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汉书》七纪一传诏令奏议中看西汉经学之变迁

经学作为研究各种儒家经典的学问,在西汉武帝以后与政治联系日益紧密,在西汉武帝至王莽统治时期的诏令中可以看出汉代经学与政治之间的相互影响。《汉书》中自武帝至平帝七个本纪及《王莽传》中记录了大量诏令奏议。这些诏令奏议在语言风格上,由最初引用、转述儒家经典语句渐变为直接摘抄和模仿儒家经典;在内容上,由最初利用儒家经典解决现实政治问题逐渐转变为解释灾异、祥瑞和谶纬,并逐渐提高古文经学的地位。从西汉诏令奏议的文风和内容上可以看出,西汉经学从务实到神秘化、从政治指导思想到宗教化的变化过程。这既是经学发展到极盛的表现,也是经学蜕化的表现。     

对《三国志》所辑奏议的两点思考

文章关注了历史文献《三国志》中最具代表性的文章类型——奏议,从两个方面对三国奏议提出了思 考。第一个方面是对《三国志》所辑三国奏议功用价值的思考,包括其对社会生活的影响、干预政治的功能、与作家 作品的互动关系等;第二个方面着眼于三国奏议的政治性,对《三国志》所辑三国奏议的运行过程进行了系统深入的 分析,从而更加完整的诠释了《三国志》这部文献。     

奏议文体的源流演进及发展分期

奏议是古代上书帝王的一种行政公文,从各类文、史典籍中可以考知,奏议文体经历了尧舜时代敷言以奏、周代言笔未分、秦代上书称奏、汉代定章表奏议四仪、魏晋独立自觉、齐梁成熟、唐宋繁荣发展、明清梳理总结几个阶段.奏议文体的发展过程中,其文体类别名目体现出由简趋繁,又由繁入简的过程;其文体观念经曹丕首发其端,刘勰大力发覆,至徐师曾与吴讷始辨析梳理;其文体结集编撰,始于南北朝,盛于宋代,而至《四库全书》达到全面总结.     

《周易》与北宋治国理政思想——以《宋朝诸臣奏议》为中心的考察

北宋士大夫为复兴三代之治,重建王道政治秩序,主张以经术治天下,重视经学的经世功能。在探索王道的过程中,士大夫以《周易》为经世之大法而推崇备至,并注重运用《周易》义理指导现实的政治实践。他们通过在奏议中引用《周易》经义议论时政,为朝廷提出合乎圣人之道的治国之策以实现儒家通经致用的理想。在北宋奏议中,士大夫不仅以《周易》经义培育皇帝的政治道德,而且还从《周易》中厘定出内政治理原则施用于今,从修己、治人两方面充分展现了易学的经世指向。他们以《周易》经义作为评判现实政治得失的标准,批评并制止不合经义的政治行为,规正政治发展方向,从而使《周易》对北宋治国理政思想产生了深远影响。     

《文选》诏令文与萧统之“崇雅”

《文选》所选诏令文皆是当时文学批评界有公论的作品。但于诏、册,受制于其功能、应用场合、创作事实,及为后世立训垂范的主观意图,萧统所重的是汉魏那些典雅的篇章;于令、教、文,所选又皆南朝骈丽之文。这表明,在《文选序》中,萧统虽然特别强调文辞的美丽,但在具体选文时,则藻丽与典雅并重。忽视其重典雅的选文标准,便不能解释《文选》某些文体只重汉魏文章的事实。     

南宋中期抗战主题奏议文研究

南宋中期抗战主题奏议文是指写作于南宋中期（约隆兴二年至开禧二年,1164－1206年）的一批呼吁抗战、反对议和,并以恢复中原为旨归而为皇帝出谋划策的奏议文,代表作者为辛弃疾、陈亮、陆游,另外还有胡铨、王十朋、叶适、杨万里等。以这类奏议为研究对象,分析南宋中期抗战主题奏议的文章风格：这类奏议兼具感发力与说服力,感发力主要是指情感上的鼓动性,表现为国耻民痛的实录、复仇决心的抒发,并且用极富节奏感与音乐美的语言来表达;说服力主要是立足现实的议论和严谨清晰的论辩层次,这类奏议抒情的感发力与说理的议论化,形成了它们的主体风格：雄辩文风。     

初唐诏令引《诗》与经学发展

初唐诏令引《诗》与经学地位升降有密切关系。高祖崇经,其诏令引《诗》亦颇有深意;太宗继续巩固经学地位,其诏令引《诗》更以服务现实政治为目的;高宗及以后数朝,经学地位有所下降,诏令引《诗》多乏善可陈;睿宗时境况略有回升,为玄宗时经学复兴作了很好的铺垫。     

《宋大诏令集》西夏目诏令辑补

《宋大诏令集》西夏目诏令汇集了北宋皇帝所给西夏的各种诏令共计66条。内容涉及进官、赐物、答问诏、赐佛经等诸多方面。其内容多取材于政书及档案,原始性强,对研究宋夏关系有重要的史料价值。其中,西夏目诏令有一些未收其中,散见于宋人的文集中。就笔者所见的23条特以辑补。同时对一些未系年的诏令略加考订。     

