伪蒙疆政权立法的特点

伪蒙疆政权的立法具有拿来主义、殖民主义、封建主义、行政中心主义的特点,且立法技术较为粗糙,反映了伪蒙疆政权立法的殖民主义和封建主义的本质。     

伪蒙疆政权的司法体系

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伪蒙疆政权司法体系的演变经历了复杂的过程.客观剖析伪蒙疆政权司法制度,厘清蒙疆地区司法制度近代化的线索,旨在揭示伪蒙疆政权司法机关作为日本殖民统治工具的本质.     

伪蒙疆政权的立法

为巩固在蒙疆地区的殖民统治,日本帝国主义操纵下的伪蒙疆政权制定了各种形式的规范性法律文件,涉及金融、货币、财政、税收、交通、劳动等经济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成为日本帝国主义在蒙疆地区推行其殖民统治政策的工具。     

伪蒙疆政权的物资统制法律制度

为掠取蒙疆地区丰富的资源,日本帝国主义推行物资统制政策,指使伪蒙疆政权制定了一系列法令,对统制物资的种类、输出入、价格、生产等均做出明确规定。物资统制法律制度的实施严重阻碍了蒙疆地区民族工商业的发展,造成蒙疆地区农牧业经济的破产,给蒙疆地区人民生活带来严重困难。     

以《庸报》为中心浅谈日本与伪蒙疆政权的关系

《庸报》制造1937年德王访问伪满洲国的假新闻,意在借其威望使蒙古族民众接受伪蒙疆联合委员会,否认内蒙古“独立建国”;代表关东军的利益,《庸报》大肆渲染蒙疆地区的特殊性。直至汪伪政权成立后,伪蒙疆政权仍是表面隶属而实际高度“自治”的特殊政权;日本假借《庸报》,以宣传吴鹤龄赴日睦邻为借口,将吴氏长期驱逐至日本,深刻揭示出日本的统治方式及对伪蒙疆政权人事的掌控;《庸报》对日本驻蒙兵团只字不提,目的在于掩盖其武力殖民统治内蒙古地区的真相。     

所谓“蒙疆肇建之父”——伪蒙疆政权日本最高顾问金井章次

从满铁到伪蒙疆,金井章次在中国大陆活动近20年.满铁期间,金井指导进行在海外日本侨民的体质如何适应当地风土的研究,从殖民医学的角度为日本的殖民扩张政策制造理论根据.满洲国时期,金井曾任滨江省总务厅长,并作为最早的日本人省长担任间岛省省长.这两地的任职经历,使金井积累了所谓处理民族关系的经验,也是关东军将其派遣到新占领地蒙疆地区的原因之一.金井到职后,为便于掠夺该地域丰富的煤炭、铁矿石、羊毛等资源,向关东军献策合并统治三伪政权并主张在蒙疆地区提倡"民族协和",与德王等主张的"蒙古独立"发生冲突.同时,金井与张家口日本驻蒙军之间也有矛盾,军部认为其有"反军思想",最终在军部的压力下,1941年11月,金井被迫辞职.     

伪蒙疆政权时期的马产振兴计划及赛马业

卢沟桥事变后,日本扶植成立了伪蒙疆政权,为达到充分利用该地域马资源服务于战时经济之目的,日本通过伪政权制定了马产振兴计划。其基本方针为:在增产的同时欲进行改良;此外,通过举办赛马会,力图促进马产计划,并达到把握民心之目的。但该计划在改良方面并无多大实绩。不像有些学者认为的那样,伪蒙疆政权时期一直在进行马改良,只在赛马事业方面有所作为。     

日本在伪蒙疆政权时期的家畜收购输出统制

日本占领蒙疆地域后,为掠夺该地区的畜产资源,实行畜产统制政策,即对家畜及畜产物在生产领域和流通领域实行强制性的政府指令、控制措施。在流通方面对家畜及畜产品的收购、对外输出、价格、加工等方面实行政府统制,其中家畜收购和输出是畜产统制政策的重点之一。当时从事家畜收购输出业务的有家畜输出组合、家畜交易厂、豪利希亚等。本文对以上流通领域的家畜收购输出机构从设置背景、计划及实践活动叙述分析,揭示伪蒙疆政权时期家畜收购输出统制政策的实质。     

唐卡艺术传入蒙古土默特地区的路线——以包头博物馆馆藏宗喀巴题材唐卡为例

内蒙古包头博物馆馆藏20幅宗喀巴题材唐卡,其构图、绘制技法等方面颇有特点.这些风格迥异的唐卡是通过三条路线传入土默特地区的：由当时的教法中心卫藏地区经青海传入;由当时政治、经济中心北京传入;蒙古地区不同盟旗间的相互交流.     

