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德潜诗学思想研究——以《说诗晬语》为中心

《说诗晬语》作为清代诗论体系建构中的鼎力之作,内中充分体现了沈德潜对于诗歌本体功能的认知与恢复,以及诗歌创作经验的秉承和创新方面的独到见解。沈德潜提倡主情的儒家诗教观和主"格调"的诗歌创作观,以此来恢复当时日渐衰落的诗歌正统。他在诗歌创作的体裁与声调等问题的探索过程中所体现出的通变思想,尤其是注重"活法"的思想,为当时僵化的诗坛创作注入了一股新鲜血液,这也正是沈德潜诗学思想的价值及意义所在。     

沈德潜格调说研究述评

从沈德潜格调说的基本内涵与特征、形成背景与渊源、格调说与其他主要诗学体系的互动及格调说的影响与文化意义等四个方面对近三十年来学人们关于沈德潜格调说的研究成果进行总结和梳理,以期对后续研究有所启发。     

浅论王士祯与沈德潜的诗学思想之异同——以两人的诗歌选本《古诗选》和《古诗源》为例

王士祯的"神韵说"和沈德潜的"格调说"是清代两个很有影响的诗学主张,实际上两人都是在讲"神韵",但侧重点有所不同。他们的诗学思想必然会在他们的诗歌选本中体现出来,本文以两位的古诗选本《古诗选》和《古诗源》为例,通过其中所选诗歌的不同来更形象地认识他们思想的不同,以及浅析两种思想产生的时代背景。     

论沈德潜的宋诗观

面对宋诗,清代“格调说”的盟主沈德潜表现出兼容并蓄的态度。他自言“未尝贬斥宋诗”,编选了《宋金三家诗选》,对苏轼、陆游等宋代诗人大加赞赏。在《清诗别裁集》中,沈氏也选了不少有宋诗风格的作品。但同时,沈德潜又坚定地保持着以唐诗为尊的立场。面对宋诗,沈德潜的根本态度是：宋诗可以存在,但只是在以盛唐为尊的基础上对诗坛的一种补充;宋诗也不是不可以学,但必须做出一定的限制,绝不能让学习宋诗成为诗坛的主流。总体来看,沈德潜之所以能成为清代“格调说”的盟主,原因之一正在于,他以较为合理的方式给宋诗以适度的生存空间,从而为盛唐之诗、为“格调”保留了更大、更确定的空间。     

《说诗菅蒯》论

1 清代中叶,诗壇上最为活跃富有影响的主要流派是袁枚为代表的一派。具有进步思想倾向的袁枚之“性灵说”,正与负有盛名的沈德潜之“格调说”、翁方纲之“肌理说”相抗衡,因之构成了清代文学批评史的一项重要内容。对于袁枝诗歌理论及其流派的形成,如果象有人指出的,吴乔、黄子云等人具有一定奠基作用;则吴雷发更是一个有着促进作用不宜忽视的重要前导。     

《说诗晬语》与沈德潜的诗选评点探微

沈德潜的诗话《说诗晬语》在当时颇有影响。沈德潜以《说诗晬语》为中心,提出了不少新的诗学理论。在论唐诗方面,反对王士祯的"神韵说",主张"格调""骨干气魄";在论汉魏六朝诗方面,不满钟嵘对某些诗人的分品,尤推崇陶渊明诗歌的平淡之风,鲍照诗歌"抗音吐怀"的开创之功。沈德潜的诗论也存在着一些弊端,最明显的是儒家诗教观念的某些局限。     

沈德潜对叶燮诗学批评思想的继承与发展

沈德潜继承并发展了《原诗》的批评思想 ,综合了性情、格调、神韵诸说 ,提出了兼重内容与形式的批评标准体系。叶燮从史到评 ,沈德潜从评到论 ,叶燮的逻辑终点构成了沈德潜的逻辑起点。     

