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鹤征易学特色述要

唐鹤征虽为王学传人,但又不满于阳明后学中空疏狂放之学风,其思想成为王学后人中的另类,且力图纠正王学末流之弊病。由此,唐鹤征于易学注重践履,着重以易象证易理,强调易学要走以象明理的笃实之路;提揭"乾元生三子"之说;且以"心之灵即性"为归结,认为心与行不二。尤其是唐氏着重以象释易,对卦象、爻象、互体之象等体例的娴熟运用,此举既对易象的发挥圆融无碍,又于易理阐释深得其意趣。这些都是对易学思想的一种发展和推进。     

泰州王门学派一代宗师王心斋哲学思想论粹

王心斋早年师事王阳明,故其学术思想深受王学思想影响,但由于王氏学说在主体思想的内容上与师学有所违异,故另立“泰州学案”。王氏的哲学思想主要体现在以“尊身立本”为依归的“淮南格物”说;“即事是学,即事是道”的“百姓日用印道”的思想观点,及“出则必为帝者师,处则必为万世师”和“养之有道”、“教之有方”的政治思想中。以上诸说反映出王心斋哲学思想体系中的独特风格及其与王学的联系与区别。     

嵇文甫的晚明思想史观

晚明思想在思想史上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其独特性在于它是在社会的动荡中经历着来自内外的冲撞从而裂变。嵇文甫先生的《晚明思想史论》堪称晚明思想史研究方面不可多得的典范性著作。从佛学、西学、王学三个角度对《晚明思想史论》作一个简洁的梳理，即整个晚明的思想史就是一部王学的演变史，对王学及其后学的研究构成了这部书的主体。     

论王艮理学思想的时代性

如果说王艮独特的个性是成就其思想的重要主观原因,那么特定的大时代,是造就王艮"百姓日用即道"、"淮南格物"和"安身立本"等王学"异端"思想最现实的沃土.王艮的理学思想是活生生的社会生活在哲学上最直白的声音,最有力的诠释.     

王学研究的一个新阶段

王学又称阳明学,在海外(包括日本、欧美),它是一个常论不衰的热门课题,但是在大陆,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王学却久遭冷遇。近年来,这种情况渐有改观,出现了一些颇有份量的王学论著。杨国荣同志的《王学通论——从王阳明到熊十力》(以下简弥《通论》)就是其中引人注目的一种。《通论》是把王学作为具有广泛而深远影响的一代思潮来加以研究的,而不是仅仅限于王阳明一人的思想。这是《通论》区别于其他王学论著的一个显著特点。自从王学取代正统理学而崛起于明中叶以来,它对中国后期封建社会的意识形态乃至近代思想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从晚明社会意识的演进,到明清之际思想的震荡,再到近代新旧观念的嬗变,王     

从“四句教”看王阳明心学的哲学意蕴

王阳明晚年有四句教言,曰:"无善无恶是心之体,有善有恶是意之动,知善知恶的是良知,为善去恶的是格物。"曾引起身边弟子钱德兴、王畿的争辩。阳明殁世后,钱、王争论并未继续,更大的分歧却发生在江右王门与越中弟子之间。又,王学自明末在学者群起而攻之的形势下渐走向衰落,批评王学的人又多以四句教为攻击目标。凡此种种,都说明阳明心学思想与王门四句教之间不一般的关系。所以,从"四句教"分析阳明心学的哲学意蕴,可对阳明心学及阳明学派的思想特色有更深一层的理解。     

论明清之际西学传播的思想张力

从明末万历年间至清代乾隆年间,西方传教士带来的西学,在中国流传了二百多年。当时的西学主要是天主教教义和某些科学技术。西学得以传播的重要条件之一,是明清之际的王学风行和实学高涨为其提供了思想张力。学术界长期来对此甚少论及,本文试图弥补这一缺憾。一、王学对西学的张力王阳明的心学至明末风行于世,压倒了曾笼罩一切思想文化领域的程朱理学。“阳明先生之学,有泰州、龙溪而风行天下”(《明儒学案》卷三十二)。泰州学派和王畿使王学成为广泛的社会思潮而席卷明末,因而这里主要分析他们的思想对西学传播所产生的思想张力。第一,王学的良知准则论引发出对儒学思想权威的破坏作用,创造了西学得以输入和传播的文化氛围。     

从泰州学派看吴承恩的创作思想

从泰州学派看吴承恩的创作思想周利生十六世纪上半叶，当王阳明的“心学”风靡全国之时，在江淮一带出现了一个与王学有极大差别的泰州学派。该派以王艮（１４８３—１５４１）为代表，发展了王阳明哲学中某些反道学的积极思想，同时也提出了许多与王学根本对立的新创见。...     

