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梁启超新民思想的形成

梁启超素以“流质善变”、“不惜以今日之我难昨日之我”的多变性格见称于世。然而,透过梁启超这一“不易捉摸”的性格因素,人们不难发现其潜意识或思想深处仍然隐藏有一些相对稳定的个性特质。据笔者考察,新民之道堪称梁启超多变反复的一生始终思考关注的问题之一。 新民理论在梁启超思想体系中占有很重要的位置。新民理论的历史评价一直是一个很棘手的问题。以往的论者或以它是抵制革命的反动理论而不屑一顾,或充分肯定它在二十世纪初的中国社会所起的巨大启蒙作用,却很少有人对这一思想作出具体详实的研究。笔者认为,梁启超新民思想的萌生和发展,与中国固有文化传统和近代特定的社会历史土壤不无关系。孕育新民理论的文化传统主要有二:其一,中国文化重视“人的自由”和强调培养真善美三者和谐统一的理想人格的传统;其二,     

梁启超视界中的孟子及其对新民思想的影响——以《梁启超论孟子遗稿》为例

在近代资产阶级维新思想家中,梁启超对孟子思想非常重视,其不仅著有《读〈孟子〉界说》等著述,还曾著有未刊稿《梁启超论孟子遗稿》。梁启超立足于中国传统文化,并运用佛教和西方哲学理论,对孟子人性论、道德修养论等进行了深刻剖析。某种程度上讲,梁启超的新民思想深受孟子思想的影响,特别是孟子的性善论以及立志、存养、扩充的道德修养论为梁启超的新民思想提供了传统文化资源和理论基础。当然,由于梁启超的新民思想主要建构在斯宾塞社会有机体这一机械社会学理论之上,其局限性也是非常明显的,但深受孟子影响的梁启超新民思想对新时代公民道德建设仍具有积极的借鉴意义和当代价值。     

论梁启超对近代韩国思想启蒙及其小说革命的影响

梁启超被认为是中国开一代风气的文化大师,是中国思想启蒙和文学革命的先行者。他的论述给中国近代思想文化和文学带来了深刻变革的同时,对一衣带水的邻邦韩国的思想启蒙和小说革命亦产生了深远影响。凭借着《清议报》和《新民丛报》,梁启超成为近代韩国最知名的中国思想启蒙者。梁启超"小说界革命"的理论引发了近代韩国的"小说革命",而站在同情的立场上分析韩国的衰亡以及要求新民启蒙是梁启超及其著述能够在近代韩国产生影响的根本原因。     

士人伦理的嬗变与道德革命的艰难--试析梁启超《新民说》的伦理观

《新民说》是梁启超 2 0世纪初发表的以“新民”为意旨的文章结集 ,内中集中体现了他的伦理思想。在《论公德》等章节中 ,梁启超对旧的礼教纲常进行了批驳 ,力倡“道德革命”之说 ,充分意识到伦理道德在文化更生和转型过程中的深在效用 ,直开五四先声。但在《论私德》等章节中又对自己的“道德革命”论进行了自我消解 ,他的犹豫正体现了近代士人伦理嬗变的艰辛。在《新民说》中 ,梁启超始终贯穿了一种道义论的伦理关怀 ,对德育与智育的不平衡发展深表忧思 ,极富现实意义     

梁启超"新民"主体性与马克思"人"的主体性之比较

梁启超新民主体性思想与马克思人的主体性理论,从生成方式和根本特性两个层面来比较,表现出“心力”扩张与历史生成、“良知良能”与实践的明显差异,此差异深层蕴涵的是中国传统文化与生成于西方文化土壤的马克思主义的差异。     

