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度变革动力系统与当代社会管理制度创新合力探析

动力问题是研究制度变革的根基问题。探究制度变革动力系统对于我国当代社会管理制度创新合力研究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本文主要依据马克思的制度变革理论中关于动力系统的基本观点和方法,结合以新制度主义为代表的关于制度变迁的合理观点,重点分析制度变革动力系统的静态结构和动态演化特点,并进而探讨我国社会管理制度变革创新合力模式的要素构成、路径生成和实施目标。     

结构、制度政策与事件—过程：边疆政治研究的分析范式

边疆社会的特殊性决定了边疆政治的特殊形态与运行机制,这也对边疆政治研究提出了特殊要求,除了进行多学科角度研究之外,还应该注重多范式的分析。结构分析、制度政策分析与事件—过程分析是边疆政治的主要分析范式,各范式之间在研究对象、研究视角、价值取向、动态与静态等方面存在区别,但是在研究层次特别是时间维度上相互补充。讨论边疆政治研究的分析范式,将有利于促进边疆政治研究的科学化与理论化。     

非税收入管理制度的变迁与改革

我国非税收入管理制度体系已初步建立,但是正式制度仍然不够健全,存在着错误的路径依赖、制度的约束作用有限、制度的效力与实效存在差异等问题。正式制度的执行主要表现在奖罚机制上。建国以来,我国非税收入管理制度变迁经历了均衡→非均衡→均衡的过程,制度变迁的动力集中表现为各级政府在宏观上追求政治、经济和社会绩效的最大化。建立健全非税收入管理的一系列正式制度,以技术系统创新促进管理制度创新,完善征管体系,是今后非税收入管理制度变迁的主要方向。     

论我国知识产权创造行为保护的二元结构与法律调整

知识产权制度对于我国来说是一个移植制度,由于知识产权制度的原生文化与我国带有传统文化积淀的社会文化存在较大的理性差异,造成了知识产权创造行为始终存在法律行为与伦理行为的二元范式结构。也正是知识产权行为的法律范式与伦理范式的二元冲突,使得我国知识产权制度在运行的过程中存在着目的价值与实然价值的差异,形成了制度实效的问题。分析知识产权创造行为二元结构的形成、冲突以及产生的问题,发现我国社会内部的传统知识伦理价值,是更加优化知识成果创新与权利保护的文化环境、推动知识产权伦理行为向法律行为靠近的重要路径,也是探索如何强化知识产权制度的实际效力和寻求有效的治理方式的必要举措。     

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制度”分析范式的三种理论图景——从列宁、葛兰西到拉克劳、墨菲

意识形态体系与权力制度体系是上层建筑的两大构成部分,二者间具有相互支撑、相互包容、相互转化的多重面向。对意识形态与制度互动关系的关注成为从列宁到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维度,列宁、葛兰西和拉克劳、墨菲的思想是最有代表性的三个发展阶段。列宁的“政治领导权”思想奠立了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制度”分析范式的基本框架,葛兰西的“意识形态领导权”思想将其系统化,而作为后马克思主义者的拉克劳和墨菲提出的“话语领导权”理论对“意识形态—制度”的分析范式做出不少创新性发展。系统分析和梳理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制度”分析范式三阶段的理论见解,对于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制度化”与“制度的意识形态化”建设的双向互动具有重大理论意义。     

论区域建立高素质人才队伍的制度创新

制度约束人们行为,人才制度制约人才队伍建设。一个区域要建立高素质人才队伍,必须在人才制度上进行创新。这种创新既包括人才培养制度、人才引进制度,人才激励制度、人才服务制度等正式制度的创新,也包括文化观念等非正式制度的创新。     

文化体制改革:文化产业的一项制度安排

从现有理论研究来看,文化体制改革是作为文化产业的制度性因素而存在的.文化体制改革是文化产业的一项制度安排,是文化产业发展的制度保障.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文化产业发展要遵循其内在的理论边界.而文化体制改革创新将是多重路径的选择,包括理论创新路径文化产业政策理论的全面创新;渐进式改革路径存量改革与增量改革并举;意识形态路径建立全新的意识形态管理制度;规制路径文化产业法律法规体系建构,以此来实现文化产业的健康发展.     

