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语写作如何造就了少数民族的优秀作品——以鄂温克族作家乌热尔图的作品为例

论文以鄂温克族作家乌热尔图的作品为例,揭示汉语写作怎样成就了少数民族优秀文学作品三个方面的独特价值.1.融文人创作和民间故事、传说蕴涵丰富的神话母题素及民歌为一体,为文学史家和民间文学研究提供了一种特殊的叙事性文本形态.2.汉语平台上民族文学中所描写的神话及民间传说、习俗地理特征等地方性知识得到了文学性表现,形成了各民族神话的比较机制及诗性智慧的再发现和启示.3.汉语写作的民族文学作品具有特殊的文化认同意义,民族文化身份认同表现为双重性和动态性.他留给我们的思考在于:在汉语写作平台上,民族作家如何才能在坚守民族身份特征的基础上,坚守作家的艺术生命?     

汉语写作中的西藏想象

长期以来,“西藏热”成为备受关注的文化现象和民族文学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然而,由于其所处的边缘的地理环境和迥异于汉民族的文化特质,致使汉语写作赋予西藏一种独特的文学想象.在不同的汉语作家笔下,西藏大致呈现出“原乡西藏”“故事西藏”“传奇西藏”“风景西藏”四副面孔.而其生成机制,又是汉民族的现代性焦虑、文学衍生的自觉探寻过程,以及文化生产的市场化运作等多重因素的聚合.     

身份·视角·对话——浅论当代藏族作家的汉语创作

在文学领域,语言的选择不只限于工具性的意义,在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中,民族作家采用哪种语言作为创作语言,除了一般采用本民族母语外,更多地受到主体民族的语言价值、社会功能的掣肘。本文试图从双语身份、民族双重视角和文化对话等三个方面分析当代藏族作家的汉语创作。当代藏族作家以双语身份活跃在中华文学百花园中是历史的必然。当代藏族作家的汉语写作,客观上体现出一种双重视角,表现为不同文化的对话与交融,集中体现了当代藏族作家当下的＂在场＂意识,以及对自身民族文化身份的确认与重建。     

语言转换中的选择——论日据时期台湾本土作家的文化心态

20世纪初,台湾处在文学语言的迅速转换中,一方面文学语言由文言文向白话文转换,另一方面是汉语向日语转换。作家面临着创作语言的选择,而在日本殖民强权统治和文化殖民的语境下选择不同的文学语言种类或类型则反映了作家不同的话语立场和文化心态。语言具有工具性,但语言也蕴含了深刻的民族性、区域性、文化性。汉语写作有着坚守民族文化传统和反殖民的现实意义,日语写作也不完全是殖民文化的投影,我们应该透过语言层面发掘作家的文化心态和思想本质。     

从宏观比较文学看中国传统文学的文化特性

研究与概括各民族文学及各国文学的特性,应该以民族(国家)文学为最基本单元、以世界文学为广阔平台,进行宏观的比较研究.在宏观比较文学的视域中,可以概括出中国传统文学的三个文化特性:其一,作家的官吏化造成了作家的非职业性、官场风气与官宦价值观对文学的渗透,致使作家思想不自由、写作时间与精力有限、作品数量偏少等缺陷;其二,"现世主义"态度使作家注重现世人生、缺乏宗教热情与来世关怀;其三,"非个性主义"倾向造成作家作品社会描写过剩,个性表现、自我解剖与忏悔精神贫弱,对内心世界与灵魂痛苦的深度探索不足.     

狼性、狗性、人性——兼及当下的文学写作

在当下的文学写作中,狼文化崇拜、狗文化崇拜一时间沸沸扬扬,但对文学更应关心的人性却缺少深入的开掘和展示.那么,在当下的语境中,写作何为？更具体的说,作家为何写作,他们的写作提供了什么,他们要通由写作达到什么？叙事的资源、写作的姿态、叙事的边界在以一种什么样的方式呈现？本文试图通过对近年来几部热点小说的讨论,透析当下写作的诸种问题.     