沈德潜的审美理想新探

乾隆时期的诗学大家沈德潜 ,一向被视为“格调说”的倡导者 ,但他实际上在继承了严羽和明七子“格高调逸”理论的同时 ,又吸取了明清以来主性情、重创新的思想 ;他推崇杜甫“鲸鱼碧海”的风格 ,而又赏识清远宛然的诗境 ,主张壮美与优美的结合、格调与神韵的统一。他的审美理想 ,更能体现乾隆盛世的审美文化特点     

论袁枚的诗文美学

一在清代前期,由于统治阶级的提倡和一帮御用文人、帮闲文人的附和,在文化领域内掀起了一股复古主义思潮,古典主义的回潮成为美学中的突出现象,这种=光返照的现象并不说明古典主义的历久不衰,相反地恰恰说明它业已日薄崦嵫,行将被新的理论形态所扬弃。当时带有官方色彩把持着文坛的有王士祯的“神韵”说、沈德潜的“格调”说和翁方纲的“肌理”兑,其中因沈德潜特殊的政治地位,以“格调”说的影响为最大。袁枚以“性灵”说为核心的诗文美学就是代表着前进的美学主潮、作为这三说的对立面出现的,而与沈氏“格调”说的争论尤为激烈。     

沈德潜的格调说与对唐诗的评价问题

沈德潜的“格调”是一个融合着气格、风骨、才力、声调等多元素质的概念。格调说是沈氏评论唐诗的基石。据此 ,沈氏对盛唐诗予以高度评价 ,并展示了李白、杜甫作为盛唐巨擘格调的丰富内涵。沈氏在推崇格调的同时 ,对影响较大的神韵说并未忽视且有所借鉴 ,从而使得他在对唐诗的评论中表现出较高的艺术眼光     

南宋词与理学新论

南宋词“复雅”理论在理学“崇正”思潮影响下形成了以东坡词为“正统”的词学正统论和词学宗派论,而词的创作则在发展东坡词法基础上逐步形成以“抟搦义理,劫剥经传”为表征的宗义理词风。在词人群体形成及演变方面,理学人士对苏学的推崇不仅直接促成了南宋苏轼词派的形成,而且在苏、辛词派交替过程中起极重要的中介作用。随着程学地位的不断提高,宗程学或具有程学倾向的词人不仅从思想、理论与创作方面拓展了以崇苏为基点的“复雅”词风,且还以极大热情参与辛派的建构并逐渐形成理学家词人群。考察南宋词风演变及词学理论的文化背景,理学无疑是一个不容忽略的重要因素。如果忽视它的存在,将难以对南宋词理论实质、词派演变及创作倾向作全面深入的把握。     

明清之际"诗史"观的新进展--吴伟业知人论世观内涵新探

吴伟业知人论世观与其以"心史"为"诗史"的文学思想相结合,既突破了传统知人论世批评的政治教化决定论与"文如其人"的思维模式,又突破了明代诗学脱离社会现实的弊端,具有明清之际知人论世批评重经世致用与时运的共同特征,并形成了自己独特的内涵,体现了明清之际"诗史"观的新进展。     

田同之诗论与康乾之际山左诗学思想的嬗变

清代康熙至乾隆初期,山左诗歌空前繁荣,诗学思想亦相当活跃。田同之于康乾之际神韵说风流云散之时,“笃信谨守,乃在新城王公”,极力维护和鼓吹神韵说。同时,他又受到家学传统的影响和德州乡邦诗风的浸染,十分推重杜甫。各种因素的合力,使他立于沉实与清远两种诗学旨趣的交汇之处。透过他的诗论及其与诗界的前后钩联,可以寻觅到康乾之际山左诗学思想的嬗变痕迹。     

