在着较为复杂的互动关系.实施"区别对待、有保有压",鼓励合理发展消费信贷;完善住房公积金、建立住宅储蓄银行制度等内容有助于提升宏观信贷调整政策效果.     

农村土地的政治学

当前中国存在两种完全不同类型的土地冲突,一是在城郊和沿海发达地区围绕土地征收而发生的土地冲突,二是一般农业型地区农民为农地权益归属而发生的冲突.这是两种完全不同的冲突,也服从完全不同的两种土地政治学.而就一般农业型地区农民之间的冲突而言,在取消农业税前后也有很大的差异.只有深入了解农村土地冲突的不同类型及不同时期的划分,了解农民土地权利意识的变迁,才能真正理解围绕农村土地冲突的群体性事件的不同性质.     

马克思主义法本质观之重述

法的本质是法学研究的核心问题。对法的本质的界定,又必须从人性、一般性、渐进性三个方面来进行。马克思主义法本质观认为,法是阶级意志与国家意志的统一,它体现了法本质中最为核心的内容。然而,意志本身必须受到制约,这包括两个方面:理性是制约法的意志性的内在因素,而物质生活条件则是制约法的意志性的外在因素,由此来保证法的合理性。     

重视培植企业年金有效营运的制度环境

当前我国企业年金热的背后,存在着若干值得认真研究的问题,尤其是存在明显的将企业年金简单化、短期化和技术化的误区。国外企业年金发展中值得认真吸取的一个教训是,一些国家明显低估了企业年金计划的复杂性和职工的高度敏感性。即便是在规范的市场环境和习惯于遵循规则与法制     

从边缘到中心:明清实录对东北历史观察视角的转换

从应用统计和比较方法的角度来看,明清两代实录对东北历史记载存在很大的差异。由于修纂主体和观察视角的不同,《明实录》和《清实录》对东北历史的记录和反映出现了从远视到近观,从模糊到清晰,从笼统到具体的差异和转换。贯穿起来看,东北历史及其地位在明清两代的《实录》里,呈现出从边缘到中心的演变过程,原先朝贡的边夷成了中原的统治者,本来缺乏记载的明朝边缘转而成为清朝发祥的中心终获大书特书。     

论组织生活价值冲突的正义管理

组织生活在根本上具有价值性质,对组织生活的管理是一种价值实践过程.价值冲突的产生具有必然性,它内在于各种价值相互作用的整体运动的过程之中.管理价值冲突的原则是一种正义原则,针对的是不同主体之间的实质关系.正义地管理组织生活的各种价值冲突,是管理的一个重要任务.所有的价值冲突都存在着对组织整体发展的一般关系,都涉及所有价值主体的共同本质要求,因而存在着管理所有价值冲突的普遍正义原则.价值冲突的性质类型不尽相同,这决定了管理它们的具体正义原则也不相同.     

中国政府的管理规则系统

完善的政府管理规则系统是政府管理自身的基本工具之一.中国政府管理的规则系统包括正式规则系统和非正式规则系统两个方面.前者主要包括与政府管理有关的法律、法规、规章以及党内法规等.中国共产党是中国领导力量,虽然中央政府和各级地方政府主要在法律和行政系统规则规定的框架内运行,但中国共产党的规则对政府尤其是政府中的党员领导干部起着约束作用.非正式规则可分为与正式规则相客和与正式规则相悖两种:与正式规则相悖的规则又称"潜规则",它是非正式规则系统中产生负面作用的一方;有些非正式规则也能发挥正面作用,如有时能提高执政效率,弥补正式规则的不足等.当代社会是法治社会,正式规则应该作为政府管理的主要行为规范,以保证公共行政的公开、公平和公正,但非正式规则也在无形之中发挥着引导和制约的作用.在制度设计的过程中应该把那些符合公众利益的有积极作用的非正式规则上升为正式规则,并且限制非正式规则负面作用的发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