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中国农村村级治理模式创新:复合式治理

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农村村级治理形成一种以村民自治为基础的“乡政村治”模式.在这种模式引领下,中国农村的村级治理进入了一个新阶段,显示出其特有的适用性和局限性.近年来,中国现有的村级治理模式面临越来越多的困扰,显现出不适应社会发展的一面.因此,基于实践的探索,中国应构建新的村级复合治理模式.新模式建构的重点在于:明晰乡村责权关系,发挥“乡政”、“村治”两个主体作用;明确村级“党”、“政”定位,激发村级党组织和村民委员会两个核心要素的积极性;提升农民主体意识,培养自主、包容两种精神;扶持发展民间组织,拓展市场、第三方参与两大救济通道.     

县政、乡派、村治：乡村治理的结构性转换

在中国社会转型中,最深刻的莫过于乡村社会转变。中国乡村社会经历和正在经历着从“散”、“统”、“分”到“合”的不同社会阶段。乡土社会变迁必然伴随,并需要乡村治理结构的转变。从以“统”为特点的人民公社,到以“分”为主要特点的农村改革时期,乡村治理结构表现为“乡村政治”,即在乡一级恢复建立乡政府,在乡以下的村建立村民委员会,实行村民自治。随着市场化现代化的发展,这一治理结构应该加以创造性转换,建立“县政、乡派、村治”的治理结构,即:县具有更多的治理自主性;乡只是县政府的派出机构,专事政务和指导村民自治;村民委员会主要从事村民自治工作,由此使其治理合理化。     

社会转型时期农民非制度化政治参与和乡村治理困境

乡村社会治理,实质上是以乡镇政府管理和农民制度化参与相结合,以村民自治为核心,以实现农民利益最大化为目的一种乡政村治的良性发展模式。但在当前社会转型时期,越级上访、群体申诉、直接对抗等大量农民非制度化政治参与,严重破坏现行的乡政村治村民自治乡村治理的绩效。破解这一挑战,需要通过培育新型农民制度化政治参与文化,完善农民制度化参与机制,创造农民制度化参与的社会氛围,和推动乡村社会形成农民制度化参与的条件,来为乡村治理的良性运转提供和谐的社会环境和有效的社会资本。     

农民非制度化政治参与与乡村治理

乡村社会治理就是以村民自治为核心,通过乡镇政府管理和农民制度化参与的并行发展,把农民利益最大化作为根本目的的一种乡政村治的良性发展模式。当前,大量农民非制度化政治参与的出现,对于乡村治理的文化成长、社会资本建构和运作绩效有着较为消极的影响。为有针对性地提升乡村治理的实效性,须采取有效措施促进农民制度化政治参与,实现农村社会的和谐稳定。     

权威与民主关系视野下的村治模式探索——村民参与村级治理的类型及效果分析

中共十七大报告要求把发展基层民主作为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基础性工程重点推进,村民自治是基层民主的中心内容,其实质是在村级治理中实现村民群众的广泛参与.然而,由于各地农村条件的巨大差异,再加上基层政府执法力度的不同,导致村民参与村级治理的类型和效果大不相同.本文根据村民自治发展的现状,把村民参与分为自主性、动员性、抗议性和鼓动性四种类型,并在此基础上分析了不同参与类型的村治效果,提出了精英主导下的参与式治理模式.     

试析我国渐进式村民自治的现实困境

渐进式的改革道路是我国民主政治体制改革的优选之路,作为我国基层民主建设起点和重要建设内容的村民自治也应该遵循渐进式的发展道路。但就目前而言,我国渐进式村民自治仍面临许多现实的困境。如村民民主意识和能力缺乏、政府过多干预村民自治、农村社会自治组织不能为村民自治提供发展的社会基础等等问题。要促进村民自治的发展,就应当逐渐地提高村民的参与意识和自治能力、政府逐渐放权以扩大村民自治的空间,培育农村社会自治组织以巩固村民自治的社会基础。     

论新时期我国农村基层治理的新趋向

当前我国农村基层治理中出现了一系列新趋向,如"能人治村"、"大学生村官"、"一肩挑"设置和"三资代理"等.改革开放30年来,我国农村的基层治理并不是一个单纯的"自治"扩大的过程.在村民自治程度逐步提高的同时,党和政府也在不断地改进对基层自治组织的监督与管理.当前农村基层治理中出现的一系列新趋向表明,农村治理正在由原来的"村民自治"走向政府与村民的"合作治理".     

