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二年律令》看与军功爵制有关的三个问题——《二年律令》与军功爵制研究之三

历史文献及此前公布的秦汉简牍,对官级与爵级的对比,军功爵制下的妇女地位,军功爵制如何继承问题,都没有具体的记载,《二年律令》补上了这几项空白。《二年律令》保存了二十级爵与官级逐级对比关系,有在军功爵制下"女子比其夫爵"的法律条文,有各级军功爵拥有者关于其嫡长子、嫡子和庶出众子对爵位继承的各种不同的继承规定。从以上三个问题中可以看出在吕后时期,军功爵制在政治、经济等方面还有实际价值,军功爵制在社会上还很受尊重。     

军功爵制試探

军功爵出现于春秋,确立于战国,在秦汉的政治午台上也曾起过一定的作用。先秦诸子对军功爵制时有论述,《史记》、《汉书》和秦汉时的其他著作中也都有所记载。但自东汉以后,军功爵制除最后两级外,已失去实际作用;流于形式,而趋于消亡。因此,后人对军功爵制已不知其来龙去脉,有的甚至把春秋以后出现的军功爵制,和西周     

西汉“民爵、吏爵界限森严不可逾越”说质疑

朱绍侯先生《军功爵制在西汉的变化》一文,对西汉爵制的各种变化详加考论,读后甚得启发。然于西汉“民爵、吏爵界限森严不可逾越”一说,却感证据不足,或可商榷。 朱先生认为秦代无民爵、吏爵之分,而汉代自刘邦始即有民爵、吏爵之分。我以为,无论是秦代,还是汉代,都无“民爵”、“吏爵”之名,亦无“民爵”、“吏爵”之分。汉代史籍常有“赐民爵”若干级;“赐吏爵”若干级的记载。如《汉书·宣帝纪》载;元康三年“赐天下吏爵二级,民一级”;     

军功爵制在西汉的变化

《文物》八一年第二期,发表了青海大通县上孙家寨一一五号汉墓出土的木简新资料。这批新出土的汉简所记载的内容,很大一部分与军功爵有关,在一定程度上补充了文献的不足。读过之后,很受启迪,引起了我写这篇文章的兴趣。     

古酒漫笔

酒,是我华夏的一项重大发明,在我国有其悠久的历史,一般人认为酒是夏禹时仪狄制作的,“昔者,帝女令仪狄作酒而美,进之禹”(《战国策》),战国时史官所撰的《世本》亦有“仪狄始作酒”的明确记载。然而,西汉刘安在《淮南子·说林训》中认为“清醯之美,始于耒耜””。这是说酿酒是和农业同时开始的,它说明了酒的酿造早于夏朝。殷墟甲骨文中也屡见“酒”字。这些说明酒在我国至少已有四千年的历史了。 根据考古发掘的文物,更能说明我国酒的历史是悠久的,亦可证实我国古代文献中关于酒的记载是可信的。早在新石器时代龙山文化时期的遗址和墓葬中,出土的陶器里就有斝、盉等酒器,说明那时已把酒作为一种饮料了,晚于龙山文化的二里头文化(相当于夏代)遗址中,发现青铜制造的酒器有爵,陶制酒器有爵,觚、斝、角等。到了商代,青铜业有了一个飞跃发展,仅殷墟妇好墓的随葬礼器就有近两百件,礼器又以酒器为主,占全部青铜器的百分之七十,酒器的种类颇多,如,钦酒器有爵、斝、盉、角、觥、等,盛酒器有尊、壶     

从《二年律令》看汉初二十级军功爵的价值 --《二年律令》与军功爵制研究之四

军功爵制本是春秋战国及秦汉时期的重要军政制度,但由于史书记载分散、简略,后人已很难知道军功爵制的真实价值.根据<二年律令>的珍贵资料,从经济价值、政治价值、以爵赎人、赎罪等方面来看,军功爵制在西汉初年仍具有真实的价值.例如,西汉初年各级军功爵受田宅的具体数量、爵制与官级的对比关系,一级爵可以免死罪一人等是前所未见的资料.因军功受田宅制实际上就是名田制,汉政府就是通过名田制培埴了一大批大、中、小军功地主和大量的自耕农.故说汉初是军功地主的天下,是有事实根据的.     

武陵地区土家族医药文献初探

以记载武陵地区相关内容的汉文文献为文献源,分别对秦汉郡县制度时期、唐宋羁縻制度时期、元明至清初土司制度时期、清代改土归流后府县制度时期、清末鸦片战争至民国时期以及新中国建立后的土家族医药的内容进行了初步挖掘,概述了这些时期各自的土家族医药文献情况,以期对土家族的医药研究者提供文献方面的帮助。     

诸葛亮论法选注

一、威之以法,为治之要〔原文〕吾今威之以法,法行则知恩;限之以爵,爵加则知荣。恩荣并济,上下有节。为治之要,于斯而著。     

春秋时期鲁国的官爵关系探析

从《左传》《国语》《周礼》等传世文献和相关金文中可以勾勒出春秋时期鲁国官制与爵制关系的概貌。春秋时期鲁国爵等与所任官位的高低大体上是一一对应的。随着数百年间官职的变化,爵等有时也小有变动。爵的地位明显居于官之上,鲁执政三卿的日常政治活动并不限于其任官的职能;在礼仪场所及外交场合中的地位排序亦由爵等来定。春秋时期"官"的作用更多是职司上的,而人们当时的社会地位则是由"爵"的高低来决定的。     