明代复古主义诗学诸理论及发展

明代复古主义由祈向诗歌美学高境,而推崇汉唐,讲求格调,在展示独特理论魅力的同时,何景明重视才情,已对其先天弱点有所修正;而面对明中叶新思潮的挑战,王世贞吸收作家才思真情自我个性等方面的内涵,突破固有的理论局限;胡应麟发掘兴象风神等汉唐诗歌品质,补充体格声调理论之不足;许学夷突出从“体”的中偏正变的历史考察、尤其各种“变”的环节与样态中,探求和分辨诗歌本乎天成、形迹俱融、风神超迈的根本性质。从而使复古主义成为一种突出诗歌内在特性研究而又比较圆融的诗学理论。     

胡应麟对黄庭坚诗歌的接受与明末宗宋诗风

一般认为,明代的前后“七子”尊唐诎宋,而胡应麟在《诗薮》中更进一步,全盘否定了宋诗。实际上,胡应麟基于其盛衰相继的诗史观点,认为“衰世”也蕴含了勃发的生机,对宋诗在否定中又有所肯定,对宋诗的代表黄庭坚诗歌也多有论评,特别对其学杜与用事进行了多向度的考察,较早地打破了明代对黄庭坚诗歌“缺席审判”的坚冰,直接导引了明末的宗宋诗风。     

曹贞吉与清初济南诗派探微

曹贞吉,清初著名诗人,其外祖刘正宗在清初力倡济南诗派,以宗唐为旨,曹贞吉诗歌深受外祖影响,诗风发源于初盛唐。济南诗派另一领袖人物王士禛主张＂神韵说＂,与曹贞吉交厚,对寄托遥深的曹氏诗歌亦彼为激赏。然而随着清初诗坛宗宋诗风的兴起,曹贞吉诗歌一为诗坛风气所感染,一为自身遭际所激发,由宗唐而宗宋,并最终融各家之长而自成一家,对清代诗歌摆脱明诗余绪形成自身的时代特色产生了积极影响。     

论汤显祖的诗人本色和“四梦”的诗作特征

汤显祖虽以《牡丹亭》著称,但从其一生的文学活动来看,应是一位诗人。因此,其"四梦"具有明显的诗作特征,在内容上,秉承了自娱言志的传统,表达了其在不同时期的人生观与社会观;在艺术上,为显示才华,语言典雅华丽,长于"辞"而短于"戏",具有案头化倾向。从明代沈?、冯梦龙的《牡丹亭》改本,一直到清代叶堂的《纳书楹四梦全谱》、钮少雅的《格正还魂记词调》、《缀白裘》所收的艺人改本,皆为"四梦"在舞台上的演出与流传作出了贡献。     

元代诗僧天隐圆至考论

天隐圆至是元代著名的"诗禅三隐"之一,他不仅以遗民身份遁迹佛门,而且一生远权要,避名誉,以道味自尚,是"三隐"中最当得起"隐"之名者。圆至所著《牧潜集》,元明凡经三刻,是元代诗僧重要的别集。圆至虽不乏儒者忧生嗟世之想,但在禅心的作用下,却少了一般文士的哀戚、悲鸣。他的诗歌多写行旅胜迹、山川景物和酬答赠别,较少反映社会现实,风格清婉可味。     

林鸿的闽中诗派领袖之路

林鸿为明初著名诗人。在文学复古思潮盛行的明代,他的诗歌被视为唐音正声,其本人也被奉为闽中诗派开山之祖。然而经过考察,发现林鸿在明初福建诗坛上并没有多大的影响力,他的地位是随着闽中诗派的崛起、发展而得以确立的。在得到巨大的声誉的同时,他的传记却被加入了种种虚构、臆想的成分,“林鸿”成为一个标签,他的诗歌和观念再也无人问津。     

晚明诗家谢肇淛——兼论《小草斋集》的藏传

谢肇淛是晚明一位重要的文学家、诗人.考订谢肇制的生世、仕历、著作,着重研究了他的明末刻本<小草斋集>、<续集>,指出这个刊本的价值.谢肇淛的诗论和诗歌,在晚明独树一帜,诗歌具有风韵婉逸的独特风格,与竞陵、公安有别,在晚明闽诗重振风雅中起了重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