浅析梁启超的"道德革命"思想及其现代意义

梁启超是中国近代史上一位惊世骇俗的资产阶级的思想家，他塑造了具有“独立自由、进取冒险、利群爱国”的新民形象，试图从改造旧的国民性的角度来挽救中国近代的民族危亡，并提出了“道德革命”的思想，认为“道德革命”是实现“新民”的重要途径。道德革命的思想是在我国从封建社会向资本主义社会转型过程中提出来的，通过深入分析梁启超的“道德革命”思想，笔者发现它对于我国目前社会主义转型的道德建设具有极强的现实意义。一、“道德革命”的可能性和必要性粱启超从理论和现实上为“道德革命”的可能性和必要性进行了论证。首先，梁…     

近20年来梁启超《新民说》研究综述

梁启超是我国历史上著名的政论家、启蒙宣传家和学者。其《新民说》从1902年到1906年首先以单篇论文的形式发表在《新民丛报》上,后来将20篇论文汇编成册,取名为《新民说》。从1937年到1979年尚无专门研究《新民说》的论文和著作,对其新民思想的评述也只是零星地散见于著述、传记之中。但从上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对梁启超研究的深入,对其评价越来越客观公正,人们也越来越重视对《新民说》的研究。据统计,有关《新民说》的论文有50余篇,此外,在宋仁的《梁启超政治法律思想研究》,刘邦富的《梁启超哲学思想新论》,以及张灏的《梁启超与中国思…     

《新青年》的初衷

《新青年》的自我定位在文化而不在政治。它与青年探讨修身治国之道,帮助他们实现思想解放和人格独立;它致力于介绍外来新知,帮助青年从全人类的先进文明中汲取营养;它致力于传播现代政治哲学和民主共和的国家法理,帮助青年认识个人与国家的新型关系;它批判旧思想、旧道德、旧文学和旧艺术,帮助青年冲破专制制度所造就的文化传统;它所推行的是思想文化领域的革命,而不包括政治革命。《新青年》在思想文化领域发动革命的初衷,是使国民成为真正的现代公民,使国家成为真正的名副其实的民主共和国,实际上是在为已经完成的政治革命进行补课。直到五四运动发生,《新青年》的这一初衷并未改变。对当时的国家体制而言,《新青年》不是革命派,而是补天派。从这个意义上说,《新青年》所进行的文化革命,说到底是为了保卫和巩固民主共和。     

论梁启超的理想人格：《新民说》重读

在“道德革命”的旗帜下,梁启超的《新民说》表达了“新民之道”的多项意谓。该书以明确的历史意识和高度的方法论自觉为前提,以建设“公德”为契机,以“利群”为道德之总纲来平衡公德与私德,目标是造就与现代民族国家相应的“新民”。解读《新民说》,不宜纠缠于表述之欠周延甚或前后扞格,而可悬置系统哲学的框架,以观念史的方式钩玄提要。“新民”的历史形态是由“臣民”变为“国民”或“人民”,在道德界则应超出“私德”扩展“公德”。真正把握其“公德”观念,需要对“德”有逸出一般行为规范的界定,明确其包含“品性”“德行”和“行动”及其“力量”之复合意义;在此基础上会看清梁启超所谓“公德”实际上包含了一个观念群,它们由五对相反相成的观念绾合而成,涉及到形上学、伦理学、社会学和政治学诸学科,对它们作辩证综合方才能描绘出梁启超心目中的新型理想人格,汲取其对于我们今日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积极意义。     

论五四启蒙思潮的形成

五四启蒙思潮的形成以西学东渐和中国近代社会变革为其思想渊源,但无论是中国传统思想中的某些异质音响,还是洋务派的富国强兵战略,都与五四启蒙思想相去甚远;近代维新派思想家严复、梁启超等人提出“开民智”、“新民说”,孙中山提出“三民主义”,一致把“新民”看做是强国建国的手段而不是目的;五四一代启蒙思想家借助西方社会契约理论确立了以“立人”为目的的启蒙思想,从而为中国现代文化启蒙树立了“人学”标志,并由此确立了国家与个人的新型关系原则。这种关系准则是现代社会关系最本质的标志。     

