铭贤学校乡村建设活动的历史考察

近代以来的乡村建设运动在中国20世纪上半叶的历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其中以学校为阵地所开展的乡村建设活动也为其注入了活力。铭贤学校作为山西乡村建设活动的重镇,在此期间亦经历了肇起、发展、挫折、重建四个阶段。通过对其各个阶段乡建活动的梳理,总结其特点,希冀勾勒出铭贤学校一幅系统化、体系化的乡村建设活动图景。     

铭贤学校乡村建设活动探析——以梅贻宝时期(1934～1936)为中心

1934~1936年,梅贻宝任铭贤学校校长,开启了铭贤学校的乡村建设转型期。在"燕京模式"的基础上,铭贤学校吸收从事乡建工作的诸方之长,以自身农工专业为特色,走出了乡村建设的"铭贤道路"。在两年的乡村建设过程中铭贤学校实现了"自觉且自主"的转型,在乡村教育建设中注重教育的普及性和实践性,在乡村经济建设中注重农民的合作和科技的推广,为乡村实验区的现代化发展做出了贡献。     

孔祥熙与铭贤学校的创办

孔祥熙是铭贤学校的创办者和首任校长,其主政下的铭贤学校不论是在软硬件设施还是办学理念等方面皆走在当时山西全省的前列。虽然不是职业教育家出身,但担任铭贤学校校长却是孔祥熙留美归来后的第一份工作。即便日后跻身国民党高层,孔祥熙仍不忘铭贤师生,分别在不同阶段以各种方式竭尽所能助其发展。通过对铭贤学校的回顾,能够进一步了解这所在山西教育史上有着一定地位的教会学校,深切体认孔祥熙的教育思想及其实践。     

铭贤学校“乡村建设”模式探究

近代山西在阎锡山主导的"权力本位"乡村建设模式之外,铭贤学校将自身发展与乡村建设相结合,探索出具有自身特色的"科学本位"乡建模式。这一模式针对近代处于快速衰败中的山西乡村,以悲天悯农情怀为鼓舞,依托学校农科专业的建立,在吸取其它乡村建设流派长处的基础上,通过社会调查的方式发现乡村问题,再辅以农业技术推广缓解乡村生存危机,同时在乡村建设中注重提升农民地位,吸引农民积极参与,逐渐形成了"科学本位"的乡建模式。这一模式某种程度上弥补了阎氏"权力本位"模式的缺陷,为近代山西乡村变革做出了有效的探索,也促进了学校自身的发展。     

铭贤学校与孔祥熙

铭贤学校,1907年由孔祥熙创办,到1950年改为山西农学院。在此期间,以“学以事人”为办学宗旨,以教学上不断创新求发展,创立了一个体系,二个循环,三个结合的教学模式,完善了教学和行政服务分离的监管体系,构筑了一代名校的铭贤品牌。回顾铭贤昨天的历史,一些办学育人的经验,仍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山西铭贤学校的校址变迁及校园环境的多重价值初探

山西铭贤学校是山西农业大学的前身,学校成立于1907年,1951年由山西省人民政府接收,更名为山西农学院。铭贤学校办学的44年屡次迁校,成为山西乃至我国高等农业教育发展史的一个缩影。铭贤学校的校园具有独特的风格,丰富的内涵,对学生的成长、成才具有无形的培养作用。铭贤学校太谷校址至今保存完好,具有环境育人、历史文化和生态保护等多重价值。     

铭贤学校精神风貌概览

铭贤学校创办于"古今中西巨变"之际,在办学过程中不仅融入了务实、爱国的时代精神,更积淀形成了"学以事人"的校训、"专意治学、三育并重,以情育人、师生亲爱"的教风、"勤奋刻苦、学以致用,自强坚韧、友爱互助"的学风、"包容务实、爱国进步"的校风。铭贤学校的"一训三风"体系,展现了铭贤人特有的精神风貌,是一笔值得我们薪火相传的宝贵精神财富。     

铭贤精神的历史演进与内涵发展

山西铭贤学校是民国时期私立学校的典范,其44年办学过程中蕴育了独特的铭贤精神。铭贤精神是随着铭贤学校的历史发展而不断演进的,在"学以事人"校训的引导下,其内涵以学以事人精神为核心,衍生出真知力行精神与重农事农精神。三种精神作为整体即为铭贤精神,它激励铭贤学子扎根农村、服务社会、报效祖国,令铭贤学校"学以事人"校训寄寓的理想,有了名副其实的意义。     