县域经济发展动力的制度分析:框架与逻辑

制度是影响县域经济发展动力的重要因素。县域治理的制度在构成上包括观念、正式规则体系、操作机制三个要素,在纵向层次上可以分为制度环境、治理结构和行动者三个层次。县域治理的效率取决于其治理结构同制度环境的匹配与互动,而对体制、机制进行创新是县域经济发展的内在动力。     

中国社会组织研究中的国家—社会分析框架及其缺陷

近年来,随着市民社会理论和法团主义理论的引介和风靡,国家—社会分析框架成为国内社会科学领域颇为流行的一种研究范式,诸多国内学者将这一分析框架应用于有关中国社会组织的研究中,取得了丰硕的理论成果.但随着研究的进一步深入,国家—社会分析框架所凸显的理论缺陷也是显而易见的.首先,其本质上秉承的是一种国家与社会二元分立的思维方式;其次,其在很大程度上代表的是一种结构分析而屏蔽了行动分析;再次,市场作为一个重要变量在此范式中被有意识或无意识地忽视了.第四,国家—社会在相当多的研究中被化约或降低为政府—社会组织层次.除此之外,国家—社会分析框架在当下国内学界还存在被过分重视和消费之嫌,一定程度上不利于理论范式的更新换代.     

建构服务型政府:基于制度框架新视角分析

近年来,在我国服务型政府建设的理论和实践中所涉及的政府职能转变、机构改革和公共服务改革等举措很多是仅仅停留于操作范式层面,而对规则范式特别是对观念范式变革的理论分析和实践探索还不够。因此,当前在建构服务型政府的制度框架时,核心是要使观念范式得以根本转型,同时要在观念范式主导下实现三大层次范式有机的整体变革,即实现观念范式的价值理念创新,规则范式的政府制度转型以及操作范式的行政方式变革。     

中国农村土地流转政策变迁的制度逻辑——基于历史制度主义的分析

中国农村土地流转政策经过三十多年的循序发展和渐进演变,其具体政策内容也随着农村生产力的实际发展情况在进行不断更新与完善。通过对1984年至2017年的农地流转政策及法律文件进行梳理和政策文本解读,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农地流转政策变迁过程分为重启—发展—规范—创新四个阶段。基于历史制度主义的历史分析范式研究中国农村土地流转政策重启背后的制度逻辑发现,该政策的重启是由广大农民自下而上推动农村土地经营制度改革过程中带来的一件"副产品"。与此同时,在上世纪90年代初期,农地流转政策经历一次路径上的调整,成为中央政府发展适度规模经营和构建新型农业经营体系的工具手段,并在其后演变过程中表现出极强的路径依赖特征。最后,运用历史制度主义中的结构分析范式探讨农地流转政策变迁动力机制议题,并解析出宏观制度环境的变化、政治精英理念的更新、其他相关政策的作用、社会经济技术的革新、传统历史文化的影响、外部示范效应的压力以及政治行动者的推动七个主要影响因素。为此,中国农地流转政策未来发展演进需要在坚持完善现有农村土地制度安排基础上,遵循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相适应的客观规律,更多地表现出一种人本价值取向。     

中国农地管理主体行为与制度绩效研究

中国农地管理的制度设计存在很大的寻租空间,使得不同层级的管理主体依据自身的利益最大化要求在现行制度安排下其行为存在很大的差异性,甚至主体与主体之间的行为存在非协同性,导致不同的主体对农地管理制度创新的动力不同,由此导致相应的制度绩效也存在差别.     

政府创新的动力与路径选择

政府体制演变存在革命、改革、创新三种路径.这三种方式都离不开动力与路径选择.当代政府创新的特点表明,政府创新存在着压力型动力、政绩型动力和危机型动力三种行为动力.大量事实表明,由于政府创新的路径选择不同,必然带来不同的制度演变结果:一种是积极的创新活动累积为改革,实现制度向现代化变迁;另一种是以"温和的变革"祈求稳定,巩固现存的国家制度.     