民族文学“民族性”的研究范式新议

随着民族文学的崛起,民族文学的"民族性"也逐渐成为重要议题。民族文学民族性倾向于与民族精神相联结,导致民族文学研究中文学与文化简单对接,并误导了民族作家的伪民族文化写作。民族文学民族性研究应从文本本身出发,民族性是民族文学作品中体现出来的一种风格或气质。文化与文学的互动生成民族性,需以作品为中心,讨论文化的各层面进入文学的途径和方式,以及在作品中的功能和意义。     

文化寻根与走向世界的美学焦虑

寻根作家将文学笔触伸向古老而神秘的民族文化之根,其意图在于走出以往过于集中的意识形态写作,重新建构以民族文化传统为根基的审美形态。对于寻根作家而言,是后溯性地寻求传统文化之根,还是超前性地投向世界文学的现代审美之怀;是继续哄闹的文学现实书写,还是探究民族内部静止的文化之根。这一系列审美层面的纠结与文化世界的困境,构成了寻根文学充满焦虑而又富有张力的文学世界。     

对“走向民间”的再反思——以《九月寓言》和《心灵史》为例

20世纪90年代,中国社会文化的急剧转型,导致中心离散和价值多元,也带来知识群体的精神疲乏与角色茫然.走向民间便是重建精神理想的一种选择.在文学领域,它使作家摆脱了主流意识形态宏大话语和巨型叙事的束缚,重新回到个人立场上的写作常态,并使当代文学延续了民族古老的文化传统,呈现出鲜明的本土特征.但在走向民间的实践中,也出现了诸如价值判断的迷失,过分依恋民间文化而丧失个体立场,注重人性解放却拒斥现代文明等问题.走向民间的精神探求与文学实践还远未结束,对这些问题仍有必要作进一步的反思.     

“方块字浇铸的心影”——泰国华文文学特色浅论

泰国华文作家在异国语言的喧闹声中以汉语从事写作,既是抵抗失语、失忆的努力,也是对中华民族语言文化的依归.他们往往通过"恋物"的方式来追忆并留住已经模糊了的故乡记忆.在他们笔下,故乡已失去了物质的成分,而更多地指向精神性.泰华文学既有民族性,又有本土性,虽然运用的是泰国本土视角,却总是或显或隐地连接着中华文化这条根,呈现出多元的融合性和复杂性.     

中国当代群众写作的文学大众化想象

按社会主义文学的梦想,社会主义文学不但被要求创造人民群众的主人公形象,人民的需要也被作为作家写作的历史使命,而且还提出让人民群众从文学的阅读和欣赏走向文学的创作,它体现了社会主义的文化策略和意识形态的价值诉求。这种群众写作解放了文学生产力,也消解了作家身份及其文学的创作特性,它使文化精英的作家及其创造性劳动被社会大众的模仿和游戏活动所代替,实现了文学的民间化、政治化和游戏化,也对社会主义文学质量产生了一定的抑制作用。     

从文学社团到文学社区:打工文学生产场域的形成

发端于珠江三角洲的打工文学作为一种新的文学现象,在其产生与发展过程中,适逢国家文化事业体制改革,专业作家制逐渐解体.打工作家文化资本严重不足,打工文学创作呈现出自发、零散的状态.文章以此为背景,从文学社团、打工文学杂志、文学社区三个方面分析打工文学场域的形成,打工文学获取了与主流文学对话的资本,并呈现出一种新的发展趋势.     

女性话语的别一路径:90年代王安忆的女性写作

90年代女性写作呈现出作家以个人生存体验表达妇女身体生存体验的自觉 ,女性文学走向女性个体生存的微观世界。王安忆从伦理学的角度对女性性别生活经验进行关怀 ,尝试在社会历史中寻找女性的历史—文化—语言谱系 ,构建女性话语的别一路径。     

“重述神话”与“中国形象”的重塑

由英国坎农格特出版公司发起的“重述神话”写作项目,促成了全球三十多个国家与地区的跨国出版合作.当代中国作家苏童、叶兆言、阿来、李锐夫妇参了此次写作项目并出版、发行相关的作品.世界文学中的“中国形象”长期以来并非由中国自身塑造,藉此次跨国出版项目的契机,当代中国作家获得了重塑“中国形象”的新认知和新体验.通过对本民族神话的现代重述,并赋予新的时代意义,从中寄托深厚的民族文化情感,给予现代人精神家园缺失的抚慰,催生新的文化认同感和民族国家意识,彰显出了新的“中国形象”的深厚文化涵义.     

