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追尊皇后祔庙考

有关追尊皇后的祔庙情况,《新唐书》、《文献通考》、《十七史商榷》等史书记载差异较大,有皆别立庙,必祔太庙以及两者均可三种观点。先天皇后、贞顺皇后、贞懿皇后等追尊皇后神主别立庙;恭皇后、恭顺皇后、恭应皇后等追尊皇后神主祔追尊皇帝庙;宣庄皇后、光懿皇后、景烈皇后、元真皇后、太穆皇后、和思皇后、昭成皇后、肃明皇后、元献皇后、章敬皇后、哀皇后、宣懿皇后、元昭皇后、惠安皇后等追尊皇后神主都曾祔太庙。追尊皇帝的追尊皇后神主一般祔于追尊皇帝庙。神主祔太庙的追尊皇后,后嗣一般是皇帝且要配祔的皇帝室中没有其它皇后神主还要符合太庙礼制的要求。反之,则别立庙。此外,追尊为皇后时间早于需要配祔的皇帝死亡时间,这种情况下的追尊皇后神主也是要别立庙的。     

文化融合与金代“后不娶庶族”婚姻旧制之崩坏——以章宗和宣宗立皇后事件为中心

金朝章宗和宣宗册立皇后的事件,均是对完颜皇室立后必择女真显姓贵族之家婚姻习惯法的破坏。章宗立李师儿为后企图的失败,宣宗立王氏为后的成功,以及两位皇帝在立后事件中所采取的应对方式,从更深层次揭示了金代民族文化融合与族际通婚的日趋发展,以及这种趋势对女真族传统文化中最为核心的"后不娶庶族"婚姻制度的巨大冲击。同时,章宗和宣宗立皇后事件的曲折过程,也说明了多民族文化于有金一代碰撞、冲突与融合的艰难进程。     

契丹外戚房属世次考

契丹建国前,外戚主要是二审密氏,即拔里氏和乙室已氏,而拔里氏又分为大父房和少父房,乙室已氏又分为大翁房和小翁房.可历经二百多年的演变,拔里大父房、少父房和乙室已大翁房、小翁房所属已难以分清,学界对此也争论不休.据研究,敌鲁、忽没里一系应为审密乙室已大翁房,室鲁一系应为审密拨里大父房,阿古只一系应为拔里少父房,欲稳一系是否为小翁房尚需进一步考证.     

明朝皇后群体扫描及特征分析

明朝皇后群体具有五大特征:出身寒微、外戚孱弱;相貌端庄、羸弱多病;稳重严正、宽厚隐忍;恪守职分、竭力辅政;膝下少子、处境艰危。研究明朝皇后群体及其特征有利于从宏观层面把握明代皇后的全貌,有利于从历史纵深上把握明朝皇后间的精神承传及其关联作用,有利于深化对明代整个后宫制度及其皇后历史贡献的立体认知,从而揭示出:只要封建皇权存在一天,女性便永远无法逃脱被无情摧残的悲惨命运。     

萧梁太祖追认与历史书写

南朝梁武帝萧衍在即位之初奉其父萧顺之为太祖,梁代的国史书写对于萧顺之的定位及王朝的开端与之后《梁书》《南史》有所不同,通过历史书写赋予萧顺之特殊的政治身份与地位,因而构建起与当时语境相应的政治话语。     

家国、忠孝中的两难抉择——王褒降敌心态试析

发生于公元554年的江陵保卫战是南北朝时期一场重要的战争，王褒在这场战争中的降敌行为也成为了他备受后世诟病的缘由。但是，在整个降敌的过程中，其实梁元帝萧绎才是降敌的最终决策者，王褒只不过是这一政策的执行者而已。在是否降敌这个问题上，王褒的内心充满了矛盾与挣扎，他的最终降敌是多方面因素导致的。     

高句丽太祖王宫考

结合《三国志》所载的宫与伯固的记述 ,和《三国史记》等其它史书的记载进行比较分析 ,认为太祖王宫是遂成之父 ,而不是遂成之兄 ;太祖王之称 ,不是起因于新王朝的建立 ,而是表明高句丽内新王系的开始     

