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态伦理视野中的自然价值

自然价值是生态伦理学的理论支点之一，也是生态伦理思潮中不同学派争论的焦点之一。对自然价值的不同理解、界定将直接影响到生态伦理学的理论建构。人类中心论生态伦理学是在对传统人类中心主义的反思与超越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它并不否认自然具有内在价值，但强调人具有比其他非人类存在物更高的内在价值，坚持人的主导性地位，主张以维护人类自身的长远利益与整体利益为价值尺度，对人类实践行为加以限制，人对自然负有间接性的义务。非人类中心主义学者以价值问题为环境伦理学的核心问题，反对人类中心主义的人类价值中心论，主张将价值审视的目光扩展到非人类存在物。非人类中心主义价值观又经历了动物权利论的自然价值观、生物中心论的自然价值观、生态中心论的自然价值观这一演变，逐渐将自然价价值从生命个体拓展到生态整体乃至整个大自然，从而为人类从更高的道德角度去关怀自然、保护环境提供哲学依据。     

大自然的内在价值与生态文明建设

现代西方环境哲学非人类中心主义以大自然具有内在价值而认为其具有道德地位,这割裂了主客体的辩证统一,因而是错误的。大自然不具有内在价值。所谓大自然的内在价值反映了大自然的客观性和固有规律性,而唯有人类具有内在价值和道德地位。生态文明建设要尊重大自然的客体尺度、外在尺度和真理尺度,即尊重所谓的大自然的内在价值。但是,我们更要尊重和弘扬人的内在价值,这是生态文明建设的主体尺度、内在尺度和价值尺度。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充分体现了主客体尺度的有机统一。     

困难与超越:“非人类中心主义”的伦理境遇解析

环境危机的全球化突显使得人类不得不反思过去强势的"人类中心主义"发展思路,逐步认可"非人类中心主义"的伦理观点,但是这种理论在进步的同时仍然有本质上的困难需要克服。本文认为解决环境伦理失衡的关键在于以人类整体的利益为基础,吸收非人类中心主义中有益的理念,在发展观念上坚持人类的利益与自然利益的协同发展,全面推行"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     

人类中心主义与非人类中心主义之争——关于“自然的内在价值”的诘难与反诘难

自然内在价值理论是非人类中心主义的一个核心价值理论。从它被提出开始,便遭到多方诘难。自然是否真的具有内在价值成为人类中心主义与非人类中心主义争论的一个焦点。本文将诘难归结为四个方面,并从诘难与反诘难的阐述中突显两派之争的实质,阐明自然内在价值理论的内在困境在于其依然无法走出主客二分的窠臼。尽管它在理论上和实践上均遇到困难,但其意义是不可抹杀的。     

反思环境审美中的两种非人类中心主义倾向

基于当前对生态环境恶化的忧虑,环境伦理学中非人类中心主义在美学领域对人类中心主义也展开了批判。在主要的环境鉴赏模式理论中,卡尔松二元论构架与柏林特整体论都暗含了非人类中心主义倾向。这种伦理价值向审美价值的转移是以后者的牺牲为代价的。但是审美主体性并非伦理学意义上的“人类中心主义”,承认审美主体在环境鉴赏中的合法地位,并建立起一种自由且健康的环境美学模式是必要的,也是可能的。     

论自然的主体性与自然的价值

本文提出人类中心主义与非人类中心主义的争论涉及自然及非人存在物是否有内在价值和权利,进而涉及自然及非人存在物是否有主体性.主体性是相对的,主体性可表现为不同程度.人不是最高的主体,更不是绝对主体,大自然才是最高的主体.非人存在物亦有不同程度的主体性,从而有其内在价值和权利.     

西方生态伦理学的自然地位之争与反思

当代的生态危机在西方伦理学界引发了非人类中心主义对人类中心主义生态观的挑战。争论双方围绕道德主体的范围和自然的道德地位展开了激烈争辩。人类中心主义墨守传统伦理观念,认为道德主体只局限于人。非人类中心主义认为道德主体还应当包括自然,它试图通过强调种际平等,把道德关怀范围扩大至非人类存在物,以解决人类面临的环境危机。通过分析、比较生态伦理学各派的主张,可以对人与自然关系有清醒认识:首先,人类要尊重非人类生命的权利;其次,应恰当处理生态系统中整体与个体的关系;最后,人类还必须对自身的认识偏见时刻保持警醒。     

自然界:人类反观自我之镜——对自然界价值的再解读

在对自然界的价值确认中,人类中心主义仅仅承认自然界具有工具价值,非人类中心主义则强调自然界还具有内在价值。无论是以自然界的工具价值、还是以自然界的内在价值作为生态伦理的哲学基础,都不能为生态伦理提供合法性辩护。其实,自然界还存在着一种表现和确证人本质的价值。这种价值既不是纯粹的工具价值,也不是纯粹的内在价值,而是二者的统一。承认自然界的这种价值,人类就可以通过现实自然界反观自照自身,修正自我形象,并以合乎人性的方式即合乎道德的方式对待自然界。     