铭贤学堂乐歌的审美意蕴

铭贤学校作为山西近代教育的先驱之一,受到中国乐教传统和西方乐教思想的双重影响,重视"乐教"等美育形式,在长期的办学过程中形成了以《铭贤歌集》为代表的铭贤学堂乐歌。这些学堂乐歌在铭贤学子接受美育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引导铭贤学子在自然审美中学会仰观俯察、生爱向善;在社会审美中学会爱国乐群、尚德励志;在艺术美中传承翰墨,最终达到陶冶性情、完善人格的美育目的。铭贤学堂乐歌的审美意蕴及其美育价值在今天仍然具有积极的借鉴价值。     

铭贤办学精神及其现代价值

通过对山西农业大学的前身铭贤学校、铭贤农工专科学校、铭贤学院办学历史的回顾,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取其精华,去其糟粕,提出铭贤办学精神主要体现在自由与进步的融合,人文与科学的融合,综合与特色的融合,理论与实践的融合,开放与团结的融合等五个方面。山西农业大学的办学指导思想、办学理念、人才培养等方面都可以借鉴铭贤的办学精神,并积淀升华为大学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山西铭贤学校教育特色对现代素质教育的启示

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的全面发展的理论是素质教育的本质所在,也是素质教育的理论基础。素质教育作为一种全面发展的教育,它不仅作为一种思想,而且作为一种具体的教育形态而存在。山西铭贤学校诞生于近代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是中国近代教育的一部分,为中国培养了众多人才。对素质教育与铭贤学校教育思想进行探索性研究,从铭贤学校教育特色到现代素质教育进行思考,提出了培养学生奉献精神,注重学生日常管理,促进学生全面发展,加强学生能力培养,增强学生服务理念等铭贤办学对当今素质教育的借鉴和启示,有利于促进我国素质教育水平的整体提高。     

思想史视域下的铭贤校园文学——近代启蒙与救亡变奏的一个侧面

铭贤学校作为山西近代教育的先驱之一,在长期的办学过程中生成了自己的校园文学。从20世纪20年代"自觉觉人"的呐喊与"救国图存"的呼吁并存,到20年代末30年代初启蒙运动落潮期幻灭、颓废和死亡的文学倾向,再到30年代以后救亡文学涌现,现存铭贤校园文学生动地勾勒出1924年至抗日战争这一时期铭贤学校启蒙与救亡思潮的变奏,对于我们探究铭贤学校的文化思想史、理解山西乃至中国的近代思想史具有积极的价值和意义。     

铭贤学校的德育探析

铭贤学校的德育既顺应了近代中国社会德育的变迁轨道,又融入了自身的办学理念,独具特色。在德育内容方面,学校顺应了中西文化相融合的变化趋势,实现传统私德向公民道德的转变,注重服务社会的精神。在德育方法方面,学校坚持循循善诱、潜移默化,既形成了上下亲爱的家庭化和谐氛围,又坚持了知行合一的道德训练,寻求家庭化与生活化的统一。在德育实践方面,学校强调匡时救国,突出革命教育的熏陶和践行,彰显社会责任和爱国情怀。总之,铭贤学校的德育理念在近代中国德育史上顺时而变、保有个性,值得我们细致研究。     

山西铭贤学校农业科技改良的贡献研究

中国作为一个农业大国,农业科技的改良必然对社会的发展起到巨大的推动作用.本文详细考察了山西铭贤学校对近代农业科技方面的引进与改良工作,通过对该校在农业科技引进改良贡献的研究,阐述了该校作为中国早期的农业科技研究中心之一,农业科技的改良对山西乃至我国农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大大促进了当时社会的发展,是科技作用于社会的典型例证.     