辽代契丹人姓氏及其相关问题考探

古代东北地区少数民族的部族名称和姓氏经常与其所居之地的山水之名有密切联系 ,辽代契丹人的耶律姓应源于其祖居之地西剌木伦河。契丹耶律氏自称汉姓为刘 ,改“审密”为萧 ,仅从音韵学角度去探讨是远远不够的。从耶律氏封爵多以漆水为郡望、萧氏封爵多以兰陵为郡望及辽朝契丹人自称是黄帝后裔这一史实进行考察 ,改汉姓为“刘”、“萧”是辽朝绍周、汉继统思想的反映 ,证明《辽史·后妃传》序的记载是可信的。辽代后族述律氏本为契丹人 ,不是回鹘人 ;二审密就是指述律氏 ,而不是述律氏之外另有“二审密氏”     

论史诗《亚鲁王》·亚鲁文化·亚鲁学——一个基于《亚鲁王书系》的假说

苗族英雄史诗《亚鲁王》的发现,向我们提出一个如何用新视野、新思路、新观点、新路径、新手段去整理研究一种新发现的老文化的新课题。史诗《亚鲁王》学术价值的实现,必须要论证其为苗族原生原真;在转化视角,拓展视野,以苗族多种表意文化形式论证史诗《亚鲁王》为苗族活态原生文化的同时,发现可以整体复原为以史诗《亚鲁王》为典型、以亚鲁王故事为核心,以苗族创业史、迁徙史为主要内容,以涵盖苗族社会生活各方面知识为主题,对当今苗族社会生活仍然有着重要影响的"亚鲁文化"。基于跨学科研究"亚鲁文化"的需要,基于"亚鲁文化"研究成果的积累,有必要对"亚鲁文化"研究做前瞻性的顶层设计,于是就有了"亚鲁学"的假说。     

1943年秋鲁西冀南霍乱起因研究

1943年8月下旬至10月下旬,鲁西冀南发生了大规模的霍乱,通过研究日军战俘供词、地方志资料和流行病学原理,我们认为此次霍乱大规模流行,系日军播撒霍乱病菌所致,而非自然发生的瘟疫。     

民间故事与史诗建构——从叙事模式看《亚鲁王》的民族、民间构成

从《亚鲁王》被发掘和整理、出版以来相关研究众多,然而作为史诗的《亚鲁王》,真正从文学的角度切入进行研究的文章却鲜见。如果我们将《亚鲁王·史诗颂译》部分看作一个"事件",而将亚鲁王的民间传说形式看做一个"过程"的话,在史诗与民间故事两个维度上考察《亚鲁王》的叙事模式,则可以发现:《亚鲁王》的叙事程式杂糅了创世、征战以及迁徙的叙事程式;着力呈现的是"人的英雄",他兼具了勇敢、成功和失败、挫折,智慧与狡诈;叙事的回环往复,强调了挫折与苦难的主题,从而构建起以"苦难"为核心的民族想象;而民间叙事,则从地方性知识的角度出发构建了属于本土的民间。     

“侯景之乱”几则史料辨析

萧绎"都督中外诸军事"之职是梁武帝密诏任命,而非朱熹《资治通鉴纲目》所谓之"自命"。萧纪称帝及发兵东下的时间,曹道衡、沈玉成二先生虽有考证,然亦有未密。萧纪的僭越行为主要是素心所致,而不仅仅是受萧圆照之蛊惑。萧恪让郢州刺史于萧纶,而非萧纶逼夺,萧纶自命"都督中外诸军事",埋下了与萧绎决裂的祸因。记录侯景之乱的《淮海乱离志》作者为萧圆肃,非萧大圜或萧世怡。立场倾向的不同,是导致相关各史歧异互现甚至抵牾的重要原因。     

实用主义与理想主义--略论齐鲁文化的本质之别

齐文化是先秦时代的东方大国 -齐国所创造的文化系统。这一文化系统以广收博采、融合创新为特征 ;以富国强兵 ,诏令天下为旨归 ;以实用主义为本质 ;齐文化由实用主义流衍为功利主义 ,复由功利主义流变为享乐主义 ,致使齐国在政治上没能完成统一中国的大业 ,文化上未能由区域位文化上升为中原文化的主体。鲁文化在先秦时代虽然没有齐国繁荣 ,但它比齐文化醇厚、深邃、悠远 ,它有自己以一贯之的文化理想 ,这种理想即是儒家的道德的理想主义 ,虽然鲁国在秦始皇的铁蹄下也最终不保 ,但鲁文化却由洙泗源流 ,邹鲁乡邦之学 ,一跃而成为中原主流。     

