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我国报告文学的兴起

<正> 我国的报告文学究竟于何时兴起?以前出版的现代文学史都引用以群同志《抗战以来的报告文学》中的提法:“在一九三一年底‘九一八’以前,中国还没有报告文学。那时,即或有少数类似报告文学的作品也未被称为报告文学,因为当时‘报告文学’这一名辞还未被确立起来”。田仲济先生于1963年《文史哲》三期上发表的《特写报告发展的一个轮廓》里,提出不同意见:“……而正式以报告命名的作品,则不能不推一九三二年出版的反映一·二八上海战争的《上海事变与报告文学》。但因此而说在这以前中国还没有报告或类似报告的作品出现,也是不确实的。”在1980年四期《时代的报告》上,刊登了田先生《我国报告文学历史发展中的几个重要问题》,又提出:“中国的‘报告’或‘报告文学’的产生应该说开始于五四时期,一九一九年五月十一日《每周评论》上亿万的《一周中北京公民的     

纪实小说一瞥

在当前小说创作出现“疲软”,读者对小说发生的审美“疲劳”的状况下,刚破土而出的纪实小说却能独秀于林,深得读者的青睐,然而蛾眉遭妬,它也就从此多事了。一本大型选刊要转载《流星》,作者“不禁一愕:‘这是报告文学呀!’”,编辑却“微笑着说‘但也是传记小说’”。于是,报告文学上了小说的选刊。一位颇负盛名的作家举行招待会,澄清纪实小说《无冕皇帝》所写的不实,认为是攻击了他及其他十多位文学界人士,有关方面责令作者     

黄老学研究的新探索─—评《黄老学论纲》

由丁原明教授著、山东大学出版社1997年出版的《黄老学论纲》一书,对黄老学的界定和学脉等进行了新的探索。一、黄老学的理论建构对黄老学的界定,过去都把它称为托黄帝、宗老子的一派道家。该书根据司马谈的《论六家要旨》,认为黄老学的特点有三：“即一是‘道’论（‘气化’论或规律论）,二是‘虚无为本、因循为用’的‘无为’论,三是在对待百家之学上‘采儒墨之善,撮名法之要”’;其实质是以“道”为核心,而关于道与治国、治身怎样协调一致的学说。该书指出,“判断某人某著作是否属于黄老学,或在某人某著作中是否有黄老思想”,…     

20世纪中国报告文学理论之变迁

20世纪中国报告文学总的历程,是从茅盾所期望的小说化路子折向夏衍《包身工》那种“论文式的‘报告文学’”的写法。其理论的发展,是从与相关文体的比较中,辩识其特征,到围绕新闻性与文学性的矛盾,特别对能否适度虚构与合理想象的问题,展开长期的论争,最终走到因否定报告文学的新闻性与文学性而无法认识这一文体的地步。实践进一步揭示,报告文学是散文中时代感最强的写人记事并可以直接加入作者议论的一种文体。它的本质特征是史实性,它可以由狭义散文向广义散文作一定程度的延伸。     

诗着一字佳

一切文学作品均是用语言来描绘形象、塑造典型和性格,描写自然景色、反映现实事件的。而就诗的特点来说,对语言的要求比其它文学作品更高更严,它既要形象化、也要有音乐美;既要精粹,也要有感染力。王国维在《人间词话》里有这样一段话:“‘红杏枝头春意闹’,着一‘闹’字而境界全山。‘云破月来花弄影’着一‘弄’字而境界     

论茅盾报告文学创作特征

作为一名卓越的小说大师和著名的文艺理论家,茅盾在现代文坛一度普遍轻视报告文学的背景下,热情而及时地扶持了这一文学家族中的新品种。他在《不要误解了报告文学》的短论中指出:“伟大作品也可以是报告文学的杰作,正如伟大的作品中可以有小说、诗歌、戏剧一样,也将有报告文学。”不仅如此,茅盾还以自己创作的实绩表示他对报告文学的支持和热心。检视茅盾创作,可知他发表的散文、报告文学作品有数百篇之多。出版的散文报告文学集有《速写与随笔》、《炮火的洗礼》、《见闻杂记》、《苏联见闻录》等十来部。约略计算《茅盾全集》散文卷中半数当属报告文学。茅盾是现代文学史上一个有实绩的重要的报告文学家。诚然,茅盾并不是第一流的报告文学家,他并没有创作出夏衍《包身工》那种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名品。然而.他的创作自有特征.因而也自有价值了。     

假左真右的哲学表现——批判“四人帮”的形而上学“混同”和“乱斗”

