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诗经》的爱情诗

《诗经》中描写男女爱情生活的诗篇,数量是比较多的。在《雅》、《颂》中占的篇章极少,《小雅》中仅有三、四首,主要在《国风》中。十五国风,共一百六十篇,反映婚姻恋爱主题的将近一半,描写婚姻恋爱比较好的诗歌,可占《国风》的三分之一。《郑风》、《卫风》、《周南》、《召南》写爱情的诗最多,特别是《二南》诗,“有个很明显的特点,就是其中十分之九与女性有关”。《诗经》中这一部分诗篇,不论从思     

《诗经》“兴”意类探

《诗经》之“兴”,依朱熹之说,是“先言他物以引起所咏之词”。言此而能兴彼,起兴之物和所述之事当在一定意义上对应或相关。千百年来人们对《诗经》进行了大量的研究工作,但对其中不少具体的“兴”所表示的意义却迄今未能予以正确的阐明,妨碍了对其中许多诗篇的更好把握和全面理解。因此正确地阐明这部分具体的“兴”所表示的意义,对《诗经》研究来说无疑是一项极有意义的工作。这里,笔者对《诗经》中常见的几类“兴”意试作探讨。     

《周颂·载芟》与周代礼乐制度

本文结合周代礼乐制度,对《诗经·周颂·载芟》进行了较为深入的研究.篇中若干关键词语的训释,对于《诗经》与其他先秦典籍的解读有普遍的意义.本文认为,诗篇中的“媚”字,是一个表述先秦时代“和合”哲学思想的重要词语.本文还对周代礼乐制度中的礼俗关系作了一定的释述.     

谈《诗经·国风》中“劳者”阶级属性的判别问题

我在《〈诗经·伐檀〉究竟是一首什么样的诗?》(《贵州社会科学》1981年6期)及《〈硕鼠〉新解》(山西师院《语文教学通讯》1981年12期)等文章中,是以诗中“劳者”与剥削者是否发生实物地租关系,以及这些“劳者”是否拥有自己的经济等作为立论根据,从而判定这些“劳者”属于早期农民的。其实,《诗经》一些诗篇中的“劳者”,如《伐檀》、《硕鼠》、《鸨羽》、《七月》等篇中的主人公,均“有自己的经济,有自己的生产工具,具有为耕种土地并从自己的收成中拿出一部分实物交给封建主所必须的某种劳动兴趣”(《联共(布)党史简要读本》,1953年人民出版社版161     

《诗经·国风》中“其”字用法研究

《诗经》的篇什中包含“其”的有很多,风、雅、颂中的篇幅皆有,总计“其”字出现了542次。由于“其”字在十五国风中的出现频率为最高,共出现了230次,这对研究《诗经》中“其”字复杂的用法有重要意义。本文着重研究《诗经·国风》中“其”字作代词、副词、语助词等用法。     

诸葛亮——杰出的封建政治家军事家的艺术形象

《三国演义》中的诸葛亮,过去人们称他为“忠臣贤相”,是维护封建正统的“智慧”和“忠贞”的政治家。这不是对形象的正确评价。尽管小说在诸葛亮身上加添了儒家色彩,但是孔孟之道的外衣,掩盖不了这个形象闪耀出来的法家思想光芒。重新评价诸葛亮的形象,对于正确区分《三国演义》中的精华与糟粕,研究文学领域中儒法斗争的历史情况,具有一定的意义。     

清代金文著述与《诗经》研究

将《诗经》与金文互证,此法滥觞于北宋,至清代达到高峰.与《诗经》发生在同一历史文化背景的地下材料如今亦只有金文,而二者的互证,对解决《诗经》和金文各自的许多问题,诸如辨字释词、名物制度考证以及诗篇与铭文断代等无疑有巨大作用.清代金文与《诗经》的对比研究成果颇丰.在文字方面:通过互证,发现汉代四家诗诗文的本字与假借;借助《诗经》来正确释读某些金文;通过邶伯等青铜器的出土地域,探讨《诗经·邶风》所涉地域的地理位置及历史文化内涵.在名物制度方面:通过互证,揭示《诗经》学内部的某些分歧及其成因;正确阐释某些诗篇发生的文化背景与主旨.在史实方面:借助《诗经》中某些诗篇的发生时代,对相关的青铜器进行断代,或者借助金文纠正历代《诗经》阐释中的某些错误.《诗经》与周代金文往往涉及许多相同的历史人物与事件,对比研究有助于认识周代一些历史事件真相与历史人物的身份,对探讨周代的民族关系与文化交融,特别是铜器断代,以及诗篇创作背景等有重要意义.     

