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西昆酬唱集》在“唐音”向“宋调”转化中的作用

《西昆酬唱集》是宋初杨亿编选的一部唱和诗集,是“西昆体”的代表著作,在唐诗向宋诗的转型过程中起到了承上启下的重要作用。从题材内容看,《西昆酬唱集》中的感事述怀诗、咏物诗和言情诗等比唐诗更广泛深刻地描写日常生活,使诗歌更趋通俗化;从艺术功能看,《西昆酬唱集》开启了宋诗“以才学为诗”、“以文字为诗”、“以议论为诗”等特点;从传承和影响看,《西昆酬唱集》既充分学习和吸收了几位唐诗大家的创作成就,又发展和影响了一批宋诗大家的创作倾向,在“唐音”向“宋调”转化过程中起到了关键作用。     

孔子“诗教”观再解读

孔子推崇《诗经》,这在《论语》和《孔子家语》①多有反映：“不学诗,无以言”,是孔子对诗的作用的解读;“诗”三百、思无邪,是孔子对“诗”的总体评价;虽重“诗教”,但就“六艺”之间关系来看,孔子认为“诗”的最终旨归应为促进礼和乐的培养。孔子“诗教”观始终围绕“君子”这一理想展开,具有强烈的道德说教色彩。     

“六诗”本义新探

将赋、比、兴本义解作诗歌写作方法和诗歌体裁均有所不妥。因为“六诗”当是《周礼》编著者在古而自有的风、雅、颂组合中插入赋、比、兴拼凑而成 ,它反映的是学《诗》致用称《诗》以言的时代观念。其要义在赋《诗》以风 ,指以讽喻教化为灵魂 ,以赋为组织核心 ,加上比兴为主干 ,又缀以雅颂为陪衬的《诗》的六种功用。“赋”指“称《诗》以谕其志”,“比”指以《诗》类比己志 ,“兴”指起发志意 ,听赋《诗》而触类旁通生发感悟 ,领会其所含情志意义。就本义言 ,“六诗”原属经学命题 ,至东汉之后 ,赋、比、兴三义才演变成一个发展着的美学命题     

孔子的《诗》“无邪”新探

千百年来,研究孔子《诗》学理论的文章不计其数,但几乎没有人将《诗》的“言志”观与孔子的“无邪”论进行比较研究.本文拟试加探讨.一、孔子的《诗》“无邪”是对《诗》“言志”的限定.孔子的《诗》“无邪”及其他的全部《诗》论都记载于《论语》之中.《论语》涉及到《诗》的达十八处之多.其对《诗》的总结性评价是:“诗三百,一言以敝之曰:思无邪.”“思无邪”三个字,出于《鲁颂·(?)》,原意描写养马人放牧时专心致志的神志,并无他意.孔子采用了春秋说《诗》的“断章取义”之法,以此来评价整部《诗》.这种定性型的概述,在中国古代诗论中具有开创性意义.如果说“诗言志”是中国诗论的“开山纲领”那么《诗》“无邪”可以被称之为诗从属于伦理政治的开山纲领.它对日后两千多年的中国诗论所产生的深远影响,是怎么评价也不为过分的.     

儒门《诗》学中的“兴”

“兴”是先秦两汉儒门《诗》学中的一个关键词。孔子时代用《诗》风气的盛行 ,以及两汉经学昌明时代对于通经致用的追求 ,决定了“兴”之本义初乃用《诗》之法。但是伴随上述文化背景的逐渐淡去 ,自由的文学创作在一定程度上获得了可能 ,儒门《诗》学中的“兴”在某些情况下开始流转为作诗之法。而无论是孔子的“兴于《诗》”、“《诗》可以兴” ,还是后儒“六诗”“六义”中的“兴” ,实际上都可以各自贯释为一种根源于“仁心”的情感摩荡活动。     

赋诗以理性 塑已以诗情──孔子论“诗”用“诗”初解

文章从《论语》、《孔子家语》、《二十二子》三书中收集所有孔子与《诗》相关部分的内容,参照《论语》中“作歌”等孔子“吟咏情性”的部分章节,着力论述了两个观点;其一,孔子用诗范围最广,孔子言志用诗,鉴政用诗,论人、教化、明礼亦用诗;其二,孔子还在《诗》的本质问题和特殊的教化功能上有着极为深刻的高屋建瓴认识,由此认为：孔子不是形式上的诗人,因为他没有给我们留下哪怕是一首叫做诗的东西;孔子又是本质上的诗人,因为他一生充满诗情,一生与《诗》有剪不断的联系,他用一生建构的诗理体系影响了我们二千多年。     