乾隆御笔《平定西域战图》考

乾隆御笔《平定西域战图》这部民族文献记载了清前期平定西域少数民族贵族叛乱的一些历史事实。《平定西域战图》的成书时间与过程以及在法国巴黎用铜版印制的情况包含了东西方文化交流的一些信息。对其版本和所载史实的考订结果证明了该文献的重要价值。     

刘秀史事杂考三则——读《后汉书》札记之一

对《后汉书》中有关刘秀的材料进行了若干考订,分别涉及刘秀称帝点的政治意义、封更始的意义及关于"公孙皇帝"的辩论。     

论清代宗族类总集的概貌与特征

清代宗族类总集的编纂高度繁荣,可谓当时一种引人瞩目的文学、文化现象。通过对清代宗族类总集的概貌和特征初步梳理可以看出,清代宗族类总集不仅数量惊人、分布范围辽阔,而且在亲属关系、作者身份、著述形式等方面也复杂多样,从一个侧面显示出清代宗族文学的高度繁荣,以及宗族文人群体的大量兴起与自觉意识。     

《九尾龟》和《九尾狐》的性别文化观照

《九尾龟》与《九尾狐》是描写晚清上海青楼的两部狭邪小说,其在创作渊源、宗旨寄托、文化内涵等方面具有相似之处,有着重要的文化价值。两书描写妓女与嫖客间之情义纠葛与利益纷争,以揭示烟花形迹、警醒世人为旨归,展示了一幅晚清洋场青楼生活的画卷。其对晚清上海青楼的书写透射出文人对上海妓女的识见及其对自身社会性别身份的焦虑：男性在青楼的失势不仅表现为钱财损失,亦表现为性事的衰败;而妓女不仅扩充自己的欲望对象,不十分热衷于从良,而且还涉足公共空间,体现出末世繁华中的欲望与享受。     

通儒治经之法用以治医经——清代大儒焦循的治医理念

清代大儒焦循儒医兼治,他的经学著作是清代学术的典范之作,不但反映了清代中后期的学术风貌,而且尽显清代扬州学派的通学风貌;他治医主张"通儒治经之法用以治医经",他的治医理念从另一侧面表现了他的通儒风采与通儒精神。     

《跻春台》婚嫁丧葬类方言词语续考

《跻春台》是清末四川中江人刘省三写的一部拟话本小说集,书中使用了大量方言俗语。其中有很大一部分反映民风民俗的方俗词语,对它进行考释,既可以丰富近代汉语方言词汇的研究,又有助于当时民俗的考察。     

半世纪来韩国国内清代诗学研究概况

近几十年以来，韩国清代诗学研究比其他诗学，如唐宋诗或魏晋诗，有相当大的差距。进入1990年代以后，有关清诗与清代诗论研究的成果时有呈现。在清诗思潮研究方面，清代诗学研究的水平并不高，研究范围也只限于所谓四大诗论而已，但近来开始重视诗歌理论的研究和对中国传统诗论的理解，研究热度愈来愈高，这是相当鼓舞人心的；在作家论部分，清代重要作家如钱谦益、王士祯、袁枚、沈德潜等十多人大约都涉及到了，其中偏重于王士祯、袁枚等诗论，但其研究水平尚不高；在中国诗论部分，最重要的资料以清诗话为中心，国内清诗话研究者不过二十余人，其中本人近十年问集中研究清诗话，把其诗论内容开始应用于唐诗等中国诗学，关于清诗话研究方面的专著仅有本人所撰《清诗话研究》、《中国诗话的诗论》和《中国诗话的理解》。     

弘扬民族的叙事话语——评赵炎秋、陈果安、潘桂林著《明清叙事思想研究》

明清时期是中国叙事文学发展的成熟期和高峰期,该时期的叙事理论与实践充分体现了中国叙事学的"国情"特色,具有标本或示范功能.<明清叙事思想研究>分四个层面对此进行了富有成效的研究,即:从体制形态看明清叙事思想;王国维、梁启超的叙事思想;报刊语境、读者意识与近代叙事思想的变化和明清小说的叙事艺术.其研究的切入点和体例设置独具匠心,视野开阀,思路清晰,尊重历史,新见迭出,从整体上凸显了明清叙事思想的大致轮廓.     

从明清《牡丹亭》评点看“情”的嬗变

“情”的阐发是明清戏曲批评家热衰谈论的重要话题.笔者以明清关于《牡丹亭》的评点为中心,通过考察“情”在明清两代的嬗变,揭示了汤显祖所标举的“情”在明清士人那里经历的三重变奏,而这种变奏既与明清时代思潮的潜变相表里,又与文人士大夫的思想观念、精神气质的不同倾向密切相关.     

沈德潜《国朝诗别裁集》案略论

沈德潜《国朝诗别裁集》案的发生,不仅是爱新觉罗王朝文化专制强化的结果,也与沈德潜所秉持的“以诗存人”的编纂原则有关,诗选中诸多触讳之处均由此原则而产生。沈德潜对这一原则的坚持,对扭转清前期以来诗坛以名位交游为重的风气,大有裨益,也使《国朝诗别裁集》成为真实呈现清前期诗坛景观的重要选本。     

清代四川地区民间演剧与社区认同

盛行于清代四川地区的民间演剧活动，不仅是祭神、酬神的主要形式，也是人们纵情娱乐的一大盛会。透过这一群体性公共文化活动可以发现，“举国若狂”的民间演剧背后竟承载着社区认同和社区整合的文化意义。事实上，尽管清代四川的社区类型有所不同，但民间演剧在促进和加强社区认同、社区依属、社区凝聚以及社区满意等方面，均扮演了独一无二的重要角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