《诗经》与汉水流域文化

《诗经》中的风、雅、颂三个部分都有涉及汉水流域的诗篇,尤以二《南》最为集中,故仲尼以二南之地为作《诗》之始。孔子喜韶乐,尤钟情合于韶乐的二《南》,“称乐则法‘韶舞’,论诗则首《周南》”。《诗经》不仅常以“江汉”连举,而且将天上的银河称之为“云汉”。     

从学术史角度评论高亨的《诗经》研究

高亨先生是20世纪中国学术史上的一位大家。其《诗经》研究从字词、典章考证入手，既有“宏观”问题的探讨，又注重具体诗篇内容的论析。他的许多结论性意见今人还没有突破。其《诗经》研究的成就、特点，以及在方法、内容上的某些偏颇，都与他“趋新”的追求相关，学术研究中较多意识形态性的介入，是造成某些偏颇的主要原因。历史辩证地总结高亨《诗经》研究现象，给20世纪学术史的撰写提供许多思考和借鉴。     

《诗》之桑

《诗经》中的＂桑＂具有多种意象,它所蕴含的比喻意义内容非常丰富。对《诗经》所有包含有＂桑＂这一意象的诗篇,即情爱诗和讽喻诗中＂桑＂的具体意象进行分析,认为＂桑文化＂不仅与女性化人文意象有关,还具有它独特的文学意义。《诗经》中这么多与桑有关的诗篇,表明＂桑文化＂是商周社会文化的一个显著特色。     

《诗经》中几个问题的研究

《诗经》是中国古代的“五经”之一,也是当前高校和中学文史教学的重要内容之一。对《诗经》的研究有若干问题值得探讨。文章就孔子是否删诗,对《诗.序》的评价,“风”、“雅”、“颂”的不同价值,“风”中反映的周代婚俗四部分作论述,以供《诗经》教学和研究作参考。     

朱熹《诗经》阐释的诗学意义

朱熹的《诗经》阐释兼会经学、理学、文学,以“义理”和“得性情之正”为前提,其所引发的诗学问题对中国古代诗学理论产生了影响。它的具体表现在：“淫诗”说客观上意识到《诗经》中男女恋情诗的存在,在“淫诗”说背景下对孔子“思无邪”的重新阐释,有助于《诗经》阐释中读者主体地位的形成;以《诗》说《诗》,重视《诗》的“熟读涵詠”和“兴”的体验方式,丰富了《诗经》文本的文学内涵,也突出了诗歌涵养人心、提升人的精神境界的作用;《诗经》“六义”的辨识和以“文势”论《诗》,体现出“自觉”的文体意识,影响到后世诗学“辨体”思想的形成。     

论《小序》对“二南”本义的曲解及其原因

《小序》是《诗经》诠释系统中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历代《诗经》研究者都对此十分重视。然而,《小序》对《诗经》许多诗篇,尤其是对《国风》的解释,却是对《诗经》本义的歪曲。宋代学者对《小序》发难,也多半是由于《小序》歪曲了《诗经》的本义。“二南”原本无非是一些男女恋歌诗、婚礼赞歌、妇人思夫歌、祭祀歌、描写劳动场面的诗歌,而《小序》却把它们解释成赞美文王、后妃等人的诗歌,而赞美后妃的序占了“二南”的三分之二。“二南”之《小序》有维护周代宗法制的色彩,打上了鲜明的时代烙印。“二南”之序对诗歌本义的曲解,拉开了《诗经》经世致用的序幕。     