中国古代北方民族文学的历史意义

北方各民族积极参与了中华古代文明的创造,为中国文学的发展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中国大地上新石器时代的考古文化分为三大系统,中国古代民族的空间分布与之相应,亦可分为北方民族系统、中土民族系统和南方民族系统。这三大文化—民族系统分别为中国古代北方民族文学、中土汉民族文学和南方民族文学的源头和土壤。三大文学系统由北而南,组成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古代文学总体结构。北方民族文化、文学往往为主体民族文学输入新鲜血液,激活其内在运行机制,使其得以充实和重振,呈现出新的风貌。北方民族文学与汉族文学的互动,不但使中华古代文学保持了活力,也是北方民族文学的基本特征之一。汉语文学的发展,既体现了其他民族的“汉化”,也体现了汉民族的“胡化”。     

拉美魔幻现实主义文学缘起辨析

魔幻现实主义文学作为一种独特的创作手法出现在拉丁美洲,是拉美作家长期探索本民族文学特色、借鉴欧美现代派作家创作手法探索和表现拉美现实情状的新手段。拉美作家将欧洲现代派的写作方式与古老印加文明和黑人文化进行糅合,对现实与潜意识的同步揭示达到了近乎完美的境地。     

生态之思:新时期中国少数民族作家文学价值论

生态之思是新时期中国少数民族作家的思想中轴和总体指向,他们的创作赋予自然以主体性,有情观照其他物种,以生态异化现象批判现实的鄙陋与贪婪。少数民族作家的生态之思返归天人合一的文化根脉,铸就人与自然同源共生的生命哲学维度,寻求人类社会与自然环境的和谐发展。少数民族作家的生态书写具有强烈的神异色彩,具备非凡的审美品格,并为现实主义写作赋予浪漫主义的诗意和现代主义的奇崛,实现了现实主义内涵的审美增生。这正是新时期以来少数民族作家的创作对历史和文学的贡献,他们以生态之思表述历史、文化的真实,也以生态之思承载民族的、地域的文化特异,更以生态之思激扬文学当有之深厚情感与飞腾想象力,极大地开拓了生态写作的深度和广度。少数民族作家从自然出发的生态之思,正引领他们创造具有苍穹般浩瀚气度的文学世界。     

都市消费文化与文学的时尚审美

消费社会中,文化的独立品格被不断消解.文化的消费化直接导致时尚文化在现代生活中具有广泛的影响.文化生产机制的转化与都市生活场景所提供的时尚空间,不仅使文学形成迎合时尚需求的写作模式,也在年轻一代作家的写作中烙下了深刻的印记,这给当代文学提供了新的审美元素.     

美国华裔文学“荒原叙事”的当代发展——以《第五和平书》和《拯救溺水鱼》为例

在文学全球化进程中,当代美国华裔文学逐渐打破了族裔写作的局限性,呈现出多元文化发展的态势,并以积极姿态审视和剖析西方文明给当代人带来的精神创伤.华裔作家以中关双重文化视角,继承并发展了T.S.艾略特开创的“荒原叙事”模式,以中国传统文化哲思与智慧来诊断西方当代精神荒原形成的原因,并以主人翁精神为拯救当代美国社会的精神荒原开列良方.汤婷婷《第五和平书》和谭恩关《拯救溺水鱼》是当代美国华裔文学中“荒原叙事”的代表性作品.两作立足于美国社会,以中国文化智慧来解析美国当代社会精神荒原产生的原因,揭示了由此而产生的当代美国人精神创伤的实质,以普世态度为西方精神荒原尝试寻找救赎道路.     

现代化与民族认同的冲突与融合——以几部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为例

现代化一方面是新时期改革开放以来最重要的任务之一;另一方面,它与构建我们民族认同的传统文化又往往处于矛盾冲突之中.这种矛盾冲突造成了知识分子心理上的两种焦虑:现代化的焦虑与民族认同的焦虑.这两方面在不同题材的茅盾文学奖荻奖作品中有着不同的表现.概括说,作家在改革文学中更多地表达了现代化的焦虑,并呈现出与传统文化融合的认识趋向;而乡村小说更多地附加了民族认同的情感.这使改革与乡村的文学空间承载着不同的文化价值取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