规则型自治：迈向2.0版本的中国农村村民自治

21世纪以来,一些经济发达或公共事务较多的地区,出现了以规自治、立规自治的现象,议事会、理事会的规则治理就是规则型自治。规则型自治主要源于经济发展、公共事务建设的内生需求,也源于国家制度改革创新及有情怀官员的外部引进和治理创新。规则型自治在经济发达且具有较多公共事务的地区能够持续地良好运行。规则型自治取决于规则的详细程度和规则执行的有效程度,两者的不同组合能够形成不同类型的规则型自治。规则型自治保障了村民参与自治的权利,为村民参与自治提供了渠道、机制,它使村民自治更具规范性、认同性和合法性。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规则型自治可能会全面取代“价值型自治”和“条件型自治”。     

论治理理论在新农村建设中的境遇及其出路

在西方语境下发展起来的治理理论,不仅其理论本身具有缺陷,而且在实践中也不断遭受挑战.因而,当将这一理论移植到中国农村具体实践中时,就必须避开其在政治倾向与文化接受性等方面的理论陷阱,创造性地与我国的具体国情及新农村建设实践相结合.中国的乡村治理应着力破解"乡政村治"二元治理格局的结构性矛盾所引起的体制性冲突及制度性制约,引导乡村社会走向自主治理、民主治理和合作治理的轨道;提高乡村干部在村民中的信任度及政治权威,克服村干部对基层政权的权威依赖和资源依赖,有效整合家族、企业组织以及各种农村社会中介组织的利益和矛盾冲突,实现政府行政管理与基层群众自治有效衔接和良性互动.     

农村人口流动对当前村民自治的影响及对策

自上个世纪90年代后期以来,尤其是进入新世纪以后,随着我国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和农村社会变革的深化,农村人口大量流动对广大农村村民自治产生了深刻影响,使村民自治的社会条件发生了深刻变化,主要表现为：村民与农村的利益关系淡化,村民政治参与态度发生变化,传统的乡村文化逐渐衰落。为此,有必要继续深化基层民主制度创新,推动村民自治组织的新发展;培育农村民间组织,增强村民的自治能力;通过“以村带企、以企带村”,稳住一批积极参与村庄事务的村民;大力宣传建设新农村的重要性,积极支持农民建好新农村。     

法治视域下的乡村治理之路

我国乡村治理经历了传统的“礼”治、当代的“管”治及现代的“法”治三种治理模式.转型期的农村正处在由“管”治模式向“法”治模式转变的中间地带,非法治化治理方式的惯性严重阻碍了乡村社会的发展.乡村治理必须以二元权力的有效衔接为基础、以村民民主参与的广度与深度为路径,以村民制度化利益表达为保障,以公共服务产品的优质供给为目标,逐步实现乡村法治化治理之路.     

乡村治理主体职能结构的调整与优化

中国乡村治理主体职能结构对于保障农民主体地位、维护社会公序良俗、增进农民群众福祉、促进乡村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发挥了积极作用,但当前依然存在基层党委和政府主体职能宽泛、内涵界定模糊、权力制约不力,社会主体职能空泛、履职渠道不畅、权利保障机制不健全等影响自治组织、社会组织、农村居民主体功能均衡发挥和有效作为的不够完善的环节。因此,有必要进一步调整和优化乡村治理主体职能结构,明确规范基层党组织和政府职能,深入挖掘各类农村组织和农民群众潜能,拓展社会主体履职渠道,加强农民基本权利保障,提高乡村社会治理的公正性和实效性。     

农村社区环境变化与治理方式变革--从村民自治角度进行的讨论

村民自治作为农村社区的一项制度安排,是国家与农民理性行为互动的结果.它的实施为乡村社会培育了若干民主因素,其意义可能超过了"草根民主"本身.目前乡村民主化倾向与基层政府社会动员之间存在的内在紧张关系,需要国家治理方式进行相应的调整来克服.     