中国学术史上的垂范之作--读梁启超《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

一190 2年 2月 ,自“戊戌政变”后流亡日本已三年多的梁启超 ,在横滨创办了《新民丛报》(半月刊 )。 3月起 ,《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陆续在该刊“学术”栏发表 1 ,所用“中国之新民”乃这一时期梁氏最著名的笔名 ,由此亦可究知其写作的缘起与用心。据《新民丛报章程》2 标示 ,梁启超办刊的宗旨是 ,“取《大学》‘新民’之义 ,以为欲维新吾国 ,当先维新吾民”。因此 ,从《礼记·大学》篇“作新民”一语生发而来的“新民”思想 ,也成为其时梁启超关注与论述的中心。《新民丛报》第 1号即开始连载的系列政论文《新民说》,对此作了充分阐…     

论《新民说》对近现代人格的初步构建

本世纪初,梁启超在他主办的《新民丛报》上发表了《新民说》（1902．2．8—1903．11．2）,系统地提出了将传统的中国人改造成为近现代的中国人的方案。对塑造新民形象的紧迫性、新民人格的特征、新民的价值取向进行了全面的论证,影响了几代中国人,揭开了道德观、人生价值观和人的现代化深刻变革的序幕。重新审视《新民说》对新民人格和新民之道的构建,不仅有助于我们认识传统人格向现代人格转型的特征,对当代社会的理想人格建设也不无益处。一、“新民为今日中国第一急务”戊戌变法失败之后,梁启超开始思考改造中国的根本途径,走上…     

梁启超学术讨论会综述

<正> 1986年12月6日至8日,由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历史所、暨南大学历史系、江门教育学院、广东康梁研究会、新会梁启超研究室共同发起的“梁启超学术讨论会”在广东江门市委党校举行。来自北京、上海、广东以及日本的五十多名与会者向大会提交了二十多篇论文。 梁启超与启蒙运动是会议主题。与会者在1983年“戊戌维新运动与康梁讨论会”的基础上进一步肯定梁启超与启蒙运动在百日维新失败后数年间继续发挥对民主革命的推动作用,主要有下面一些看法: 开民智、新民德、养民力是启蒙运动的纲领。方志钦(广东社科院历史所)认为,这是梁启超的启蒙“三民”主义,它的高峰在1903年,两年后为革命三民主义所取代,但深入发展的启蒙运动是由维新运动到资产阶级革命间必不可少的过渡阶段。梁启超的“启民智”在中国文化思想史上起到提倡智力投资的作用,至今仍有现实意义。1902至1903年是梁启超思想的最激进时期,     

新吾国 新吾民——梁启超国民性改造思想探析

面对当时中国内忧外患的境况,梁启超试图深入到文化心理层面,提出"新民说"的救国之道,认为"新民为急务"。其新民方案是从新民德、新民智、新民力三个维度出发,新民德包括公德论,私德论,新品性即自由、进取冒险、自尊、合群、毅力;新民智,属于价值观层面。这三者又彼此相联系,共同为了新民气,改造中国国民性,铸造民族精神。在当时的时代背景之下,梁启超新民思想具有重要价值,其思想的深度及其力度,也不愧为思想之先觉者,从而进一步影响后世者进一步探索中国国民性改造的问题。     

近代中国人研究郑和应始于1905年--梁启超《郑和传》发表时间考

以学术史的眼光审视郑和下西洋盛事 ,当代郑和研究学者普遍认为 ,真正称得上对郑和及其史迹作较完整的研究 ,当为近代之事。“1 90 4年梁启超在《新民丛报》上以笔名‘中国之新民’发表《祖国大航海家郑和传》一文……对于传统史学具有突破性的意义”① ,“首先揭开了近世郑和研究的序幕”② ,乃近代中国人科学研究郑和的开山之作。 1 90 4年具有标志性意义。但是 ,这一为学术界普遍接受且几无异词的“1 90 4年说”却是错误的。最近笔者查阅发现 ,刊载梁启超文章的那期《新民丛报》是 1 90 5年 ,而非1 90 4年。尽管只相差 1年 ,但准确弄清楚…     