梁启超对于“善变”的解释

梁启超努力利用日本阳明学以及中国自身的王学资源为他的"善变"即在改良与革命之间的摇摆做出合理的解释.戊戌政变后梁氏选往日本,经由吉田松阴的<幽室文稿>接触到注重实行的阳明学,为其"至诚不动未之有"的信念所吸引,用以抵抗维新失败后招致的道义压力.这一时期(1898-1906)在改良还是革命的问题上,梁启超与其师康有为发生了反复的争执,为克服自己"流质易变"的性格,他重新拾起了长兴时代的功课,潜心陆王之学,援引"不欺良知"的说法,应对个人也可说是整个过渡时代的道德危机.     

儒家外王学体系的现代建构——熊十力《读经示要》"群经治道九义"阐微

熊十力在<读经示要>中概括出"群经治道九义",借助儒家经学的形式建构起了一个外王学体系.通过阐发"群经治道九义",熊十力确立了内圣开出外王的基本模式,在此基础上详细阐述了儒家礼治的思想内涵及其历史发展,尤其是对儒家礼治的差异精神与近现代平等理念之间的关系作了深入探讨."群经治道九义"是熊十力数十年艰苦探索儒家外王学的结晶,尽管他后来结合时代变化有新的思考,但在总体上都没有实质性的超越."群经治道九义"的提出,标志着一个现代形态的儒家外王学体系的确立,对其加以考察,可以加深我们对儒学思想及其现代命运的理解.     

黄宗羲学案体范式的问题意识——以《王畿学案》为例

在对明亡进行的深刻反思中,黄宗羲更多地对王学及其后学进行了同情的理解.如他在其所创立的学案体范式中,对王畿进行了"是非两存"式的哲学史重构.从王畿到黄宗羲,晚明学术思想界正经历着从价值重估到价值重建的激变,经历着从心性之学向实证之学的转变.在"合一"、"兼通"倾向中,梨洲采取的是遵师而不曲意回护、尊乡贤而不阿其短、"宗陆而不悖于朱"的学术立场.梨洲打破了宋代儒学之门户,从新的时代背景出发,对宋代儒学进行整合,对明代心学进行总结,他总结性的哲学史著述中有着可贵的问题意识:著史的客观态度,"通今致用"的学术经世取向,致力于"求真"、"贵创"、重"学脉"而创立了学案体范式.     

熊十力与王学

熊十力是现代新儒学的重镇之一。尽管他力图融贯华梵,并以“新唯识论”名其体系,但其思想根底,基本上不越儒学。这一点,熊十力本人亦并不讳言:“新论确是儒家骨髓”(《十力语要》卷三)。而熊氏所说的儒学,主要也就是王学:“阳明之学,确是儒家正脉”(同上)。熊十力在建构其新唯识论体系时,事实上也一再出入于王学。这样,要对熊十力的哲学思想作出较为具体的分析,即不能不从考察熊十力与王学的关系入手。     

清末民初章太炎对王学评析之再检视

章太炎于清末民初时常评论王学。一方面他认为王学缺少近代科学所体现出的逻辑性、严密性与条理性,致使学说内容含混不清、流于空论,体现了先秦诸子之后中国学术的整体缺憾。立宪派受近代日本思潮的影响,多假借王学以立言,章太炎极力揭示、论说"致良知"不足以成为政治判断的主要原因。另一方面,章太炎又很重视道德在政治活动中的重要性,强调除了革命道德和激情,革命活动更需要基于熟识历史与现实基础之上的冷静判断,而这恰恰是王学所不能提供的。因此他在民初重思王学,虽承认其迅捷奋发之绩,但更强调从中国自身传统和现实出发周知民间利病、冷静处理政务的持久之道。     

刍议李光地视域中的阳明心学

李光地一方面"俱言王学",在为学初期质疑程朱理学,对王阳明心学抱有"同情";另一方面又认为"伯安之失大",对王阳明心学展开批判,指出"王学病源"在于"心之即理","王学病根"在于"无善无恶为心之体"。李光地指出王阳明错解了朱熹的"格物穷理"论,并在此基础上批判了王阳明的"良知说"。李光地在批判阳明学的过程中有两个转向:一是由批判王阳明心学转向批判王阳明的其他学说;一是由批判阳明心学转向批判阳明学派。李光地对阳明心学的态度转变原因主要有:明清之际社会环境的巨变、其宦海沉浮的人生历程以及个人的儒学立场尤其是朱子学的立场。     