张载“诗说”的诠释特色

张载《诗说》的研究现状与其学术价值极不相称,有继续研究的必要。张载《诗说》以“置心平易,以意逆志”为诠释理念,这在他的三大《诗》论中有充分的体现;以顺天、尊君为诠释内容,这在他说“顺帝之则”、说文王必敬事商纣、说后稷之生中有充分的体现。在诠释方法上,以诗、《易》、“气”说《诗》,此则张载《诗说》独有;以古礼、情理、文理解《诗》,是宋儒解《诗》的常用方法。张载《诗说》并非皆合《诗》旨,却是时代尊君思潮的反映,故而值得研究;其诠释方法并非全都新颖,但这些“陈旧的方法”却参与了宋代《诗》学的共构,故而值得关注。     

论“六笙诗”与古《诗》文本

《诗经》“六笙诗”因“有其义而无其辞”,引发了古今无数的讨论。它的篇次莫定，前后不合，难以融入《诗》的辞章编排系统。特别是由它引起《诗》文本编排的变更，所谓由毛公“推改什首”,造成了《诗》的“非孔子之旧”,多与史实不合。这在出土文献海昏侯《诗》、汉《熹平石经》与毛《诗》互证中得到充分证明，并在《诗》文本的学术源流与汉代《诗》学研究中获得有力支持。“孔子之旧”就只有“三百五篇，遭秦而全”的《诗》文本，四家皆无异义。郑玄相关解说的存亡、缘由自相矛盾，反映的只是其笺《诗》所见与注《礼》所用乃不同的另一个《毛诗》文本。其中的“六笙诗”序，不过是其时的《毛诗》学者将《乡饮酒》《燕礼》中用乐的《小雅》的《南陔》等6篇编排到《诗》文本中的新变现象，而不能说是代表“孔子之旧”的古《诗》文本。不包括“六笙诗”,才是“孔子之旧”三百五篇古《诗》文本的实际篇目。     

“灵台”我见

鲁迅先生《自题小像》一诗中的“灵台”,所见到的解释中,无一不是作“心”解的。其主要依据是:《庄子·庚桑楚》:“不可内(纳)于灵台”;晋朝郭象注“灵台者,心也。”又:鲁迅先生在《摩罗诗力说》一文中有“热力无量,涌吾灵台”之句。据此大家都一     

“思无邪”别解及孔子的论《诗》系统

《论语》中孔子讲“《诗》三百 ,一言以蔽之 ,曰‘思无邪’。”从汉代到现代 ,学术界对其中“思无邪”一语解释纷纭 ,因而也就妨碍了对孔子《诗》论的理解。正确理解《鲁颂·篇》“思无邪”的原意 ,结合孔子论述《诗经》的系统和春秋时期研究《诗经》的总体趋势 ,孔子说《诗经》“思无邪” ,是说《诗经》给人们在现实生活中提供了广阔的应用手段 ,而这一点又进一步证明了孔子论《诗》系统的纲领是普及文化 ,运用《诗》提高“人”的精神     

“以意逆志”新探：作为诠释事件的“咸丘蒙问《北山》”

“以意逆志”，是孟子针对咸丘蒙曲解《北山》诗义的错误所提出的说诗方法。因为自身的儒家立场，咸丘蒙从《北山》一诗中获得了“文本义”“语境义”与“预期义”三重意义，这三重意义彼此矛盾，导致咸丘蒙对《北山》做出“断章取义”的理解。“以意逆志”具有“排他性”和“唯一性”的特点，而《北山》又因其独特的文本结构呈现出多种可被解读的向度，孟子的解读只是其中的一种。“以意逆志”的“意”与“志”是儒家学说中“仁义”的体现，具有“心所同然”与“不忍之心”两个心理学前提。孟子“以意逆志”的说诗方法，具体表现为用伦理情感延伸出的亲亲之爱置换文本中表现出的怨愤之情。     

“关关”新解

春秋时的《诗经》是我国最早的一部诗歌总集,其中《关雎》一诗是中外驰名的名诗魁首。对诗中“关关雎鸠”中的“关关”之注释,历来都遵循郑玄的注解。文章从几个方面对此进行考证,发现《诗经》中用象声词模拟鸟鸣叫的句式都和“鸣”字相连;雎鸠无论是那一种鸟,都不可能发出“关关”的叫声;“关关雎鸠”和“淑女采荇”一样,采用的都是比兴的手法。因而认为“关关”是动词重叠连用,说的是先人利用“鸟媒”的一种捕猎方式。这种利用鸟媒的形式表达爱情在民歌中仍得到体现。     

