村民自治:背景条件及其制约分析

有中国特色的基层民主制度首先在农村而不是经济文化条件较优越的城市发生 ,这一现象的产生必然有其客观的历史背景和内在的现实条件。为此 ,文章站在历史唯物史观的高度 ,从当代中国独特的政治体制、社会结构和农村现实经济文化条件等方面对这一现象本身做一实事求是的回顾与分析 ,并从中找出对我国的基层民主建设有价值的、合规律性的理论。     

创新推行村民事务理事会治理模式

颁奖词：创新组织类型,填补组织空洞,发挥组织优势,贵溪罗河镇通过村民事务理事会的组织创新,在自然村层次上聚集了善于理事、公于理事的人才,打造了民主理事、规范理事的平台,建构了科学理事、尊重理事的机制,从而在最贴近村民生活、最响应村民需求和最聚合村民意见的维面上,追寻着村民自治的有效实现形式,追求着和谐社会的本土发展格局。他们的努力令人感动．他们的成就令人感服。     

农村社区治理信息化的村民满意度及其影响因素

以湖南省村级权力监督平台为评价对象,从村民个体特征、家庭特征、村庄特征、运用感知4个维度提出研究假设,采用二元Logistics模型实证研究农村社区治理信息化的村民满意度及其影响因素。结果表明,村民对农村社区治理信息化的满意度比较高,影响因素有村民婚姻状况、文化程度、外出时间、上网熟练程度、家庭人口数、家庭主业、自治意识、村集体收入水平、干群关系等,以及村民在信息化全面性、精准性、有效性、便捷性、经济性、安全性等方面的运用感知。对此,应该聚焦村民满意度,满足村民差异化需求,从强化人才队伍建设、优化网络平台设计、改善乡村信息设施、健全监督考评机制等方面进一步完善农村社区治理信息化建设路径,通过信息化手段提升农村社区治理效能,推进农村社区治理现代化进程。     

村民公私观念与乡村社会治理

公私观念指导着村民在乡土社会中认识公私关系及其行为逻辑,深刻影响着乡村治理现代化的进程。在传统与现代的交织下,村民的公私观念呈现出伸缩性、层次性、价值与实践不对称性。自我主义与个人主义、礼治秩序与法治精神、乡治传统与现代自治之间的张力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村民的公私观念和行为选择,并对现代乡村治理形成了挑战。必须在权利和义务关系下致力于公与私的消解,在理性基础上实现"公私"伦理与法律制度的互动,进而在公私融合主导下形成多元主体的情理共治,才能逐步推进乡村社会治理的现代化。     

基层领导干部的社会角色冲突及其治理

转型期的中国,价值多元以及阶层分化凸显,在基层社会,个人的社会角色比较突出,但各社会角色间存在一定的冲突。当前,基层领导干部的角色困扰表现为：角色不为与不当、角色扮演的逻辑困难、角色扮演的现实困难、网络政治背景下基层领导干部社会角色的污名化之困、传统基层领导与现代基层领导权威意识的差异性之困等方面。为了实现基层领导干部社会角色转化,体现其服务意识等方面目标,需要从增强科学决断能力、转变官位意识为公民意识、用法治化方法解决角色冲突、注重角色义务与角色权益均衡、一把手的角色博弈与应变策略、建立从官本位到民本位转变的保障机制等方面进行化解与治理。     

社会资本的治理功能与基层善治路径

目前乡村治理中存在村两级机构关系异化、村民委员会的自主性趋弱、村民原子化状态突出、农民在政治沟通中的作用逐步萎缩等困境。社会资本作为重构成员关系、增进共同体利益的组织网络与规范,有利于构建顺畅的群体之间及向上的沟通机制,培育农民的责任意识,引导具有公共责任感的现代公民的形成,同时能够强化农民的团体合作意识,增强群体竞争力。增强基层治理中村级组织的自主性和责任感,规范村民的自组织行为,强化政府对基层治理事务的法治规约,有利于发挥社会资本的治理功能,达致乡村基层社会治理的完善。     

论志愿服务与新时代基层社会治理

志愿服务是推动基层社会治理的先锋力量。志愿服务以自愿、无偿为前提,通过交流、互动、引导等柔性治理方式来化解社会矛盾,解决社会问题,是基层社会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作为弘扬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载体,志愿服务在基层社会治理中发挥道德引领、矛盾化解、民生服务、社会动员功能。志愿服务在参与基层社会治理过程中通过发挥其社会功能推动了基层社会治理体系和能力的创新发展。要推进志愿服务融入基层社会治理,就必须要以服务理念、服务方式和服务机制为总抓手,优化志愿服务发展的实践路径。这就要求：一是创新服务理念,强化思想引领。二是优化服务方式,提升服务效能。三是完善服务机制,激发服务活力。     

村民自治视野下的农村社会治理问题及其解决路径思考

村民自治是我国农村基层民主自治制度重要组成部分。目前,农村社会治理虽已取得了一定成绩,但仍存在村民治理理念落后、妇女参加治理难度大、"四个民主"不协调、乡村关系混乱等问题,严重影响了农村社会治理的进一步发展。因此,提高农民治理的参与意识和技能,逐步扩大妇女参与治理的规模,建立健全相关制度,积极构建和谐"乡政村治",发展农村集体经济。     