冯梦龙四书学之理学意蕴解析

冯梦龙四书学活泼灵动,对程朱理学与阳明心学,都不盲从,总体而言,受王学影响明显。在《四书指月》中,冯梦龙对理学的心性气情、理与欲、本体与工夫、经与权等问题作了较为详细的探究。其治四书与治春秋学一样,都是为经世致用之目的,这与晚明实学思想有一致之处。     

王门别支──论聂双江归寂之学及其在王学中的地位

对阳明弟子的论述，历来多以龙溪（王畿，字汝中，公元１４７８－１５８３年）、绪山（钱德洪．字洪甫，公元１４９７－１５７４年）为主，聂双江（聂豹，字文蔚，公元１４８７－１５８３年）之学则少人问津．其实这位被同门斥为别支的双江，对心学的承继起了重要作用。双江之学以主静归寂为旨，与阳明之学确有异同，但这一方面是对王学的发展，另一方面则是对王学流弊的匡正。从某种意义上说，聂双江真正担负了承继阳明之学的使命。     

刘宗周与朱子学——兼谈许孚远的朱学倾向及其对刘宗周的影响

刘宗周的理学"上承濂、洛,下贯朱、王",统合了朱学与王学,朱子与王阳明都对刘宗周蕺山学的形成具有重大的影响。刘宗周与朱子学的关系目前学界却少有涉及。刘宗周对于朱子学的接受与他的老师许孚远有关。许孚远越到晚年越倾向于朱子学,而刘宗周师事于他正好是在其晚年。许孚远在"天理人欲之辨"、"主敬"以及《大学》学上的朱学倾向对刘宗周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     

宋明“三教合一”思潮中的“心性”旨趣

明清之际的一些学人,曾非常尖锐地批评过王学末流“以明心见性之空言,代修已治人之实学”、以及“无事袖手谈心性,临危一死报君王”的风尚,他们很不喜欢晚明王学“禅学化”的空疏习气,甚至目之为招致亡国之祸根。但他们作为朱明王朝遗民,实际上却承袭了王学末流特有的“赤手以搏龙蛇”、“掀翻天地”的英雄“气骨”。这种“临危一死报君王”的殉道精神,据张君劢先生五十年代写的《比较中日阳明学》所说,在日本明治维新运动中竟产生了不可估量的推进作用。由此使人们不能不提出这样的问题:“置四海之困穷不言”的“心性之学”,为什么能派生出象泰州学派那样为“掀翻天地”、破除封建名教羁络而敢于“赤身担当”的主体精神?中西哲学中的“心性之学”是否都蕴涵有这样的旨趣?宋明儒佛道三教各家之言心言性,究竟有没有共同的终极关怀?这无疑都是应慎思明辨的重大问题。     

略论北宋“义理之学”的两个取向

北宋新儒学从本质上说是"义理之学",而北宋"义理之学"的发展一开始就表现出两个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取向,那就是经世论取向的义理之学和心性、性理取向的义理之学.在北宋时期,经世论取向的义理之学是占主流的.后来,由于政治改革的挫折、儒学经世论方面的学术资源的相对不足、排斥佛道思想的需要等方面的原因,注重心性的义理之学逐渐占据了上风,最终成为占统治地位的思想.     

李渭心学仁体论建构及其时代价值

李渭心学仁体论建构于对治理学僵化和王学末流玄虚的时代语境中,是在心学视阈内对理学有限度的回归和对传统仁学与阳明学的融合发展。李渭心学仁体论的内涵包含仁的内在主体性确立、生生之仁、一体之仁、为仁由己等,这种心学化的仁体论建构具有强烈的时代现实感,具体表现在三个方面:一、理论面向,超越"理"与"良知"的时弊,在心学视阈内有限度回归仁的普遍规范;二、诠释进路,在功夫与事为的心学化诠释中阐发"仁"的丰富内涵,凸显仁体发用的实学特色;三、实践取向,在日用行常中阐发"仁"的实践价值。作为黔中王学代表人物之一,李渭心学仁体论是时代学术思想的映像,也体现了黔中王学的时代关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