村民自治的转型动力与治理机制——以成都“村民议事会”为例

村民自治嵌入在国家治理结构中,并适应着国家治理的转型。税费改革以前,村民自治具有突出选举的实践倾向,承载着基层政治民主化的期许。面对税费改革以来村民自治陷入的困境,四川省成都市以"村民议事会"为核心的实践探索开辟了一条村民自治与政府治理有效结合的路径,从而推动村民自治由选举向治理的转型。基于"成都模式"的启示,地方政府应以资源输入为契机,加强基层组织建设,调动农民参与,实现村民自治与政府治理的共赢,这是提升基层治理能力建设的应有之义。     

农村社区建设与村民自治的共生、共建与联动

农村社区建设是调整国家与社会关系,变革农村社会管理体制,转变党和政府对乡村社会执政方式的战略部署,也为乡村治理的转型提供了历史契机。农村社区建设与村民自治密切相关：一方面,农村社区所着力建构的“社会生活共同体”给村民自治创造了良好的发展空间,重构了村民自治的社会基础,推动了村民自治制度的有效运转;另一方面,村民自治为农村社区建设提供了内部支撑,培育和挖掘了社区资源,有利于提高社区自我管理和自我服务的能力。要实现农村社区建设与村民自治的联动发展,必须唤醒农村内部的自治元素,开发整合农村自治资源,走出一条内源式发展的道路。     

新时代农村基层治理机制的适应性变革

面向新时代,在乡村振兴战略启动下,夯实乡村治理根基,深化村民自治实践是创新基层治理的必然要求.通过采用扎根理论的研究方法,提取和凝练农村基层民主自治机制的理论模型.研究发现,现阶段由于村民民主认知偏差,政治参与度不高,民主治理效能不彰,农村基层面临着民主治理力量薄弱及基层组织职能有限等现实困境,应当通过加强基层组织建设...     

新农村建设中的乡村治理结构问题探讨

学术界关于新农村建设中的乡村治理问题的讨论有两种思路:一是强化乡镇职能的行政化主张;二是强化乡镇自治和村民自治的自治化主张。市场经济必然要求有限政府,有限政府的行政化和农村基层社会的自治化的本质取向是一致的,因而农村基层政权建设、乡村治理结构的构建必须超越行政化与自治化的二元对立,把行政化和自治化结合起来,而乡村治理的推进主要是要解决好乡镇政府改革与农村非政府公共组织的培植问题。     

党建引领乡村治理现代化的实践机制和现实路径

乡村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内容,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是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现代化。政党被视为具备政治整合、组织动员和参与治理等功能的社会政治组织结构。发挥政党基层治理效能重要路径在于党建引领,基层党建也更强调治理和服务功能。通过理清政党、政府和村庄社会三者的治理关系发现,政党能够弥合行政与自治之间的张力,对政府进行政治领导和机制创新,对社会进行政治引导和整合动员,将社会的实际情况与需求反馈到行政体制,优化政府政策和政策执行。基层党组织遵循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通过党组织结构创新、党的群众工作方式机制创新以及党员的政治培养和转化机制创新等,从治理结构、治理理念、治理方式和治理主体四个方面促进乡村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党建引领将是未来基层治理现代化的重要推动力量,完善党的组织建设和群众工作方法、创新治理机制还存在大量值得探索的空间。     

双层治理结构下村民小组治理机制研究——以陕西D村为例

行政村作为国家政权在农村社会的最基层组织,上连着国家政权;村民小组作为最基本的政治单元,则是国家政权在农村社会基层建设的延伸点。同时,村民小组内部的规则和秩序成为熟人社会中的社会资源,下连着村民生产生活,成为国家政权在农村社会基层建设的着力点。乡村社会的双层治理结构与国家政权建设密不可分,村民小组的治理有赖于体制内与体制外的分工与合作,充分调动村庄内部的社会资本,实现农村社会的良好治理,利于村民自治体系的不断完善。     

我国村民自治存在的问题与对策探讨

村民自治的健康发展 ,亟待解决以下六个问题 :大力发展农村集体经济 ,解决村委会服务功能弱化问题 ;理顺乡村关系 ,解决“过度自治化”和“附属行政化”问题 ;理顺村党组织与村民自治组织的关系 ,解决基层党组织不适当地干预村民自治和村民自治组织动摇党的领导权威问题 ;深入开展村民自治示范活动 ,解决村民自治缺少经验和各地工作不平衡问题 ;大力发展农村文化教育 ,解决农民文化水平低、民主素养差问题 ;加强农村法治建设 ,解决村民自治的社会法治环境差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