华主席在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深刻指出:“四人帮”是一伙隐藏得很深的新老反革命分子,是极其狡猾的反革命两面派,“他们推行的是一条右得不能再右的极右路线,在表现形式上有极右的一面,也有极‘左’的一面,而当他们以极‘左’面貌出现的时候,往往具有很大的欺骗性。”指示我们:“必须彻底揭露‘四人帮’反革命两面派的伎俩,揭露他们假左派、真右派的反动面目,进一步提高识     

校勘二题——校读《管子》所想到的

古籍整理中,校勘是一个重要环节。校读《管子》,觉得有两个问题,特别需要注意。第一:由于对古字古义的训解有所不察而发生误校。略举数例,加以说明。如《轻重戊》:桓公问管子日:“民饥而无食,寒而无衣,应声之正,无以给上,室屋漏而不居,墙垣坏而不筑,为之奈何?”王念孙的校勘是:“‘居’当为‘治’,字之误也。《齐民要术》一,《太平御览·木部一》引此,并作‘治’。下文‘室屋漏者得居’,二书‘居’亦作‘治’。”(见《读书杂志》)大概王氏以为“居”是居住、居处的意思,在这里讲不通。而《齐民要术》、《太平御览》引此正作“治”     

报告文学是否允许事实基础上的“略有虚构”

1980年初,《文艺研究》上发表了一篇《报告文学的时代特征及其必须严守真实的党性原则》(以下简称《原则》)的理论文章,该文批评:主张报告文学在事实的基础上允许“略有虚构”、是把报告文学引进一条死胡同,歪曲历史事实,败坏党     

读考古发掘所得文字资料笔记(一)

(一)满城陵山二号墓出土的所谓“宫中行乐钱”和“铜骰”。 据《满城汉墓发掘报告》(1980年文物出版社出版,以下简称《报告》),满城陵山二号墓(即中山靖王刘胜之后窦绾墓)出土两套所谓“宫中行乐钱”,每套二十枚。一套“分别铸‘第一’至‘第廿’字样(缺‘第三’,但多一枚‘第十九’……)”。另一套“铸韵语一首,二十句,每钱铸一句,句三字或四字”,《报告》撰写者依韵脚和文义整理,录文如下(引者按:《报告)所标“第一”、“第二”等字皆删去):     

试说《诗·小雅》与《易·卦爻辞》之间的关联

<正> 《诗》与《易》之间有某些关联,这一点,多少年来我已经受到过不少的启示了。尚秉和先生在其《滋溪老人传》中说,“始吾以《易》象失传,故易说多晦;乃浏览《毛诗》新旧各说,其晦黯与《易》同。”闻一多先生在其《说鱼》中说:“隐(言隐)和喻一样,而目的相反。‘喻’训‘晓’,是借一事物来把本来说不明白的说得明白点;‘隐’训‘藏’,是借另一事物把本来可以说得明白的说的不明白点”。他又说,“隐在《六经》中相当于《易》的‘象’和诗的‘兴’”;“……占卜家的语言中少不了象。诗人的语言中尤其     

论报告小说

我以为,要论报告小说,必须先论报告文学。这不仅是因为它们之间的关系“暖昧”,在我看来,简直是难以区分。——倘把我国几十年来,关于报告文学真实性问题的争论与85年《光明日报》上关于报告小说的争鸣联系起来稍作分析,就会发现:报告小说就是报告文学。     

应当正确理解物质与意识的辩证关系——同庞长富同志商榷

<正> 在一九八二年第一期的《学习与探索》上,庞长富同志的《物质与意识不是对立的统一》的文章(以下简称《庞文》)认为:一、物质与意识的对立面的统一关系“与唯物辩证法基本原理是根本不相符合的,它在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中不仅没有任何根据,而且早已遭到批判;”二、物质与意识两者是“相适应”的,但是,“‘相适应’或相统一的事物之间的关系,并非笼而统之地都是对立的统一的关系”;三、“意识统一于物质所讲的‘统一’与对立面的统一所讲的‘统一’,是两个形声虽同而涵义具有原则区别的两个概念。前一个‘统一’讲的是世界的本质问题,是意识统一于物质,物质是第一性的、意识是第二性的,而对立面的统一所讲的‘统一’的重要内容之一,却是指矛盾双方相互渗透、相互串通、相互依赖或依存,是相比较而存在的,失去一方它方就不能存在……”。归纳起来,《庞文》的观点是,矛盾的对立面的统一,必须是双方相互依存,互为条件,一方失掉它方即不能存在,而物质和意识的关系,却是物质在先,意识在后,物质能够脱离开意识而独立的存在,因此,两者构不成对立面的统一的关系。我认为,这—观点是值得商榷的。     

