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乡扩镇、乡派镇治:乡级治理体制的结构性改革

农村税费改革后,现行的乡级治理体制也需要进行相应的结构性改革,以走出"黄宗羲定律"的怪圈.本文认为下一步乡镇体制改革应按照工农分业和乡镇分治的原则,精乡扩镇,将现有的乡级政权改为县派出的基层行政组织;同时,扩展镇的自主权,将镇政权改为基层地方自治组织,实行乡派镇治,建立纵向集权,横向分权的现代乡镇治理体制.     

我国现阶段劳资矛盾的应对机制——基于企业民主治理视角的分析与思考

与国家其他的治理单元不同,企业治理更为复杂,也面临更多的困难。尽管如此,民主在企业治理中的地位和作用不应受到忽视,民主化治理机制为现有的企业治理体系注入了新的活力,开拓了更广阔的发展空间。作为我国现阶段劳资矛盾的一项有效应对机制,以民主促进企业治理着重在畅通民主渠道、员工利益表达和员工权益维护三个层面开展具有政治创新的探索性行动,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效。     

乡约与明代乡村社会治理 ——以《醒世姻缘传》为例

明代中后期,随着里甲制度的衰败,由地方绅士和官吏提倡的乡约制度在明代许多地方得到实施,乡约本为以道德自律为目的的民间的自发组织,但到明后期,基层政府大力在地方推行乡约制度,并利用乡约来进行地方治理,其利弊得失在史料中描述甚少,而明末小说<醒世姻缘传>对此有详细记录,如乡村社会的治安、民间纠纷的调解等.     

多重矛盾下公共危机的治理潜能及其转化性开发

科学的危机治理离不开对公共危机的正确认知。在多重风险的交织效应下,公共危机显露出常态化趋势的同时存在多重性矛盾:社会性与制度性诱因结合、不确定性与合规律性统一、突发性与渐进性共存。公共危机对国家治理具有两面效应:既有破坏性损害,又具建设性潜能。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深入推进中,公共危机具有组织变革、制度创新、体系重塑和凝聚共识等治理潜能。转化性开发公共危机的治理潜能,必须拥有历史高度的大局观,从提升危机治理能力现代化着眼,在科学认识危机成因前提下对危机防范疏漏问题进行制度性检视,在深刻总结危机规律基础上将危机压力转化为完善国家治理体系的动力,在系统把握危机矛盾基础上将中国特色的制度优势转化为危机治理效能。     

明代徽州的乡约推行与县域治理

明代徽州乡约最早推行于成化年间,时任休宁知县的欧阳旦为推行乡约颁布《教民条约》,在贯彻明太祖圣谕六言主要思想的同时,聚焦社会实际问题,希望通过乡约移风易俗、减少诉讼,实现县域社会的有效治理.嘉靖时期徽州乡约逐步发展,既有府县守令积极推行,也有地方社会主动响应.随着嘉靖末期徽州地区治安形势的恶化,乡约的治安功能逐渐受到官府的重视.万历以降徽州乡约达到兴盛,地方官员纷纷采取宗族乡约化、巡行乡约、慎选约正副等方法,致力于解决乡约行之不实、流于形式等问题.乡约作为县域治理的重要手段,被明代徽州的府县官员们反复推行,在一定程度上取得了整齐城乡礼俗教化、稳定地方社会秩序,从而助益县域治理的积极作用.     

利益矛盾综论

由于现代社会利益主体的多元化,利益矛盾往往多种多样,由此组成了一个复杂的纵横交错的利益矛盾网络。对于客观存在的利益矛盾如果不能及时有效地化解,就有可能激化并危及社会的和谐和稳定。因此,研究利益矛盾,对于推进科学发展、促进社会和谐,无疑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从马克思主义矛盾观看构建和谐社会

和谐即协调。从马克思主义的矛盾观来看,所谓协调,对于由诸多矛盾构成的系统整体而言,它所强调的是部分与部分之间、整体与各部分之间朝着同一方向运动过程中的互相适应、互相促进的相容性和一致性;对于单个矛盾体而言,它所强调的是矛盾运动过程中的统一性和矛盾转化解决的平稳性与缓和性。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必须运用马克思主义矛盾观深刻理解和正确处理各种矛盾问题,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不断向前推进。     

矛盾与和谐世界的建设

和谐是一种理想境界,是优美的矛盾结构,是矛盾的良性运行态势。当今世界既存在大量不和谐现象,又存在着众多和谐事实。建设和谐世界,必须致力于各国的和睦相处,防止冲突和战争;必须坚持互利合作,促成普遍发展,实现共同繁荣;必须坚持包容精神,努力推动不同文明的共同进步。     

和谐发展的矛盾解读

和谐发展具有丰富的矛盾内涵：它以承认矛盾为前提,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一个不断化解矛盾的过程;和谐是矛盾的一种状态,和谐发展是社会发展各要素对立与统一的结果;和谐发展是“重点论”与“两点论”的统一,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全面、协调发展。     

陶渊明的矛盾性格与最终和谐

陶渊明的性格是矛盾的。仕与隐的彷徨,双重人格的碰撞,使他身处事理冲突的怪圈,难以和谐。他的卓越在于,通过追求人与自然的和谐和人与人的和谐,他的矛盾性格最终达到了高度的和谐。     

从差异和矛盾中认识和把握和谐

差异和矛盾是和谐的有机内涵和存在状态，差异是和谐存在和发展的基础，矛盾仍然是和谐社会的发展动力。和谐是在差异形成的多元互动的基础上产生的，又是在正确解决矛盾的方式中实现的。     

试论辩证矛盾的系统性质

辩证矛盾论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系统的整体相协调.应从马克思主义人类学哲学的新视角观察与分析辩证矛盾问题,惟有如此,才能发现以往矛盾论的缺陷,较全面地阐述辩证矛盾的含义,才能将辩证矛盾论与现代系统论结合起来,将辩证矛盾论与中国传统的中庸之道的合理思想结合起来,将辩证矛盾与构建和谐社会、和谐世界的理念结合起来,将辩证矛盾论与发展中的马克思主义统一起来.     