《诗经》中的数字

《诗经》对数字运用的熟练程度及其丰富程度,与今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这些数字融入三百篇诗句中,准确地描述了事物,抒发了情感,起到无可替代的作用。据统计,《诗经》中一至九的基本数在159首诗篇中出现264次;十、百、千、万、亿、秭等位数在99首诗篇中出现155次;大写数字壹、贰,两、双、骖、驷等量词,数、倍等数学词汇,在28首诗篇中出现45次。合计在《诗经》中的数字及其词汇共达464次,平均每首诗出现1.5次。乃至出现了数字化诗篇《豳风.七月》。《诗经》中数字表明:中国在三千多年前创造发明了十进位制;西周时代已有四则运算,已有汉字大写壹、贰;孔子是中国历史上有记载的第一位数学教师。     

《诗经》狐意象发微

统观《诗经》中写到“狐”的九篇诗歌，《诗经》狐意象可以分为原生态的、象征性的和艺术化的三个层面，但三者的关系十分密切。在对相关诗篇所蕴含的民俗文化、宗教意识和审美情趣的反映与体现上，《诗经》狐意象的内涵丰富多彩。     

《诗经》生殖崇拜论

《诗经》中的不少诗篇里潜藏着生殖崇拜的密码，本文在自然与文化的联系中把握隐喻系统，就花鸟虫鱼等动植物的描述探索了有关生殖崇拜现象，揭示了《诗经》生殖崇拜的价值内涵。     

诗成何以感鬼神——上古帝王与郊庙祭歌形态关系探析

诗乐舞为上古祀神仪式中最富有艺术性的部分。周因于殷礼,祭祀礼仪中的诗篇大部分为“史巫祝宗”之辞,为仪式用语,保存在《诗经》的雅颂中,与乐舞一起服务于降神、娱神的需要。     

《诗经》中的神祗意象探析

《诗经》是我国最早的一部诗歌总集。《诗经》反映当时风土人情的诗篇,主要集中在“十五国风”中,“十五国风”中有三分之一以上的篇幅通过神祗意象的塑造写了先民敬畏自然、崇拜祖先的h筮活动、丧葬习俗等,表现了先民们敬神、畏神、祭神、祀神的悠久历史传统和深厚的文化底蕴。     

从《氓》看《诗经》中的弃妇诗

《诗经》作为中国第一部诗歌总集,反映了西周生活的方方面面。《氓》中出现了中国文学史上具有典型意义的一个＂弃妇＂形象,深刻揭露了古代妇女在恋爱婚姻问题上受压迫和受损害的现象。本文的目的是通过研究对弃妇这一形象有深远影响的《氓》这一篇诗歌,来看弃妇形象的发展和文人的弃妇意识。同时提出这样一个问题,即《氓》对弃妇形象的经典描绘是否蕴涵了中国文人最早的潜在的女性意识。     

爱情咒与“采摘”母题——《关睢》、《卷耳》、《FuYi》通观

近年来，《诗经》研究在研究方法的探索方面和研究角度的开拓方面，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为了进一步推动《诗经》研究的进展，我们编发了这组文章，它们一个共同特点，就是从研究对象的实际出发灵活运用各种研究方法，颇多真知灼见。中国社会科学院叶舒宪研究员从世界原始社会的咒术礼俗的宏观背景对《诗经》“采摘”与“投赠”母题作了透辟的阐释．还其本来面目。北京师范大学李山博士发现了《诗经》三类分诗的作法与周代“敬天保民”的民本主义思想的内在逻辑有着密切的联系，并就“风”的古代含义作了探原。本院中文系王政教授的文章以鸟类学中鸟求偶的典型特征作为出发点，阐析《诗经》中的“鸟类”与人之婚爱的种种类比性描述。郭全芝教授和王成副教授的文章分别说明了《诗经》与《楚辞》、《诗经》与嵇康四言诗的传承情况。张兆勇副教授的文章从比较文化的角度揭示了《等待戈多》与《蒹葭》中的浓厚的等待意识所包蕴的不同文化内涵。热忱欢迎有关专家就《诗经》研究赐稿本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