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多元共存、多元一体的西部民族文化

人是社会实践的主体,人在人化自然的过程中,创造自身文化。从西部和青海两个区域维度上看:多种社会互动与交往的方式,建构西部民族文化多元共存的丰富意涵;不断深化的社会互动与交往,推动西部民族文化呈现统一性、包容性和一体化的发展趋势。     

清代宫廷音乐的时代特征与文化发微

清朝是中国古代封建社会中经济和国力都十分强盛的时期.清代宫廷音乐也得到了飞速发展.本文主要以清代宫廷音乐的时代特征和文化发微为研究对象,从统一性与多样性、地域性与民族性、继承性与创新性的时代特征和经济、政治、文化发微进行进一步的阐述和研究.     

清代宫廷音乐的时代特征与文化发微

清朝是中国古代封建社会中经济和国力都十分强盛的时期。清代宫廷音乐也得到了飞速发展。本文主要以清代宫廷音乐的时代特征和文化发微为研究对象,从统一性与多样性、地域性与民族性、继承性与创新性的时代特征和经济、政治、文化发微进行进一步的阐述和研究。     

从左江花山岩画文化看中国文化统一性

考察中国文化统一性在不同时期不同的在地表现形式,是“在地理解”中国文化统一性的重要途径。历史人类学研究表明,左江花山岩画的内容与东南沿海古代越人、西南濮人和左江区域原住民都有文化渊源,反映了春秋以来南部边疆地区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和区域文化统一性形成的历史图景。作为左江花山岩画文化主题的蛙图腾崇拜,吸收了仰韶文化蛙图腾崇拜元素而形成且独具地域特色;在民族分分合合的漫长历史进程中,骆越及其后裔的蛙图腾崇拜也以不同的形式和载体北传,左江花山岩画文化因而成为中国文化统一性的重要文化基因之一。“一统多彩”是中国文化统一性的一种在地表现形式,构成了另一种在地理解中国文化统一性的理论框架。     

多元文化视域中的油画民族化创新探析

油画是多元文化中的一种存在形式。油画移植中国后,在中西两种文化融汇过程中繁荣兴盛,而民族化的过程却使油画面临跌宕起伏的尴尬。在多样性与统一性共存的文化原理的关照下,多元与融合共生理应成为油画民族化创新的新理路。这种路径的选择既能维护"油画之所以为油画"的本质内涵,又能丰富油画民族化的理论基础,从而提升艺术创作的张力。     

浅议西部少数民族农业生产与食物加工禁忌

西部少数民族由于其民族文化的多样性,在他们的农业生产与食物加工过程中,有着一些极具民族特色的限制性禁忌。本文主要研究了西部少数民族在农业生产和食物加工过程中相关禁忌的主要内容,并简要分析了产生这些禁忌的主要原因。     

论当代民族高等教育之文化发展中的十大关系

民族高等教育之文化发展的本质是民族高等教育的文化传承与创新.在深化文化体制改革和社会经济结构转型的宏观背景下,民族高等教育在促进我国民族文化繁荣发展的过程中,时常面临文化发展的传统性与现代性、多样性与统一性、本土化与国际化、理论性与实践性、封闭性与开放性,文化传承与创新、文化冲突与调适,主流文化与亚文化等对立统一的矛盾关系问题,以及民族高等教育如何实施多元文化整合和促进文化可持续发展等问题.从辩证唯物主义的角度深入剖析这十大关系,有助于更好地发挥民族高等教育的文化职能.     

论文化统一性对中国档案发展的作用

中国传统文化的高度统一性,是中国档案事业存在与发展的思想之根、相承之源、物质之本.中国档案事业发展的历程中,得益于中国传统文化的统一性.     

从伊斯兰文明看文化自觉

伊斯兰教在伊斯兰文明中占有支配性的地位,伊斯兰文明具有政教合一、复古倾向、文化统一性以及因强大的适应能力导致的多样性和区域化倾向等文化特点。对于中国穆斯林中的回族而言,文化自觉包括对中华文明和儒家文化的研究,对伊斯兰文明的研究,以及对西方文明的研究。对于伊斯兰文明的研究,特别需要关注伊斯兰文明的网络结构以及伊斯兰文明对于当代社会的适应性。文化自觉的意识源自危机和危机感。近代以来中华文明和伊斯兰文明所面临的生存危机,必须从文明内部寻找原因,并从内部和外部全方位寻找解决的办法。在这一过程中,中华文明的文化自觉可以从中国伊斯兰文化和域外伊斯兰文化中受益。     

“利国,利民,利天地”——访中科院院士裴盛基教授

西部大开发牵动着世人的心 ,尤其牵动着科学家的魂。裴盛基 ,１９３８年生于四川绵阳县 ,大学毕业后就分配到云南工作 ,在西双版纳娶妻生子 ,一呆就是３６年。３６年 ,他走遍云南的山山水水 ,专门从事生物多样性研究 ,取得了丰硕的成果 ,于１９９４年荣获国际民族生物学研究成就奖 ,成为我国第一位获得此项殊荣的科学家。多年的科学实践 ,裴盛基教授不仅发现了生物发展物种间相互影响的一些特性和规律 ,而且区别于社会达尔文主义给人类社会和谐进步提出了许多忠告。他认为 ,民族文化的多样性和生态环境及自然资源的多样性 ,是西部地区的突出…     