“诗教”小诠

“五四”以来,孔子受到片面的否定,他的“诗教”观点,也被认为是违反阶级斗争的文艺观,长期受到“讨伐”,其实是不公平的。 根据《小戴礼记》的记载,孔子曾说:“温柔敦厚,诗教也。”《论语》也记载过孔子的话:“《关,睢》乐而不淫,哀而不伤”;“《诗》……可以怨”。司马迁在《史记》的《屈原贾生列传》中引申这     

孟子“以意逆志”说《诗》方法之辨正

本文对诸多文章中所提出的观点:一是孟子并未实践其“以意逆志”的说《诗》方法;二是孟子提出“以意逆志”说《诗》方法是对“断章取义”用《诗》方法的否定,分别给以辨正。并简要分析了孟子“以意逆志”说《诗》方法的得失。     

“以意逆志”:从读书方法到解释学境界

到了孟子的时代,在《诗经》的几种应用形式中,“听《诗》”十分罕见了,“赋《诗》”日渐式微了,惟有“引《诗》”硕果仅存.孟门师生“引《诗》”相当普遍,孟子由此在批评“断章取义”的基础上,提出解读《诗》篇必须“以意逆志”.“以意逆志”迟早地、必然地聚焦于“逆”之一环,只要这个时刻来了,“真切”就是对于“逆”最真切的“翻译”.践履孟子说的“以意逆志”,于一般读者而言,理当放弃“中心”之类概念,让更有理解力度的“互动”概念挺身而出;但是,当读者化身作者之后,其真切地逼近《诗》篇之“志”,也只是作为自己的“支援意识”,它们终归要服从于自己的“集中意识”——所谓“意”也.惟有这样理解,“以意逆志”才会成为一种上乘的读书方法,更是一种心向往之但又未必能够抵达的解释学境界.     

司马迁“孔子删《诗》”说补证

“孔子删《诗》”乃是中国文化史上的一件大事,人们在并无充分根据的情况下,竟然长期对此表示怀疑,甚至完全予以否定,这样的学术趋尚显然值得深思。基于对“古诗三千”与“逸诗”稀少、“《诗》三百”与“季札观乐”、“思无邪”、“孔子删《诗》”的权利以及“孔子删《诗》”史书无载等五个方面的文献参证与综合论证,不难发现“孔子删《诗》”是完全可信的。     

说“诗眼”

１一提起“诗眼”、“词眼”就会使人想起那些几经锤炼，在诗、词中起画龙点睛作用的字眼。这是不错的。但如果我们进一步作些考察，就会发现这样的理解还是不够全面的。“诗眼”、“词眼”这些概念的出现，并不太早。一般只能追溯到宋、元。如有人曾指出：“‘诗眼’一词，最早见于北宋。苏轼诗云：‘天工忽向背，诗眼巧增损。’范成大也在诗中写到‘诗眼’：‘道眼已空诗眼在。梅花欲动雪花稀。’范温的诗话更以‘诗眼’为名，题为《潜溪诗眼》。‘词眼’一词，首见于元代陆友仁的《词旨》。《词旨》分八部分，其六专论‘词眼’。虽然‘诗…     

“排门”与“排门夫”解

<正> 《王梵志诗校辑》第○七四首有句为“地下须夫急,逢头取次捉。一家抽一个,勘数犹未足。科出排门夫,不许私遮却。”“排门夫”一词,《辞海》、《辞源》未收,《校辑》也无注释,仅作为难词编在所附《王梵志诗语辞索引》中。按,“排门夫”是由“排门”一词再复合“夫”字而成的唐宋时俗语,意为挨家挨户闯门捉兵。“排门”词,《辞源》及《辞海》未收,它的时代较早。南朝梁何逊《七召》:“于是整容投刺,屣履排     

“王繁”与“王粲” ——曾巩《万山》诗考论

曾巩《万山》一诗最早见于北宋刊刻的《元丰类稿》,第三句“王繁旧居处”,历代《元丰类稿》刻本皆同。然而台湾商务印书馆出版的清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卷二十)中陳焯的《宋元诗会》第三句则写作“王粲旧居处”,此后,有些著述在引用此诗时“王繁”就改成了“王粲”。通过查阅了大量文献资料,经过考证,最终证实“王繁”一说确定无误,系“王粲”与“繁钦”的省略。     

“言志”、“缘情”名异实同论

“诗言志”。朱自清说它是中国诗歌理论“开山的纲领”。由于孔子又说过“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以及“温柔敦厚,诗教也”的话,后人就把儒家这些注重诗的教育意义和社会功用的诗歌理论称为“言志派”;而把“情”视为与政教对立的“私情”,“因而在诗论中常常出现‘言志’和‘缘情’的对立”。(郭绍虞《中国历代文论选(一)》《尚书·尧典》篇“说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