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视角下的秦汉监察制度

秦汉监察制度是君主绝对专制权力体制下的制衡制度,其所体现的基本思想和运行机制为历代封建王朝所遵循.秦汉监察制度主要体现为上一层级权力对下一层级权力的约束与制衡.汉武帝改革监察制度,设立十三州部和刺史,并对刺史的监察权力进行规范,从而形成T既对州郡长吏实行有效监督,刺史本身权力又受到有效的限制的机制,这在当时历史条件下不失为较为科学的设计.从现代法规制度及其运行机制的视角去审视秦汉监察制度,对正确总结历史经验,不断完善社会主义法制有一定的启迪作用.     

当前行政效能监察工作存在的问题及对策

当前我国行政效能监察工作在体制、机制、法制、方式等方面还存在诸多问题，需要通过以下措施进行应对：强化认识，确立效能监察工作的战略地位；制衡权力，构建“大部门”建制行政管理体制；健全组织，完善行政效能监察领导体制和工作机制；健全法制，建立效能监察长效机制；实施电子政务，创新行政效能监察工作方式等。     

中国古代监察制度体现的制衡思想今鉴

中国古代监察制度的发展和完善中,制衡是一个重要的监察思想的体现,在不同封建王朝的统治者下有不同的形式.古代监察制度中的制衡思想对当前的行政监察活动具有积极借鉴意义.     

我国职务犯罪监察调查工作中的监检关系问题研究

目前,我国监察体制改革已经进入深化改革阶段。其中,职务犯罪监察调查工作法治化是关键问题。现行《监察法》《刑事诉讼法》规范下的监检关系呈现监察机关主导强势、法律监督缺省、侵权救济自监自纠等样态,与现行法治发展状态仍有差距。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思想、分权制衡的法治原理、诉权保障目的论是监检关系合理构建的法理根基。从宪法规范的监、检机关的法律定位与权力属性,从法规体系的统一与协调,以及对国家反腐政策的分析都表明职务犯罪监察调查与审查起诉、法律监督之间存在着追诉职能的一体与分离关系、诉讼业务上的指引与被指引关系、权力制约上的监察与监督关系,以及侵权救济上的制衡关系等逻辑范式。为此,需要从立法上进一步明晰监检逻辑关系,理顺党委与监委关系,依靠实践理性推进监检关系的合理生成。     

孙中山的监察理论及其实践

孙中山的监察理论及其实践龚咏梅历史和现实都告诉我们：不受制约的权力必然导致腐败，而腐败的政权则必然会崩溃，因此强化制衡机制是保证国家政权健康运转的关键。从社会管理系统来看，行政管理科学化的程序与内容包括决策、执行、反馈、监督，其中监督是渗透范围最广、...     

立体的权力制衡机制——美国分权制衡五重奏

美国的分权制衡体现在五个层面上:参议院与众议院的分权制衡、三权分立制衡、联邦政府与州政府的权力制衡、政党间的分权制衡、公民社会与国家权力之间的分权制衡。这五个层次相互作用、相互补充,从而构成了一个立体的政治权力制衡机制。美国的权力制衡机制并非完美,我们应以辩证的观点看待。     

分权制衡中的司法权

权力分立与制衡的现象在早期人类社会就存在,资产阶级革命理论与实践推动了立法权、行政权、司法权的分立制衡。司法权相比于立法权、行政权,其独立性与权威性明显不足。中国司法权的力量极其薄弱,中国独立司法权的建设将是一个漫长曲折的权力搏击弈过程。     

权力制衡机制是否完善是官德建设的关键

在市场转型的特殊时期，公共权力的不规范操作容易给少数人带来利益最大化，这样就刺激了人们对权力“寻租”的冲动，为权力腐败制造了条件。因此，要彻底消除权力腐败，势必要提高官德水平。要善于探索出一条适应中国市场经济改革的、能有效地预防权力失范和增强官员道德的中国特色的官德建设之路。建立和完善那种与中国国情相适应的权力制衡机制是官德建设成败的关键。     

权力制衡的动机分析

"性恶论"是权力制衡学说的理论动机,"权力在运作中倾向变异"是权力制衡学说的实践动机.在国家提出"加强对权力的制约和监督"作为我国政治体制改革重要内容的背景下,我们需要充分吸取西方宪政制度的合理内核,着力建构"法治与权力制衡"的机制.     

试析党内权力制衡的新机制

党内权力制衡是立足于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和保障党员基本权力，解决党内权力过分集中问题的政治改革新探索。考虑到执政党的多层次高耸型组织体制，从降低执政成本和提高执政效率考虑：党内权力制衡的合理取向是：完善党委内部的议事和决策机制，实现重大议决权从常委会向全委会的转移；提高党内监督机关的独立性，建立适当的分权制衡机制；扩大党内差额选举的幅度，逐渐形成竞争性选举制度；在发展党内民主的同时，积极推进人民民主进程，促进党内民主与人民民主的共同发展。     