构建解决社会矛盾纠纷的数智治理体系——基于SARA模型

社会矛盾纠纷是社会公共安全治理的重要内容,虽然有关多元矛盾纠纷综合治理的实践一直在持续推进,但依然面临重视化解纠纷而轻视发现纠纷、技术手段创新受限、不同平台间融合不洽等问题,应该在分析产生原因的基础上镜鉴域外经验进行数字化转型,基于SARA模型推动社会矛盾的数字化治理体系建设。在数智时代充分运用数字化改革跨场景优势,引入SARA模型来构建全量、动态、闭环的数智治理体系,基于“扫描”的全量数据汇聚与特征识别、“分析”的风险智能预警与精准研判、“响应”的智慧算法推荐与多元协同处置以及“评估”的全链闭环管控与诉源分流,构建系统、闭环、科学、智慧的社会矛盾纠纷数智治理体系。     

论治理理论在新农村建设中的境遇及其出路

在西方语境下发展起来的治理理论,不仅其理论本身具有缺陷,而且在实践中也不断遭受挑战.因而,当将这一理论移植到中国农村具体实践中时,就必须避开其在政治倾向与文化接受性等方面的理论陷阱,创造性地与我国的具体国情及新农村建设实践相结合.中国的乡村治理应着力破解"乡政村治"二元治理格局的结构性矛盾所引起的体制性冲突及制度性制约,引导乡村社会走向自主治理、民主治理和合作治理的轨道;提高乡村干部在村民中的信任度及政治权威,克服村干部对基层政权的权威依赖和资源依赖,有效整合家族、企业组织以及各种农村社会中介组织的利益和矛盾冲突,实现政府行政管理与基层群众自治有效衔接和良性互动.     

辩证矛盾中的和谐性关系探究——由构建和谐社会引发的哲学思考

辨证矛盾中的和谐性关系包括矛盾的和谐性与矛盾的非和谐性。矛盾的和谐性是指客观具体事物之间配合的适当性,具有适合、协调的关系。矛盾的和谐性可以分为单方调整的和谐性与双方调整的和谐性。矛盾的非和谐性可以分为因为发展引起的非和谐性与因为异常状态引起的非和谐性。矛盾的和谐性是矛盾的同一性的一种表现形式。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过程中,应当在哲学上重视对辩证矛盾中的和谐性关系的研究。     

我国社会矛盾化解思路的转向

当前转型时期,我国各种社会问题突出、社会矛盾凸显、社会关系紧张,为从根本上缓解社会矛盾冲突对于社会秩序的破坏、消除潜在的矛盾激化因素,有必要对我国社会矛盾化解的思路的转向进行研究探索.我国社会矛盾化解思路从整体上可以归结为从“管理”思路转向“治理”思路.通过对比分析传统管理思路与新的治理思路的差异,确立社会矛盾化解机制改革的目标定位,以提高整个社会解决矛盾和化解冲突的能力,由此实现利益关系趋于均衡的社会.     

社会发展视域中的矛盾与和谐

本文从社会发展的视域对矛盾与和谐的关系进行了探讨。作者将和谐纳入对矛盾的理解中,在矛盾关系中区分出和谐统一与不和谐统一两种基本形式,认为和谐仍然是矛盾关系的一种表现形式。因此,"发展是对立面的统一"才是辩证法的最高原则。对矛盾的这种新的理解,突显了和谐在社会发展中的重要性,对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有着重要意义。     

和谐与矛盾关系探究

建构社会和谐,实现科学发展和社会主义现代化,都需要以辩证系统的思维方式进行深入思考,以及对“差异、相互作用、和谐、矛盾、统一和系统”及其相互关系的正确认识与把握.深入探讨是“排斥和离异”的相互作用表现“和谐”,还是“互通有无、互利平衡”的相互作用表现“和谐”,以及矛盾与和谐的相互关系,是构建和谐社会和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重要而必不可少的思想意识前提.     

论社会矛盾的和谐化解

和谐不仅是社会发展的条件,而且催生一种新型的和睦相合的人际关系。社会和谐和社会平等是相辅相成、互为因果的,从本质上说,和谐所要实现的社会目标,正是体现着社会平等基本内容的诸方面。和谐化解是妥善处理社会矛盾的新方法。正确解决社会矛盾,不能采取“一个吃掉一个”的办法,而应使矛盾诸方各得其所,和谐结合,达到多样性的统一。     

论中国农村村级治理模式创新:复合式治理

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农村村级治理形成一种以村民自治为基础的“乡政村治”模式.在这种模式引领下,中国农村的村级治理进入了一个新阶段,显示出其特有的适用性和局限性.近年来,中国现有的村级治理模式面临越来越多的困扰,显现出不适应社会发展的一面.因此,基于实践的探索,中国应构建新的村级复合治理模式.新模式建构的重点在于:明晰乡村责权关系,发挥“乡政”、“村治”两个主体作用;明确村级“党”、“政”定位,激发村级党组织和村民委员会两个核心要素的积极性;提升农民主体意识,培养自主、包容两种精神;扶持发展民间组织,拓展市场、第三方参与两大救济通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