环境伦理的转变及其展现的应用伦理学本质

人类中心主义和非人类中心主义是环境伦理的基本理论形态和解决方案,然而二者都有无法避免的缺陷。随着研究的深入,环境伦理发生了转向：科学向度上表现为生态学,哲学向度上表现为环境道德哲学,伦理类型上表现为环境美德伦理,社会政治上表现为可持续发展,社会教育上表现为环境伦理教育。环境伦理的转变突出显示了应用伦理学的本质：充分体现出应用伦理学的＂哲学＂根源、＂伦理＂本质、＂应用＂特性和＂实践＂本性。     

论人类中心主义的反人类性--以W.H.墨迪的“现代的人类中心主义”为例

人类中心主义本质上是反人类的,因为它在根本上确认和坚持的是一种物种主义的或动物主义的思维方式和价值观,这与人作为人的本质规定性是相矛盾的.人类在地球上是作为一个文化的物种进而作为一个道德的物种存在和发展的,超越人类中心主义,正是非人类中心主义的生态伦理在充分考虑了人与自然的关系以及人作为人的本质规定性之后所给出的一种人道主义的观点,同时,对人类中心主义的超越也是人类的道德进化的一个内在的本质要求.     

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对生态价值观的重构

西方“深绿”思潮把人类中心主义价值观看作是当代生态危机的根源,强调只有破除人类中心主义价值观,确立以“自然价值论”和“自然权利论”为主要内容的生态中心主义价值观,才能解决生态危机。西方“浅绿”思潮在为人类中心主义价值观作辩护的同时,对近代强式人类中心主义价值观做了必要的修正,最终形成以“开明的人类中心主义”和“弱式人类中心主义”为主要内容的现代人类中心主义价值观。西方“红绿”思潮中的有机马克思主义则批判现代性价值体系本质上是一种漠视人类之外的存在物的价值和利益的人类中心主义,由此必然导致人类与自然关系的扭曲和生态危机,因此应当以承认自然存在物的内在价值为前提,展开共同体价值观培育的有机教育。“红绿”思潮中的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则是在批判“深绿”和“浅绿”思潮所主张的生态价值观的基础上,重建了“人类中心主义价值观”和“生态中心主义价值观”,但他们与“深绿”、“浅绿”思潮的本质区别在于他们重建的两种价值观始终是与对资本主义制度和生产方式的批判联系在一起的。     

《列子》中蕴含的环境伦理思想及其现实意义

《列子》蕴含着丰富的环境伦理思想 .其环境伦理思想包括反对人类中心主义 ;保护自然 ,使人和自然和谐相处 ;认识到人类活动会对自然界产生不良影响 ,破坏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 ;认识自然、改造自然从而利用自然为人类造福的思想。对《列子》环境伦理思想的探讨 ,对于我们今天如何看待环境问题 ,树立正确的生态伦理观 ,正确的环境保护观和利用观 ,启发人们对保护环境的方法论的思考 ,有着现实的意义     

反思自然的价值:生态整体主义内在价值论的辨析

作为深层生态学和生态整体主义理论基础的自然内在价值论,遭遇了人类中心主义从主体论和认识论两个角度提出的挑战,深层生态学定义的人的主体性以及生态整体主义认识论的有效性受到了质疑。著名生态社会学家默里·布克金毫不留情地批评自然内在价值幼稚愚蠢。但是,从西方环境整体主义伦理学的重要代表罗尔斯顿、深层生态学提倡者阿恩·奈斯和盖娅理论贡献人林恩·马古利斯对内在价值论的言说中可以发现,自然内在价值乃是对自然存在事态的反思的合理结论,深层生态学扩大了人类主体性的边界,作为一个隐喻嵌于深层生态学言说中的自然内在价值概念有其合法性。     

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对历史唯物主义自然观的辩护

针对西方绿色思潮对历史唯物主义自然观反生态性的诘难,通过揭示生态中心主义自然观和现代人类中心主义自然观的理论缺失,深入挖掘了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自然观的生态意蕴。研究认为,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批判了生态中心主义的反理性主义、反技术主义倾向,揭示了生态中心主义自然观在自然价值论和自然权利论的理论困境,认为生态中心主义将生态问题的根源归咎于个人对环境的价值观和态度,这种观点是非历史主义的和唯心主义的;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批判了现代人类中心主义仅从价值观层面探导生态问题而忽略了价值观依存的社会制度和社会历史条件,认为现代人类中心主义自然观坚持自然对人类而言只具有工具价值,是脱离了一定社会结构和历史条件的抽象的近代机械自然观,其追求的人类整体利益和人类长远利益只是一种幻想;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对历史唯物主义自然观的辩护坚持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认为历史唯物主义自然观指认自然异化的根源在于社会生产方式,主张通过变革社会制度和生产方式来消除自然的异化、解决生态问题,提出历史唯物主义兼具自然维度和文化维度,坚持了自然的先在性和社会历史性,坚持了人的自然性和社会性,始终坚持了唯物主义自然观与历史观的辩证统一;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对西方绿色思潮自然观和历史唯物主义自然观的理论性质作了准确定位,主张把文化和自然因素引入到历史唯物主义中,构建了文化历史唯物主义自然观理论,是强调人与自然辩证统一的自然观。     