权力资本是危害国民经济的赘瘤

目前,在中国经济运行的过程中缺乏制衡机制。即使有,制衡的力度和制衡对象的能量也不对称,制衡力度过小。再加上制度和体制还处于转轨状态,管理上存在某些方面的真空,这就给“权力资本”一个发展空间。如任“权力资本”恶性发展,必然会严重损害中国的国民经济。这是因为: 第一,“权力资本”是一种纯粹的“超经济资本”,它作为公有特别是国有资产的“异化物”,具有巨大     

从源头上预防和解决腐败问题

腐败作为一种政治现象,其实质就是公共权力的非公共运用。因此,要想从源头上预防和解决腐败问题,就要避免公共权力的非公共运用,保证权力的良性运作,并对权力进行有效的监督与制衡。分权制衡的形式是多样的,它们各有利弊,只有将各种分权制衡机制有机地统一起来,共同体现在社会权力的设置和运作过程当中,才能真正实现监督制衡权力的目的。     

论唐宦官对监察权力的弱化

唐前期的监察效率较高，确保了国家机器的正常运转。但唐中后期，监察制度遭到破坏，监察权力被削弱，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对处于权力中心的特殊个体宦官缺乏有效监督。由于唐中后期宦官专权，逐渐从监察机构手中夺取了监军权、知馆驿权和推鞫权等，从而致使唐监察机构的权力弱化。     

权力整合：构建现代大学制度途径之维*

行政权力与学术权力相互制衡机制的确立,是构建现代大学制度的关键。合理地揭示权力的本质含义,有效整合大学内部的权力结构是构建现代大学制度的有力路径。针对国内外大学的内部权力制衡机制,围绕教师教学、科研及大学学术发展为主线,厘清行政权力与学术权力的职责范围,从而建立起以学术权力为主导的大学内部权力机制,健全"一主多元"的内部学术体制,实现学术权力与行政权力的制衡,并通过大学章程的制定明确大学内部权力的制衡机制。     

权力结构、关系型合约和中国社会型态的历史变迁

一个国家的权力结构决定着其治理类型,当一个国家是集权格局、权力缺乏制衡时,其往往会走向基于关系型合约的社会治理型态;而当一个国家是分权格局、权力得到有效制衡时,其往往会走向基于规则型合约的社会治理型态。从中国几千年以来的权力结构变化和社会型态变迁的历史中,可以清晰地看到权力结构对一国社会型态的深刻影响。鉴于此,中国要走向规则型社会,就需要改变现有的权力结构,依靠分权和制衡来抑制关系型合约的滥用,促进规则型合约治理的发展。     

论反腐败与权力制衡

反腐败是关系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重大斗争。本文从当前反腐败形势的严峻、现行权力监督制度存在的缺陷、社会主义权力制衡的诸多形式等方面论述了根治腐败最正确的选择是建立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权力制衡机制     

浅议紧急状态下行政权扩大之合理性——从"乱世用重典"之法制思想角度思考

“乱世用重典”的思想深刻地体现出中国古代统治者统治国家的灵活性，秉持着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态度，面对“乱世”不拘泥于所谓“德治”“礼治”，而紧密围绕着维护统治阶级国家正常运转的本质目的进行国家治理；同理，面对现代社会所追求的“权力制衡”的国家管理方式，当突发事件的发生或者紧急状态的出现时，突破“权力制衡”的框架，扩大行政权力进行有力的国家危机干预是一种更为合理和明智的选择。     

对国家监察立法的认识与思考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中增加“监察委员会”一节和制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监察制度的重大创新,是新时代深化改革、加强法治、全面从严治党的客观要求。国家监察立法体现了权力属于人民、人民监督权力的宪法原则,突出了惩治腐败、建设廉洁政治的价值取向。监察立法是政治领域的治理规范,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与方法,把政治思维与法治思维结合起来,避免在重大政治问题上落入法治技术的困扰,以建设性的立法建言为反腐败良法善治贡献智慧力量。     

论反腐倡廉建设中权力制衡机制的科学化

反腐倡廉建设是一项长期的系统工程,建立科学的权力制衡机制是反腐倡廉建设的基础和关键。权力制衡机制的科学化必须坚持合理分解、互相牵制、动态平衡三个原则。权力的合理分解是前提,权力的相互牵制是核心,实现动态的平衡是目的。权力制衡机制科学化的实现必须建立在科学的权力配置、规范的权力运行、公民权利的觉醒和公民社会成长的基础之上。     

论监察权力概念的历史：从霍布斯到马克思

作为政治权力的监察权力概念是社会历史发展的产物。它的出现与近代社会契约论阐释国家权力的合法性密切相关，契约论创造了平等个体的现代性观念，并在此基础上发展出了制约国家权力的权力分立理论。但是，这种不纯粹的权力分立理论的背后特征是“占有性个人主义”,其以实用性为目的出发仍无法遏制现代化滋生的腐败。为此，卢梭通过“普遍意志”的概念为监察权力奠定了道德基础；经康德政治哲学对卢梭的改造后，先验道德基础与现实制度设计的矛盾仍然没有得到化解，只有到黑格尔那里才为国家主义提供了现实性的存在依据。最终，马克思无产阶级政党理论建立在国家主义的前提之上，诞生了奠基于伦理共同体的“自我革命式”的监察权力的概念，使其真正地落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