论当代中国文化人类学的发展趋势

本文从学科发展的角度出发,对当代中国文化人类学的发展趋势作了预见性的展望,即人类学理论取向多元化的发展趋势;人类学研究方法综合运用的趋向;人类学的分支学科和应用研究向纵深发展;人类学在中国社会中的影响力日显突出。     

《大唐西域记》与西藏文化

《大唐西域记》与西藏文化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不管是在地理位置、宗教传播,还是在与周边国家的关系方面,都是有迹可寻的。从这种联系,我们可以窥见唐初西藏文化的一些蛛丝马迹,同时也可以看出周边文化的多元化对整个西藏文化所产生的影响。     

冷战后世界族际冲突的特点、原因及其消除

冷战后,族际冲突已成为世界冲突的主要形式,并且表现出新的特点:主体的多样化;范围的全球化;以极端民族主义为核心,宗教极端思潮为纽带,恐怖活动为手段。它的兴起,可以从冷战结束的效应、国家生存能力的增强、政府的政策、外部介入、政治和经济资源享有的不均衡、文化冲突等几个方面寻找原因。在新的世纪,国际社会必须高度重视解决民族问题,努力消除族际冲突。     

文明对话与族际和谐

我国的国情与西欧单一民族国家不同,我国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的有着多元文化的国家,各民族既认同于中华民族和中华文化,又保留着各自的民族特色和民族文化,形成了在认同中容多样、在多样中求认同的格局。这就要求在新形势下必须加强各民族之间的文化交流与沟通,以实现各民族之间的和谐,增强中华民族的凝聚力。而穆斯林文化独具特色,个性鲜明,更需要与各民族文化特别是华夏文化交流与沟通,从而达到"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的境界,为实现建立现代化强国的共同目标创造良好的社会环境。     

复数位的去蔽:对马库斯合作人类学思考的思考

马库斯关于合作人类学的思考其实是在言说一个常识问题--人类学的进一步发展需要展开合作。虽然从人类学发端就已存在,但将合作问题提到如此的高度并把合作的方式归纳为七种方式则确实是有其新颖性,使人类学研究本身是充满合作的这一事实不再晦暗。马库斯强调了研究者之间开展合作及其合作渠道多样化的重要性,然而,从本质上讲这是多样性客位或曰复数客位(etics)的合作。更为重要的问题其实是文化持有者的声音如何能够发出,因而,合作人类学还应重视的是在多样性客位合作的同时,更加重视与多样性的主位或曰复数主位(emics)的合作。随着合作的不断扩展、深入和延续,经验材料必然会大幅增加,此时,人们又该思考感性杂多是否带来知识的确定性问题。     

“一主二辅”：民族地区公共服务多元化供给的基本模式

本文首先归纳了公共服务供给中市场失灵、政府失灵和第三部门失灵的表现形式,指出公共服务供给应实现主体多元化。在分析了民族地区公共服务供给的现实状况后,提出民族地区公共服务多元化供给的基本模式：以政府部门为主导,私营部门和第三部门为辅助,最后对民族地区各级政府实施这一模式提出政策建议。     

论文化生态保护区中物质文化遗产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关系

作为文化遗产的两种重要类型,物质文化遗产和非物质文化遗产完全是从形态学视闽确立的两个概念.在文化生态保护区的特殊情境中两者具有尤为密切的联系,前者作为后者"生态场"的意义被空前突显,其中以物质文化遗产为展示空间的一种非物质文化遗产类型"文化空间"最具典型意义.如今在文化生态保护区建设正大力推进时,唯有依循文化生态保护理念,在尊重两种文化遗产各自特性和保护规律的前提下,将两种文化遗产进行整体保护,才能达到最佳的保护效果.     

可经营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产业化运作合理性探讨

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最重要的就是要对不同性质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采取不同的保护措施,具体情况具体对待.鉴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准公共品的性质,以及准公共品的多种提供方式,可以将非物质文化遗产(从产业化角度)分为可经营性非物质文化遗产与非经营性非物质文化遗产.对于可经营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可以通过产业化运作模式进行保护,就是要推进和实现非物质文化遗产面向社会化、保护主体多元化,实现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投入产出效益化.     

史诗《格萨尔》说唱艺人的抢救与保护

《格萨尔》说唱艺人是史诗的创造者、传承者、传播者, 他们用惊人的记忆和创造性的叙事才华铸就了堪称藏民族百科全书的英雄史诗《格萨尔王传》。对他们进行有效的抢救与保护, 就是对藏民族独特口头传统的保护, 也为保留我国与世界文化的多样性贡献了一份力量。     

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全球化背景下的资源博弈

国际社会保护濒临消失的人类文化遗产的热切期待,推动了声势浩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时代潮流的形成和发展。文化主体之于文化身份的诉求、权力承担者之于政绩的追求以及商业资本之于利润的追逐,正逐渐使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演变成为一场规模宏大且影响深远的资源博弈运动。正视全球化背景下断裂与脱节的文化经济秩序,客观看待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发展过程中的资源博弈现象,充分调动社会各方力量,共同促进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发展和繁荣,是当前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重要路径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