《文心雕龙》论蔡邕

蔡邕是东汉后期的文坛巨匠。他对于骈俪化的追求和探索,对六朝时的骈文创作有直接的启发意义。同时,蔡邕的文章,尤其是碑文,无论是对于儒家经典及其精神的体认,还是使事用典,都表现出学者之文富有深厚的经史传统的特质。这对于魏晋以来文坛上流行的一些浅薄庸俗的文风有针砭的意义。刘勰在《文心雕龙》中,就有见于此两端而对蔡邕的创作、艺术风格及其文学史意义做出了全面的评价,尤其是专门将碑文作为独立的文体加以探讨,有力凸显了蔡邕在文学史上的开创性意义。     

蔡邕文献学贡献述论

蔡邕是东汉末年的著名学者。虽然他没有文献学方面的系统论著,但从收藏文献、补续汉志、校订五经、解说月令、考释典制以及整理琴曲、碑文创作等诸方面仍能梳理出他在文献学上的重要贡献。     

谈《恒先》的编联与分章

《恒先》这部出土文献,由于简书几乎完整无缺,思想内容又极重要,已引起研究者的高度重视,问世不久,就有相当多的学者为之作注。文章以为,文本的梳理是大规模研究的第一步。文章根据这部文献在语言表达上和思想内容上的一致性,将其分为上下两篇八章,并对编联作了新的调整,希望这项基础性的工作能为今后更深入的研究提供讨论的有效框架。     

论“吴蔡体”

吴激、蔡松年二人的词作,在具体内涵、情感趋向、写作技法、词风等方面有同有异,而异又远远大于同。“吴蔡体”之称的合理性在于,在金代初期那种近乎荒漠化的文化背景中,二人的词作代表了词这种文学体裁在当时的最高成就,反映了一种文学样式的形态,成为一种标志、一种典范,而且与此后“国朝文派”的创作在格调上有所不同,因而就有了“体”的意义。但二人的词作从各方面来说,都是异大于同,故“吴蔡体”之称的合理性与科学性经不起推敲。至少,吴、蔡不是一个整体,二人的作品不是同一风格,似乎也难说是同一类型。     

文学文本变体与文学文本的存在

文学存在问题一直悬而未决。海德格尔的存在论为文学存在之思辟出了新的思考路径。文学存在显现为文学文本的存在,由文学文本通达文学存在。开启文学文本存在之思,需要澄明文学文本变体。文学文本不以自身而是以其变体形式存在。文学文本始终异在。     

汉武帝时代的文化特色与散文风貌

武帝时代是西汉王朝的鼎盛时期,无论是在政治、经济、军事,还是文化建设方面都取得了十分瞩目的成就。这些巨大的成就锻造了其时士人开放的胸襟、雄大的气魄以及积极事功的心态。与此相应,此时散文创作亦表现对大一统盛世的赞赏、维护以及总结、归纳、综合的特点和雄浑壮大的气势、格局。这种创作特色正是其时散文区别于其前其后散文创作的根本所在。     

“平行文本”比较模式与“文本分析”模式之对比分析

随着国际经济文化交流的日益频繁,应用文体翻译及其理论研究在翻译界占据着越来越重要的地位。平行文本(parallel text)比较模式和由德国功能派翻译学者Christiane Nord提出的文本分析(text analysis)模式在应用翻译中都具有较强的可行性和实用性。本文以一则应用文本的英译为例,试图比较两种模式的异同,以期译者能认识到二者的优点和局限性,将两种方法综合运用到翻译实践中。     

蔡邕“金商门之祸”本事以及汉末士林风气探析

东汉名士蔡邕于汉灵帝光和元年因上封事而入狱,后流徙朔方,这场“金商门之祸”是蔡邕政治生涯中的一个重大转折点,不仅改变了他既定的生活轨道和人生历程,同时也在极大程度上影响着他以后的人生态度和命运走向,是研究蔡邕生平、思想乃至汉末政治、社会的一个重点,然而历来众说纷纭。对史料系统分析的结果表明,“金商门之祸”不仅仅是蔡邕与权宦矛盾激化的结果,也暴露出了士大夫群体内部的矛盾,然而,其真正根源则在于蔡邕家族与泰山党魁羊陟等人的密切关系。     

汉武帝与《汉武大帝》

从内政外交和选拔人才方面,简述汉武帝的历史功绩。又根据班固的评论,指出他的主要缺点。同时对电视剧《汉武大帝》做出评价,基本肯定;略有不足之处,也做出简单分析。     

语篇分析与翻译教学

将语篇分析理论引入翻译教学是提高学生翻译能力的一种有效途径。语篇翻译教学的目的是要培养学生的语篇意识,掌握英汉语言转化的规律,帮助他们从翻译误区中走出来,不断提高其翻译能力,增强其在交际中灵活运用英语的能力。     

宋太宗与释家诗歌

宋太宗推崇释家,也就是佛教,原因是为了更好地维护赵家皇族的统治。宋太宗的释家诗歌《缘识》完成于淳化(990-994)年间,体式多样,但是以古体诗歌为主。《缘识》的主旨在于诠释天台宗的因缘和报应等佛理思想。因为在宋代佛教和道家已经具有融合的一面,而宋太宗本人也受道家思想影响较深,所以宋太宗的崇道思想以及道家和道教诗歌也都突出体现在宋太宗道家诗《逍遥咏》当中,而《逍遥咏》当中的道家和道教的范畴如“阴阳”“逍遥”“道德”“大道”“乾坤”“修炼”等等也渗透到宋太宗的释家诗歌《缘识》当中。《缘识》语言较《逍遥咏》语言通俗易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