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东汉后期的法治思潮

东汉末年 ,儒家名教之治走向衰败 ,士风浮华 ,吏治腐败 ,社会黑暗 ,许多思想家、政论家为挽救东汉统治 ,主张儒法并用 ,以法治国 ,形成了有时代特色的法治思潮 ,本文对法治思潮的形成、代表人物的思想言论及社会影响进行了较为全面的论述     

《智囊》评注与冯梦龙在寿宁的善政思想

崇板七年（1634年）夏，冯梦龙完成了对（智囊》一书的重新整理和修订，交付同乡好友张我城以（智囊彻书名重刻刊行。同年八月，年逾花甲的冯梦龙不远千里赴闽，开始了他在寿宁县为期四年的知县生涯。在冯梦龙的一生中，崇份年间，是他集中精力致力于从事政治活动的一个重要时期。冯梦龙的施政思想、吏治实践在这期间均有突出的表现。崇债十年（1637年）春孟，冯梦龙在寿宁任上编撰的情宁待志》，为我们了解他在寿宁的吏治活动提供了翔实的资料。评价冯梦龙在寿宁的施政作为和吏治成就，以往人们的研究常常局限于《寿宁待志》本身，不同程度…     

张方平的官员选用和管理思想略论

北宋中期，社会危机加剧，吏治败坏。张方平根据当时的社会实际，提出了重视官员的选用、强化官员管理以及加强人才培养和储备等吏治廉政思想。这些思想在今天仍具有积极意义。     

高拱吏治改革的思想基础——以人才思想为中心

高拱的人才思想作为其吏治改革的思想基础,大致可归约为四项意涵:即"用人必先养人"的育才思想、"人有当用之才"的识才思想、"有才皆得其用"的用才思想和"推贤让能"的爱才思想.研究高拱的人才思想不仅有助于正确认识、评价他的吏治改革,而且对我们今天实施的人才强国战略也有着重要的借鉴价值.     

先秦吏治权利的道德合法性及其主要特征分析

先秦时期是我国吏治形成时期,吏治权利的合法性是由王权加天命共同构筑演变而来。一些有理想、有抱负的政治家与哲学家不断为吏治权利的道德合法性进行辩护与论证。中国古代吏治的特色主要表现为：古代吏治的政治理论基础为儒家道德政治学说;古代吏治的实质为人治;下级官员对君主绝对忠诚,最终形成了独具特色的中国吏治。     

刘秀吏治整顿试评

东汉政权建立后,光武帝刘秀为安定社会秩序,发展生产,曾进行过一次大规模的整顿吏治的改革,在历史上有很大影响。本文试图对其背景、措施及效果进行初步探讨。 一 两汉之交政治黑暗,吏治腐败。其主要表现:一是机构臃肿庞大,冗官成灾。汉初承秦制,设郡国36,“县邑数百”。后经历代增设,汉孝平帝时已有郡国103,县、邑、道、侯国1587。王莽改制又广置郡国达125,县2203。这自然使吏员数猛增。建武初,人口锐减“十     

岭南名相张九龄政治思想新论

出身于岭南的唐代名相张九龄的政治思想中特有的、具有岭南特色的礼治思想、吏治思想、选举思想、黄老思想及经济思想都与岭南文化有着密切的关系,表现出张九龄是在中原文化与岭南文化交融影响下的政治人物。     

杨时乔的政治实践与政治思想探微

继承儒家传统思想的杨时乔坚持以道事君的君臣观;倡导经世致用思想,并把这一思想付诸政治实践;为维护明王朝的统治,建议实行宽民之政的民本思想;整顿吏治,推行以择任贤俊为本的人才观。     

<<聊斋导异>>对封建史治和科举的惯懑与无奈

小说《聊斋志异》以儒家仁爱为本的传统思想和城市平民渴望公正廉洁的进步意识，深刻揭露和愤怒抨击了封建吏治制度和科举制度，表露出前代文化人少有的批判精神以及囿于时代和阶级的无奈心态，从而体现出审视法律文化的某种超越价值。     

《聊斋志异》对封建吏治和科举的愤懑与无奈

小说《聊斋志异》以儒家仁爱为本的传统思想和城市平民渴望公正廉洁的进步意识，深刻揭露和愤怒抨击了封建吏治制度和科举制度，表露出前代文化人少有的批判精神以及囿于时代和阶级的无奈心态，从而体现出审视法律文化的某种超越价值。     

汉代诏书与民生问题研究

汉代皇帝诏书中有很多是关注民生问题的,按内容可分为若干类,根据不同时期某类诏书数量的多寡,可推知不同时期诏书关注民生问题的侧重点不同。大致而言西汉前期皇帝比较关注农业和刑罚吏治问题,后期赦诏和求言选贤诏较多;东汉诏书较多关注刑罚吏治问题,东汉中后期赈济灾贫的诏书较多。皇帝诏书发挥的作用,取决于诏书本身的内容,更取决于官吏对诏书的贯彻执行。影响皇帝发布关注民生诏书的思想背景主要来自三个方面:神佑有德者的观念、对上古帝王德治境界描述的信仰、对阴阳灾异学说的信仰。     