铭贤学校“训育”的历史审视

训育在五四运动之后,引起教育界的广泛关注。但是其从理论到实践的展开则是在南京国民政府成立之后。南京国民政府为加强对学校教育的领导和控制,在各级各类学校实施训育。铭贤学校是中西文化交融的产物,是中国近代教育的一个缩影,在长期的办学历史中形成了独具特色的"训育"体系。铭贤学校本着"学以事人"的校训,拟定"敦品励行,急公好义"为"训育"的方针,在内容上注重精神、德行、体格、生活、服务等训练,在"训育"的过程中凸显了以情育人、以制束人和以义励人等特点,这些方面都始终体现着中国传统儒学思想与西方文明的交融。     

转型与自觉:铭贤学校教育思想透析

20世纪初期的中国,社会面貌发生很大变化,其中教育领域的变化令人惊叹。中国教育主要经历了以传统与现代的抉择为特征的嬗变期,以启蒙和救亡的变奏为特点的自觉期,以思想和政策的并轨为内容的协同期等阶段。山西铭贤学校恰好处于这个特殊的历史时期,其教育思想在每一个历史时期,都有自己的特色,面对传统教育的转型,自觉地向现代教育方式、教育内容、教育制度的方向发展;面对思想的禁锢到个性解放的转型,自觉地担当起改造中国社会的历史使命,为中国农村社会的改革发展贡献力量;面对新的"政教合一"的思想束缚,自觉地结合当时抗战的形势发展抗战教育,挽救民族危亡。这些对于我们进一步研究铭贤学校时期教育思想的变化发展及其在近代中国教育思想史上的历史地位具有重要的历史与现实意义。     

近代山西社会秩序再构与权威重塑——以民国初期山西新“村制”为例

民国初期,山西乡村政权组织的建置十分混乱,经济发展能力也日渐枯竭,因此阎锡山执政之初,即在山西乡村进行新"村制"的探索。这场以实行编村、整理村范、村民自治为主要内容的村政建设运动,可分为"国家提倡"和"村民自办"两个发展阶段。通过实行新"村制",阎锡山正式将国家行政权力网络延伸、渗透到基层政权的权力系统,客观上强化了乡村社会的行政组织,推动了乡村经济的发展和社会风气的转变,在实现了国家对山西乡村社会资源有效控制的同时,也使社会秩序逐渐从混乱走向有序。     

新乡贤参与乡村治理的法治保障探讨

新乡贤作为新生治理主体,在乡村治理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然而,保障新乡贤参与治村的法律制度不健全, 促进新乡贤作用发挥的工作机制不完善,引导新乡贤依法治村的工作重视不足等问题的存在,极大地限制了这一主体作用的 发挥。为此,通过完善新乡贤参与乡村治理的法律规范,健全新乡贤在乡村治理中作用发挥的自治、法治、德治平台,强化对新 乡贤依法治村的引导与扶持等方式,完善新乡贤参与乡村治理的法治保障路径。     

新乡贤是传统乡贤的现代回归吗？——基于新乡贤与传统乡贤治村的比较分析

乡贤治村,既可以看作是中国传统时期乡村治理历史演进的缩影,又在现代乡村治理中发挥不可或缺的作用。现阶段党和国家也高度重视和支持新乡贤参与乡村治理。通过对新乡贤与传统乡贤在乡村治理中的多维比较分析发现,两者在治村的诸多方面存在显著差异。在治村背景方面,传统乡贤以“双轨政治”为时代背景,而“协同共治”是新乡贤参与乡村治理的突出特点;在择取条件方面,传统乡贤功名与贤德共重,现代社会的新乡贤则弱化功名,更加注重贤德以及治村能力;在组织基础方面,传统乡贤主要依靠传统乡村社会中自发形成的自治组织进行乡村治理,新乡贤则主要通过乡贤理事会、乡贤参事会等参事议事机构参与乡村治理;在角色定位方面,传统乡贤是封建社会乡村治理的“主导者”,新乡贤则是现代社会乡村治理的“协同者”;在治村功能方面,传统乡贤衔接国家与乡村社会,并争取乡村社会处于无讼状态,新乡贤则以引领乡风文明作为首要功能;在治村方式方面,传统乡贤以礼治为本,形成“礼治秩序”,新乡贤坚持德治为先,并积极嵌入村民自治和乡村法治。因此,新乡贤对比传统乡贤在多个结构要素上发生了质的变化,绝不是传统乡贤的现代回归。在国家政策大力支持下,新乡贤在乡村振兴战略中促进治理有效大有可为。     

基督教与近代山西教育事业现代化

基督教传入山西后,在山西创办了不少学校。考察了基督教会在山西的办学情况,并从铭贤学校的学制及课程设置、教材使用、教学管理、师资配置、教学方法等方面,分析教会学校在山西教育事业现代化建设进程中所起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