政治参与的价值论

人类中心主义把人作为价值主体,认为只有人才具有内在价值,其他非人存在物只有在满足人的需求后才具有工具价值,而没有内在价值。这种人类中心主义主张在政治生活中表现为把一切当成是谋求政治权力和实现其政治目标的手段,其结果是弱者利益、未来人利益和自然价值在政治过程中被忽视。因此,我们必须反思人类中心主义的政治价值观,明确各参与主体在相关领域的价值取向,找回政治参与的目的价值,为危机的解决和生态文明的发展做出价值论上的贡献。     

超越“人类中心主义”——对阿伦·奈斯深层生态学思想的反思

与西方传统机械论世界观相比,阿伦·奈斯的生态思想重视生命体自我实现与内在价值的新学说,既是认识视角的转变,也是一种后现代世界观建构的尝试.尽管深层生态学倡导非人类中心主义,打破了价值论意义上人类在自然界中处于中心地位的传统理论,但实际上其自身仍未完全摆脱"人类中心主义"的羁绊.考察人与自然关系之根本目的是为了更好地使人类社会自身得到发展,故不应将二者在价值上刻意地进行主客体之界分,而应视之为一种和谐的同构体.循此思路,反思阿伦·奈斯深层生态学思想对和谐社会之构建将具有一定的启示意义.     

生态伦理视阈中野生动物保护优先的三个维度

在野生动物保护优先的理论维度,人与野生动物存在着不可中断、不可逆转、不可割裂的三种善的逻辑:一是生命进化的连续性,二是本质塑造的交互性,三是价值创造的自然性。这三种善的逻辑蕴含了人与野生动物之间既是生命共同体又是发展共同体、价值共同体的“道”和“义”。野生动物保护优先是遵循人与野生动物在自然界中的天然关系和善的逻辑、回应生态危机背景下价值观变化的时代选择。在野生动物保护优先的历史维度,近现代野生动物保护经过两个阶段的发展从而实现了三个转变:野生动物的食用从合法转变为非法、从道德转变为不道德;动物保护的重点由家养转变为野生、由野生动物的个体转变为物种及其生态环境;野生动物保护的价值观由人类中心主义转变为“弱人类中心主义”“非人类中心主义”。这种转变为野生动物保护优先奠定了历史前提。在野生动物保护优先的实践维度,以现代科学技术为先导的经济社会发展使人类拥有了可以摧毁地球和地球生命的能力,“能而不想”是生态文明最基本的心性要求。由此野生动物保护优先首先要维护野生动物的生命之善,其次必须加紧扭转野生动物生境持续恶化的局面,再次必须加快改变野生动物深陷人类“围城”的状况,最后必须抓住禁食限用、保护优先拐点到来的契机,将野生动物保护优先融入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发展战略,贯彻于绿色转型、生态文明建设的实践,尽快建构政府主导的多主体、分类分级分区保护体系,防止把野生动物与畜养动物混为一谈,防止“法不容情”和“道德泛滥”。同时,聚焦“以人民为中心”的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价值理念的塑造,加快生态伦理的本土化、体系化建设,从生产生活出发进一步探讨和制定野生动物保护优先的伦理指南,突出人道与自然之道、野生动物之道辩证统一的价值评价,防止把生态伦理、野生动物保护符号化。     

佩珀的生态学思想及对环境伦理学的启示

作为当代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在英国的主要代表人物,戴维·佩珀对于目前的环境问题有着独到的见解。他坚持人类中心论,反对赋予非人类生物“内在价值”和“道德权利”以谋求人与自然和谐的做法。在他看来,正视和解决人与人之间的社会正义才是解决环境问题的当务之急。探析佩珀的生态学思想有助于为当前陷入困境的环境伦理学带来某种启示,并夯实其实践基础。     

自然价值论的存在论维度

罗尔斯顿对自然价值的论证逻辑经历了从人类中心主义到自然中心主义、价值与事实等同和对自然价值客观性的证明等三个环节.自然价值具有价值和事实双重内涵,自然价值论具有伦理学和自然科学双重品性,它存在着价值本体化的思路,其存在论基础是近代哲学的二元论.人与自然界之间伦理关系的基础不是一个客观事实,而是由人确立的,它在本质上是人在实践中为人和自然界确立的一种价值论地位.     

人类中心主义价值观的诘问及反思

21世纪是一个“环境的世纪”,人类面临着如何摆脱现实困境向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道路转变的问题。向一种新的价值观过渡,迫切需要认清人类中心主义价值观的危害和误区。从多元的视角重新审视了人类中心主义的价值取向、行为方式及传统的价值理论,指出传统的人类中心主义的价值理论在学理层面上是不充足的,在实践层面上是有害的。人类中心主义的价值取向、行为方式是环境危机的根源,为了构建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道路,必须重新认识自然的价值,在此基础上提出了自然的软价值的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