梁启超学术讨论会论点综述

由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暨南大学历史系、江门教育学院、广东康梁研究会、新会梁启超研究室联合发起的粱启超学术讨论会于1986年12月5日至8日在广东江门市举行;来自北京、上海、广东以及日本的学者共五十多人,提交论文二十多篇。着重讨论了下列问题: 第一,梁启超与启蒙运动。有的认为开民智、新民德、养民力是启蒙运动的纲领,是梁启超的启蒙“三民”主义,其高峰在1903年,两年后为革命三民主义所取代,但启蒙运动是维新运动到资产阶级革命间不可缺少的过渡阶段。梁启超的“启民智”在中国文化思想史上起到了提倡智力投资的作用,至今仍有现实意义。有的同志则指出,梁启超对中国近代思想解放潮流产生过一定影响,但其“以复古为解放”实际上是儒家思想进行自我革新,难免产生两重性的矛盾。     

以群为纲：《新民说》中“新民”概念考辨

1902年，梁启超《新民说》的发表，标志着近代政治概念“新民”的诞生。既有研究充分讨论了“新民”概念融合儒家传统思想与现代国民理想的特征，但未能解明梁启超提出“新民”旨在反思“合群”运动的重要意涵。19世纪末的“合群”运动是一场主张合群立会、整合四民的政治活动，但“合群”的理想在实践中最终演变为会党相争。梁启超理想中的“新民”，践行以“利群”为核心的新道德，试图建立具有匀质色彩的“群”。这不仅承袭了《大学》等儒家思想的传统，也意味着他构想出了一种由一及群、培育现代国民的理想路径。“新民”以群为纲的思想特质是基于“合群”运动的历史反思，终因梁启超个人思想的多变和20世纪初中国社会结构的分化而被弃用。但“新民”的概念内涵仍随着不同的历史事件和政治主张不断丰富和演变，其流播无远弗届。     

从“新民”到“四有新人”之塑造看儒学在中国文化重构中的作用

儒学在中国文化重构中表现出超越时代、开放吸纳、不断走向未来的潜能及斩不断的强大生命力。文化重构实质是人格或人的价值观念重构 ,文化变革的关键在于调整和改变人格 ,即塑造“新民”或“新人”。儒家“新民”思想表明 ,儒学将随中国文化的变革而发生转化 ;近代梁启超“新民说”对儒家“新民”思想的继承与超越 ;毛泽东“新人”观中的儒家思想成分 ;邓小平“四有新人”观与儒家文化的自然联系 ,都表明儒学在中国文化重构中具有重要地位 ,也表明儒学具有与现代文化相融合并发生转换和走向现代化的特性。     

梁启超流亡日本时期的办报活动及其新闻思想

梁启超流亡日本期间,先后创办了《清议报》、《新民丛报》、《新小说报》等,将宣传变法的阵地由国内移到了日本,产生了重大的政治影响。梁启超办报以“广开民智”、救国报国为宗旨,提出了“思想新而正”、“材料富而当”、“报事确而速”以及经济上独立等基本原则。他把报刊当作维新派的阵地,鼓动“兴师讨贼”,传播西方新思想,主张报刊应发挥“监督政府”和“响导国民”的作用。梁启超的新闻思想不仅具有一定的反封建进步意义,而且也是新闻报刊史上的宝贵财富。     

重新审视《新青年》与五四白话文运动的关系

《新青年》在五四现代白话文运动的兴起、发展乃至胜利的全过程中起着巨大的推动作用。以往学界在论述《新青年》对现代汉语形成的贡献时,往往局限在《文学改良刍议》等少数有意提倡白话文的文章上,忽视了《新青年》所倡导的思想革命在语言变革中的作用。《新青年》走在汉语现代化变革的最前列与其高举“德先生”、“赛先生”两面大旗进行思想文化革命密不可分．而这正是五四白话文运动与晚清白话文运动的根本性区别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