中国城乡公共资源均衡配置的制度探析

城乡公共资源的失衡配置源于城乡"二元结构"的制度设计,在公共资源配置上选择了重城市轻农村的发展战略。由于中国存在城乡二元的社会管理制度、城乡不公的财税制度和城市偏向型的公共资源享用制度等,导致中国在公共资源的配置上出现严重的失衡。中国实现公共资源均衡配置的根本路径是改变现有的城乡公共资源配置制度,具体路径是建立城乡一体化的社会管理制度、公平的财税制度和城乡共享的公共资源使用制度。     

组织和制度变迁的社会过程——一种拟议的综合分析

有关中国组织和制度创新与变迁之社会过程的研究,应以社会变迁,而非制度类型学作为基本范式。制度创新与变迁首先是保护带的调整,以保证制度内核处于相对稳定的状态,从而制度在渐进状态下逐步实现变迁的社会过程;嵌入性作为组织和制度变迁的结构性环境,直接决定组织制度变迁的方式、方向和效果;路径依赖是组织和制度变迁中一种不可避免的行为惯性;意识形态及其连带的价值体系在制度变迁的社会化过程中具有重要的地位和作用。以变迁为统摄的中国组织和制度创新与变迁之社会过程,必须在制度与其文化、组织系统与其环境之间的多重关系内加以考察。     

当代中国分层研究中的制度主义范式

在对社会主义国家中不平等现象以及与资本主义国家中不平等机制的对比研究中 ,逐渐形成分层研究的制度主义范式。本文着重评述了制度主义范式中的中国分层研究 ,提出与制度主义范式有关的路径依赖、改革的动力机制等问题。     

经济发展的制度功能效应分析

制度是经济发展的决定性因素,是经济活动的内生变量和驱动经济发展的“发动机”.一种有效的制度对经济发展具有三方面的功能效应:约束主体行为与经济关系,减少社会经济的无序和不确定性;明确产权,降低经济机会主义与交易成本;形成一种有效的激励机制,使经济各要素的潜力充分释放.在一个动态环境中,原有制度会逐渐固化,蜕变成阻碍经济发展的障碍.制度创新的要旨是消除制度的“固化”与结构惯性,打破制度变迁的路径依赖,建立一种“联系实际——创造性破坏——多种路径选择”的制度创新范武.与其它经济性资源一样,“好”制度也是一种稀缺资源,也会出现短缺.因此,制度必须不断创新,破除旧的制度而形成新的制度供给.     

福利追求与经济转型的目标选择——以中国经济转型过程为例

通过建立一个具有人性动态演化特征的经济行为决定模型,说明社会经济转型目标是阶段性的.须根据追求福利过程中需要的演化路径,不断调整经济转型过程中的经济环境改造目标和制度结构改革目标.通过选择与人性发展水平相匹配的制度结构,才可提高资源配置的效率.回顾中国经济转型的历史,分析中国当前面临的经济转型新问题认为,只有不断进行制度创新,方可完成当前三重转型的经济转型任务.     

论政府服务化的制度建构

政府服务化是一个管制成分逐渐递减而服务成分逐渐递增的过程,同时也是一个以信任整合替代权威整合、经济整合,以合作观念替代层级观念,以充分的开放性替代封闭性的过程.政府服务化的制度建构是由对制度变化的需求和供给两方面的因素变化而引起的,是制度供给与需求因素的复杂互动过程.政府服务化制度建构的路径是创新公共服务体制,重心是建立政务咨询、资讯公开制度以及公共服务承诺制度、公共服务绩效评估制度、公共服务申诉制度、公共服务行为问责制度.     

网络、制度和文化:经济社会学研究的三个基本视角

随着经济社会学研究的深入,社会网络、制度和文化成为经济社会学最主要的三个研究视角.网络分析学派揭示了社会网络在市场中的作用机制;制度学派则关注组织领域内合法性机制的作用和制度在历史过程中的动态变化及其社会后果;对经济现象的文化解释强调经济观念的社会和文化的"嵌入"属性.不同视角的经济社会学研究对新古典经济学以理性选择和供求理论为基础的解释经济行为的学术范式发出了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