关于青海省开展“法律进寺院活动”的思考——以果洛州藏传佛教寺院为例

青海省开展的法律七进活动中,法律进宗教活动场所是重要内容之一。法律进藏传佛教寺院,对于增强僧人法律意识,提高法律素质具有重要的作用。当前,这项活动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同时也存在着一些不容忽视的问题,如何改进、提高、强化僧人遵纪守法意识是法治青海建设的内在要求,也是当前研究的重要课题。     

晚清边村社会秩序构建中的甲头制度——以土默特地区为例

晚清时期,从明朝中后期开始的移民已形成了很多边村社会。土默特地区本为蒙族游牧之地,内地民人的大量进入,使得该地由游牧社会变为一个边村社会。随之,当地需要一种新的制度来处理种种矛盾纠纷,维护社会正常运转。对此,清政府将推行于全国的保甲制也应用到土默特地区。适应当地现实,保甲制进行调适,保长、牌长基本未发挥作用,主要由甲头管理社会事务,保甲制在土默特地区实为甲头制度。在新的秩序体系建立过程中,构成当地社会势力网络的甲头在社会冲突中不断进行调适,和其他力量逐渐形成了新的秩序体系。     

清代蒙古地区人口买卖的罪与罚——以土默特司法档案为中心

清代蒙古地区买卖人口的违法犯罪行为较为猖獗,对边疆地区的社会危害尤为重大,不利于边疆人口的管理,也会造成社会动荡,因此打击人口买卖、保护妇女儿童对于当时的人口管理和社会稳定十分重要。从清代归化城土默特档案入手,解剖“蒙人布木伯尔等拐卖人口”这一典型案例,梳理清代土默特有关人口买卖的36份司法档案,可以较为完整地还原清代蒙古地区买卖人口犯罪与刑罚的基本特征。从中央与边疆部族的关系考察,也体现了中央法与地方法、中央与边疆地区的关系,《理藩院则例》中央法与《蒙古律例》地方法的内容互相尊重,体现了清代中央政府与蒙古地区的制衡关系和清政府治理边疆蒙古地区的政策与谋略。清代土默特档案中司法判决的相关内容显示出蒙古地区逐渐认同中央《大清律例》的趋势,也体现出其严惩买卖人口行为的立法态度和相应减轻处罚的司法实践操作。这种法律表达与司法实践的背离现象,充分展示了清代统治者在制定、执行法律时,既能坚守中华法系传统,又能灵活应对社会变迁的务实态度。     

儒佛之争:儒学书院与佛教寺院——以福建为例

宋明时期儒学书院与佛教寺院的"阵地争夺战",其实质是传统儒学与佛教文化在意识形态领域激烈冲突的一种外在表现.在"佛老之营遍天下"的不利局面中,朱熹率门下弟子,以各地书院为阵地,全面开展了重新诠释和再造儒学经典的运动,他们创造性地将书院的"旗帜"插到各地的佛教寺院中,将佛教的圣殿和讲堂演变成为传播儒学的杏坛.为了回应争消弥这种冲突,佛教学者往往反其道而行之,这就继儒学的"援佛入儒"之后出现了佛学理论的"援儒入佛".儒佛两家的这种理论上的互"援",就为代表中华传统文化的儒学,和代表外来文化的佛教从相互冲突、排击而最终走向相互吸收,促进各自的发展提供了某种可能.     

清代归化城土默特地区的社会状况——以西老将营村地契为中心的考察

归化城土默特地区在开垦过程中的社会状况值得关注:蒙古族是土地的主要出租者,地租以货币地租为主,出租土地的收入是可以维持其生计的;租地者主要是内地来绥的贫苦农民;道光年间是土默特地区民众的聚居方式及人口基数形成的重要时期;长期以来,归化城土默特地区的货币以铜钱为主.     

论神山、寺院与族群之间的互动——以舟曲县武坪村的田野调查为例

神山与寺院是藏族地区社会文化和风土景观的两个重要象征,普遍存在于藏族聚居的农牧区,本文围绕在舟曲武坪的田野调查,将神山与寺院作为藏民族信仰的两个“中心”,分析它们的象征涵义以及与族群之间的互动.     

从寺院经济活动看中心寺院体制与边缘社会间的关系——以青海东那寺和四川鱼托寺为例

本文以藏传佛教的格绒供奉为切入点,从两个方面讨论中心寺院与边缘社会间的关系.其一是作为文化符号的“格绒供奉表”的形成,其二是寺院对中心寺院体制结构的模仿.说明虽然藏传佛教寺院的经济支柱发生了巨大变化,但藏区传统的民众一寺院一活佛体制并未被动摇.     

明代中央政权对土司的政治控制探析——以土家族土司为例

明朝中央政权对土家族土司的控制手段可概括为激励、惩罚、防范三方面,并呈现出了以笼络为主、形式多样、相对稳定的特点.     

青海藏传佛教寺院与村社的关系探析——以黄南州同仁县瓜什则寺及其周边村社为例

藏传佛教寺院与信教群众的生产生活有着密切的联系。寺院与所属拉德的村社形成一种特殊的社会关系,二者互为依存、相互作用,互有需求、互为满足,形成一个有机的整体。梳理和探析它们之间的关系对青海藏区寺院及村社的科学治理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