关于“山”,“魂”及其他

《解放日报》在去年七月十二日发表了冯英子同志的杂文《要一点移山精神》,九月十三日又发表了振千同志的批评文章《也要移一移》。对照_看,觉得有几句话要说。 冯文的个别提法,如在谈到山头主义等封建残余时,说“我也但愿它只是一种‘残余’”,这“但愿”两字以及说“象《祸起萧墙》所描写的这些无形的山,显然比‘十八盘’还要难以攀越”,是说得有些过头。但提倡移山精神,有利于四化建设,总的思想是积极的。 振文有些观点,如“今天的‘山’不能与三十年代的‘山’相提并论”,“望‘山’兴     

吉砚书屋随笔——笔误与错误

2008年第12期《书法》杂志“读者来信选摘”刊出天水市秦泽宇先生“近日读第十期《书法》发现一些问题,总结出来寄予贵刊。”秦先生发现的第一个问题竟出自我的一篇文章,他说：“在董建先生《清代印人姜炜小考》一文中,其所引用《读印人传》中语‘摹印规樵自先秦,两汉而下,靡不肆力焉’。读时觉极不通畅、明了,何谓‘规樵’遂翻检中国书店所出《篆学丛书》下册《读印人传》中相关内容,原来此处非‘规樵’而是‘规樵’,查《艺林楷则》及《康熙字典》知‘樵’即‘模’字,如是则文句之意可明白,即‘师法’之意。”     

从《文选》到《玉台新咏》——南朝后期文学的转变及其意义

<正> 《文选》是我国现存的第一部诗文总集，也是集部中对中国文学影响最大的一部总集，“词章中一书而得为‘学’，堪比经之有‘易学’、‘诗学’等或《说文解字》之蔚成‘许学’者，唯‘选学’与‘红学’     

评刘节先生的以人性论为核心的唯心史观

刘节先生在《怎样研究历史才能为当前政治服务》一文中提出了一个关于历史研究上的重要的根本問題。这个問題已經引起了国內学术界的广泛注意和討論。刘节先生的主要論点是:“孔子发现‘仁’,好象牛頓发现万有引力一样。万有引力只能也用公式表示的抽象定律,只可以从各种不同的事实中表现出来。‘仁’呢,也是从‘自古及今’,人类社会上各种具体事件中归納出来的抽象名詞。”“当时用孝、悌、忠、恕說‘仁’,我們现在就要用阶級友爱等等方面說‘仁’,其为‘仁’一也。”如果用馬克思主义的阶級斗爭     

说“消息”变为“音信”意义的时代

王力先生在他的《汉语史稿》562页讲到“消息”一词时说:“‘消’是‘灭’,‘息’是‘生’(文选七发李善注),‘消息’本是等立仂语,等于说‘消长’”。“到了第五、六世纪以后,‘消息’才有‘音信’的意义。”并以南朝梁元帝诗和唐代骆宾王、李白、杜甫的诗句为例。我们认为,“消息”作为“音信”的意义,在公元三世纪初就已经出现了。如东汉末年蔡琰的《悲愤诗》:“迎问其消息,辄复非乡里。”西晋陈寿著的《三国志》中“消息”已经普遍用来表示“音信”的意义,例子很多,我们仅举几例: 《三国志·蜀书·董刘马陈董吕传》:“魏尚书仆射陈群与丞相诸葛亮书,问巴消息。”     

报告文学要符合新闻真实

关于报告文学的真实性问题,历来有两种意见:一是报告文学应写真人真事,不能虚构臆造,不能张冠李戴,只可以在不违背新闻真实的原则下,调动文学手段,进行适当的加工。另一种意见认为,可以以真人真事为基础,对一些细节进行“想象和夸张”,甚至部分虚构,主人公可以用假名,生活里真实的事实可以“移植”等等。我认为,报告文学必须符合新闻真实。它所描写的内容,必须确有其人,实有其事。人物,是实际生活中具体存在的真人;事件,是现实生活中确实发生过的真事。甚至每个细节,都应该和实际生活中的具体事实相符。不能搞“主题先行”,而要从实际出发。尊重文艺规律,从所描     

周恩来瞿秋白报告文学之比较

报告文学的发生与发展，是一个历史性的演进过程。中国报告文学成名于三十年代“，其时，这一晚近出现的品类，在文体家族中取得了自我一格的独立地位。作为一种新文体，在其独立运行之前，已开始萌生了。十九世纪至二十世纪的交替增变之时，一些知名的与无名的思想者、文化人，以其创作的实绩，为报告文学的萌生作出了奠基性的贡献。在这中间，就有革命家、政治家周恩来与瞿秋白。他们分别写作具有报告文学属性的《旅欧通信》和《依乡纪程》、《赤都心史》，从而成为现代报告文学史上早期重要的作者。对此，报告文学史家已有指认，赵通秋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