有选择地开发齐鲁传统文化的现代功能

齐、鲁文化不是一个文化系统,各有其内容和特点。秦汉以后,齐鲁文化融入中国传统文化,成为传统文化的主体,但仍表现出不同的功能和作用。今天开发齐鲁文化的现代功能应根据其不同内容和特点,具体说,开发齐文化的智力功能,以促进改革开放和社会发展;开发鲁文化的伦理功能,以保证社会的稳定与和谐。     

佩鲁"新发展观"的蕴涵及其与科学发展观的比较研究

佩鲁在对传统发展观进行批判的基础之上,提出了以人为中心、以文化价值为尺度、整体的综合的内生的新发展观.中国共产党提出的科学发展观与佩鲁的"新发展现"在形式和内容上有诸多相似之处.科学发展现在发展目的、发展模式和文化发展等方面都实现了对佩鲁"新发展观"的重大理论超越.     

以类型化创作为根本理念的鲁剧精品战略论析

发挥鲁剧品牌效应对实现山东文化强省战略具有重大意义,其根本目的是形成品牌间有效的差异性区隔。以类型化创作为根本理念、坚持打造独具特色的经典剧目是鲁剧品牌构建的起点,也是顺应"一剧两星"后电视台独播剧、定制剧发展趋势的现实选择,更是在电视剧制作机构品牌竞争中扬长避短,形成品牌相对优势的明智之选。观念的转换,将进一步廓清鲁剧品牌发展路向,有利于鲁剧精品战略的实施。     

乾隆十三年剃发案的身体政治史探究

丧仪期间不能剃发是满洲民族的一种民俗,并被赋予了"孝"的意义.乾隆十三年皇后病逝后,皇子、满汉官员在丧仪期间的表现让乾隆帝频频发怒,更有部分官员在丧仪中违制剃发.在处理剃发案过程中,臣工不能严格按照乾隆帝谕旨办事,相互之间包庇推诿,乾隆帝深感朝臣的散漫状态和朋党问题的隐现.米歇尔·福柯的权利观念为我们分析政治领域的剃发案建构了一个分析框架.通过分析发现,乾隆帝正是欲通过塑造作为满洲民俗的头发(发式)与孝道、礼文化之闻的关系,重新加强皇权对满汉大臣的支配权力.     

从"宣王伐鲁"看嫡长子继承制

本文通过分析西周“宣王伐鲁”事件之原委 ,揭示“天子立君”与嫡长子继承制之间的冲突 ,从而从一个方面探析嫡长子继承制存在着有碍西周政权统治的不合理性 ,同时又得出“宣王伐鲁”这一事件的历史合理性 ,并期望从制度层面提出西周社会转型到春秋与战国的一种解释的可能     

辽代矿冶发展简论

契丹族在建国以前,就已经开采矿石和进行鼓铸了。但还没有形成为一个独立的生产部门,从畜牧业中分离出来。对辽代矿冶业的创始年代,历来有不同看法,一种是《辽史·太祖本纪》:“玄祖生撒刺的仁民爱物,始置铁冶,教民鼓铸。是为德祖,即太祖父也”。就是说铁冶鼓铸始自迭刺部太祖之父撒刺的。另《辽史·食货志》:“鼓铸之法,先代撒刺的为夷离堇,以土产多铜、始造钱币,太祖其子袭而用之。遂致富强,以开帝业。”从上述两条记载可以看出,辽代的铜、铁冶和鼓铸应是在阿保机建国之前,就已经开始了,而且有计划的利用铜、铁之利。但是也有的认为辽代矿冶和鼓铸应是开创在太祖时期,即《辽史·太祖本纪》:“五年(911)……又三月,次滦河,刻石纪功,复略地蓟州。冬十月戊午置铁冶”。还有     

《裘力斯·凯撒》中勃鲁托斯角色的双重解读

无论是从历史的本体来看,还是从个人人格来看,勃鲁托斯都远不是莎士比亚试图要塑造的共和的捍卫者、英勇的民主主义战士,也不是如有些评论家所认为的被凯歇斯利用的误入歧途的正人君子。他的野心、欲望和虚荣驱使他最终参与并领导了共和行为,因此,勃鲁托斯及其共和行为不配戴上英雄主义的桂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