制度性自治：面向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村民自治创新

随着国家治理现代化战略的推进,国家加强对基层治理的管理,如何通过接入国家力量提升村民自治能力是基层治理现代化的新命题。乡村振兴背景下,传统村民自治面临熟人社会基础不断瓦解、治理限度不断凸显的困境,难以适应农村社会发展需要。地方政府以资源下乡为抓手,从治理资源、公共权威、公共规则三个方面加强制度供给,形成了新型村民自治制度。地方政府将基层治理纳入国家制度体系的同时保留了村民自治,通过接入国家的力量提升了村民自治能力。新型村民自治与农村基层治理的“非程式化”“复杂化”特点相适配,是接入国家力量且保持基层自主性的新型基层治理模式,区别于国家力量支撑不足的社会性自治和国家力量消解村民自治的行政科层制。在我国处于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的过程中,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应充分重视基层治理的特点,将国家力量与社会力量有机结合起来。     

城市基层社会治理整合的实践困境及其突破

我国城市社会治理的重心在基层,基础也在基层。但目前城市基层社会治理存在着“碎片化治理”现象,如何进行城市基层社会治理的有效整合、完善与优化城市基层社会治理体系是重要议题。围绕“碎片化治理”改革各地进行了一些积极探索,包括网格化管理、合作治理以及协商民主的实践,这些探索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基层社会治理的整合,但难以克服内卷化、行政化与形式化困境。因此,城市基层社会治理可以引入整体性治理理论,通过理念重塑、制度建设、组织变革和技术突破,改善城市基层社会治理实践改革的状况,实现城市基层社会的高效能治理。     

基层民主建设中村民选举参与的矛盾及其化解

管理民主是基层民主建设的重要内容之一,作为村民制度化政治参与的一种重要形式,选举参与是村民表达和实现自身利益诉求的制度化渠道,是实现管理民主的基础和关键环节。但在基层民主建设的过程中,村民选举参与仍然面临着选举制度安排的原则性与实际操作的随意性、村民组织化程度低与参与诉求高、村民利益期待高与参与效能低之间的矛盾。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村民选举参与的深度和广度,并将限制和弱化村民利益表达的发展空间和动力,势必会影响基层民主建设的进程。     

富人治村:中国基层治理的政治学考量

近年来中央把"双带双培"政策作为农村基层组织工作的主导方针,"富人治村"成了基层政权、农民、富人三者基于自身利益,在乡村治理的互动与博弈中形成的一种无意识的合谋行为。与依靠乡村内生性力量实现的国家集权简约治理下传统的"乡绅治村"相比,可以说"富人治村"在主体合法性、主体产生机制、主体治理行为上已经丢失了儒家文化的使命感。从政治学角度分析,他们的治理行为也将农村基层治理带入到村庄权力场域的结构化、村庄治理私人化、基层政权权威弱化的困境。解决上述问题,可通过以下途径:构建完善村民自治法律,规范基层选举机制;建立健全农村基层治理体系的管理监督机制;培养和提升"富人"村干部的治理能力;培育村民民主意识,推进基层村民自治。     

村民自治单元下沉的价值与困境——黑龙江省方正县试点调查研究

村民自治是我国基层民主政治的基础,其实践形式具有多样性。村民自治单元下沉的实质是对行政村自治功能的剥离和重心的下移,有助于强化村民自治的主体地位,提高村民自治的有效性,并巩固村民自治的社会资本。然而,村民自治单元下沉也面临组织运行缺乏经费保障、自治活动缺乏人才支撑,以及村民理事会再行政化等困境。充分发挥村民自治单元下沉的价值,需要掌握合适的度,综合衡量村庄软硬环境,还要着力增强村庄治理资源,发展壮大村集体经济。     

横向合理衔接 推进基层治理现代化

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所强调的系统观明确表明整个社会进步是全方位的,任何一个领域的短板都会或早或晚、或快或慢地制约整体的发展。基层治理的重点是对基层的社会治理,然而基层治理需要政府治理、市场治理和社会治理三者在互动中增强治理成效。具体体现为政府为基层治理营造良好的发展环境,市场为基层治理提供高效的多元服务,社会为基层治理探索与时俱进的治理方式,三者在互动的过程中相互促进,合力推进基层治理现代化。     

基层政府社会风险治理流程优化研究

社会风险治理是社会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增强基层政府社会风险治理能力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一大关键。随着我国社会的进一步转型,社会风险呈现出虚拟化、网络化、联动化等新态势,它使得基层政府社会风险治理面临着新的挑战。因此,需要从流程优化的角度,对基层政府社会风险治理的机制与方式进行创新,从而提高基层政府社会风险治理的水平。     

两岸基层社会治理模式比较研究

随着台湾政治局势发生了积极变化,两岸关系发展也呈现良好势头.但无论是两会协商机制还是国共党际交流,所取得的成就大多是经济方面,两岸仍然处于分立状态,政治议题进展不大.从国家与社会关系的理论出发,比较两岸基层社会治理模式及加强基层社会的沟通和交流,必将有利于两岸社会资本的培育,有利于政府和社会良性互动的形成,有利于两岸和平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