明代吏治制度探析

明代的吏治在中国古代法制史上的重要地位,可以从明代重典治吏的手段上以及《大明律》表现出的重治朝臣的思想主张上得到反映,明初的立法思想在一些律学作品,如《明大诰》及王夫之的《噩梦》中也有所记载和论述。这些都体现了朱元璋的严法整饬吏治、重刑赃吏的思想。以史为鉴,明代治吏的某些做法对我国当前的廉政建设有一定的启示。     

太平天国干王的反腐治吏思想及其现代价值

太平天国干王洪仁玕在<资政新篇>、<立法制喧谕>等著作中提出了一整套整顿吏治、反对官员腐败的措施,形成了对官员事前预防、事中监督和事后惩治的全程式监督和控制.洪仁玕的整顿吏治、反对官员腐败的思想虽未能挽救太平天国的衰亡之运,但如果我们剔除其封建主义的成分,却能为我们今天的反腐败工作提供许多有益的启示.     

试论中国古代吏治的腐败及其成因

在中国历史上，吏治腐败是历朝历代普遍存在的一个社会问题，主要表现为贪污、受贿、卖官、奢侈等几个方面，它破坏了纲纪、法治，其结果是政治黑暗、民不聊生。吏治腐败的原因很多，主要有：１在于封建的君主专制制度；２在于封建的官僚制度；３在于封建国家的阶级实质。     

论包拯的吏治思想

包拯是中国历史上"清官文化"的典型代表,其吏治思想以传统的"民本主义"为理论基石.他在给皇帝的多次上书中,坚决主张依法从严从重惩治贪官污吏,希冀以"进用贤俊"的选官标准积极防范贪官出现.包拯的吏治思想及实践,不仅客观上符合当时民众的心愿,而且对当代的反腐倡廉也具有重要的借鉴和启示意义.     

试论杨增新的民本思想

民本思想乃中国传统文化思想宝库中的一份优秀历史遗产。尽管人们对它的解说仍有岐义，但是封建时代稍为开明之君主和比较廉正之官吏基本上均较重视民为贵的思想。杨增新无疑是位满脑袋封建意识的封疆大吏，然而他在督新时期保境安民、整饬吏治等举措，还是饱含其民本思想之因素。杨增新的爱国心与民本思想是研究其政治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该文专就其民本思想作些初步之剖析，以资借鉴耳     

评唐玄宗朝“吏治与文学之争”——兼论盛唐气象的形成及其历史意蕴

关于唐玄宗时期存在着“吏治与文学之争”的论题，学术界一直有着不同的见解。“吏治与文学之争”的主要表现，开元初期是姚崇与张说之间的明争暗斗，开元中期是张说与宇文融、崔隐甫之间的政治较量，开元后期则是张九龄与李林甫之间的矛盾与冲突。其间“吏治与文学之争”只是这场党争的表现形态，它不是这场斗争的主要内涵，不是它的焦点，更不是它的本质。封建专制下的权力游戏、君王个人意志的转移以及集团性的腐败，是这场斗争的根源与本质。这使得开元、天宝的朝政由明转暗，文人的人生旅程充满了挫折与苦难，从而为盛唐诗歌注入了沉郁顿挫、雄健苍凉的内质。     

王符的人才观

<正> 王符(约85——162)①,字节信,安定临泾(今甘肃镇原县)人,东汉后期进步思想家。王符生活的时代,正是东汉政权急剧衰落的时期,朝政非常黑暗,吏治极端腐败。一首民谣揭露说:“举秀才,不知书;察孝廉,父别居;寒素清白浊如泥,高第良将怯如鸡。”②面对这样黑暗的社会环境,王符“耿介不同于俗”,隐居不仕,著《潜夫论》三十六篇。在这部著名的政论文集里,他从中小地主阶层的立场出发,“指讦时短,讨谪物情”③,对东汉后期的社会政治进行了广泛而尖锐的批判,提出了一系列改良政治     

东汉顺帝“八使”巡行事件始末

东汉顺帝汉安元年的"八使"巡行郡国事件,是研究汉代"风俗使"制度时不可多得的个案。"八使"出巡,是在当时吏治松弛、监察制度濒于失效的背景下出台的。良好的儒学修养、丰富的从政经验、清正耿直的个人品性、忠公无畏的职业操守以及由此形成的个人威望,是入选"八使"的重要条件。为便于履行使命,顺帝授予"八使"光禄大夫头衔和举劾地方官吏的特权。"八使"在"劾奏贪猾"方面的表现引人注目,其吏治整顿效果不容忽视。"风俗使"出巡郡国虽为"善政",但在实际运作过程中存在着诸多困难。担任皇帝特使的经历,对"风俗使"个人的命运、前途均有影响。     

东汉后期儒学之新变及其对文学的影响

东汉后期儒学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一是官方经学的式微;二是儒学思想的精华,渗入到士人的心灵意识中去,成为批判现实的重要推动力。儒家固有的艺术精神的复苏为东汉后期文学的新变提供契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