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味论"的蕴涵与嬗变

中国发达的饮食文化,形成了中国人独特的直觉感悟式的思维方式;在文学批评领域,产生了具有鲜明的民族特色的诗味说理论.而诗味论在不同的时代又具有不同的内涵.经过钟嵘的"滋味说",司空图的"韵味说",苏轼的"至味论"三个阶段的发展,"诗味论"对中国古代诗歌发展及美学把握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中庸新议

在一些人的心目中,中庸就是调和折衷,表现于生活则是庸庸碌碌,它似乎是国民劣根性之一,"五四"时期遭到激烈批判。为什么自孔子以来中庸思想有广泛的影响呢？这恐怕与中国文化的内在结构与中国人的群体性格有关。为此,笔者联系中国文化运演的历史进程对中庸作一重新认识和考察。一、中庸的价值基础仁是孔子思想体系的核心,孔子的"仁爱"思想,其精妙处在于把外在的等级制度、历史传统,转化为内在的道德伦理意识的自觉要求,从整顿人的社会性（人际关系）中最基本、最一般、最亲密的家庭关系入手,讲求父义、母慈、兄友、弟恭、子孝,并…     

茶山"性嗜好"人间观

茶山是韩国实学思想的集大成者,他的哲学思想具有"反朱子学"、"脱性理学"的特性.他大胆地批判性理学的"性即理"思想,提出了在他的哲学思想体系中占重要地位的"性嗜好"概念.他认为人性是"心之嗜好",而且,这种"嗜好"分为"灵智嗜好"和"形体嗜好",所以,人性具有二重构造.人性的二重性又决定人类既具有追求"善"的可能性,也有实施"恶"的可能性;又意味着人既具有追寻"天理"的"道心",也具有追求"人欲"的"人心".更重要的是,茶山不仅没有否定"人欲"存在的价值,而且把"人欲"视为人类得以生存和发展的源动力.由于"性嗜好"是人类所固有的属性,人类根据自己的"嗜好"来主导和选择自己的行为,并对自己的道德行为负责任.     

"文化全球化"辨析

通过对"文化全球化"的逻辑规定性、"文化全球化"与"文化多元化"或"文化本土化"的关系,以及"文化全球化"发展的阶段性的考察,作者认为,"文化全球化"不是非民族性的,而是民族性的,"文化全球化"不是脱离开各个民族文化发展基地的全球文化;"文化全球化"虽然植根于"经济全球化",但又有其相对独立的发展特点;"文化全球化"是一个动态的过程,它不同于"全球文化".     

对班固"露才扬己"说的再认识

班固作为楚辞学者有独到的贡献.他的"‘露才扬己'说",揭示了屈原悲剧的性格原因.屈原性格是"露才扬己"与忠信爱国的矛盾体,而当时的楚国不具备让这种性格和谐发展的环境,因而屈原性格的冲突越来越尖锐,"露才扬己"的方面越来越突出,最后导致了悲剧的发生.不过,"露才扬己"说过于强调屈原的性格因素,对楚王及其群臣的批判不够.这种观点的产生与班固的性格及他所处的时代密不可分.     

"和"乃长寿秘诀

"和"是中华民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和为贵"、"和气生财"、"家和万事兴"都是以"和"为中心的精髓。从人的情绪、性格、健康等方面看,"和"也有非常积极的意义,特别是与老年人的健康长寿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与社会和谐老年人在风雨艰辛中度过了大半     

后儒学:"后现代"抑或"前现代"的?

"后儒学"理念的提出,对现代性危机丛生的后现代具有理论和现实上的针对性.超越线性历史观,"后儒学"就并非"前现代"的落后理论,而是可用来反思现代性弊端的重要思想资源;超越西方为主导的一元化、中心论文化观."后儒学"可以成为后现代多元文化世界中的重要一员;西方后现代消费社会"人际关系"凸显的特点,为重视"人际关系"的儒学重新释放自身理论潜能提供了某种现实可能性;中国综合国力的提高使其文化自信心也逐渐提高,包括"后儒学"、"后道学"在内的"后国学",可以成为我们与西方进行全景式思想对话的重要理论平台.     

论朱熹忠德思想的理论基础——以“天理”和“中庸”为中心的中国伦理思想史的考察

朱熹的忠德思想具有"正己"和"尽己"两个主要的维度,要获得"正己"和"尽己"的合理性,需借助"天理"。朱熹的"天理"内容包括对自然、人类社会和人类本身的道德价值追求。离开"天理",忠德的价值和意义将丧失殆尽。"中庸"是一种道德方法论。在实践中,忠德是一种政治和道德实践智慧。"中庸"方法论贯穿在朱熹的忠德理论和实践过程中。因此,从中国伦理思想史的角度来考察,"天理"和"中庸"就构成了朱熹忠德思想的理论基础。     

儒学"民胞物与"的生态伦理精神

儒学生态伦理思想的"民胞物与"精神把天、地、人、自然万物联结成一个"家族"命运共同体,构建人与人、人与自然万物之间和谐的生态伦理关系.其中,"乾称父,坤称母",人之"性"在天地万物中具有能动的引领作用,可以"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团结同胞,爱护万物.张载从天地万物一体的角度阐发"民胞物与"的仁爱思想,"仁"的基本语境从人性的"恻隐之心"拓展至"性"与"天道"和合,"性即天道也","大其心"容载万物,视百姓为我的兄弟姐妹,万物为我的朋友伙伴."民胞物与"为不同文明之间形成平等、友善、和谐的交往关系、营建地球美好生态环境,提供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生态伦理智慧.     

从法与利益的角度驳"调整论"之"调整"

美国学者弗里德曼指出:"企图通过法律进行社会变革是现代世界的一个基本特点."①因为法律的功能不仅及于整个社会,而且还由社会及于自然.对此,庞德亦认为,法律不仅是"社会工程"的工具,而且也是"自然秩序"的基础,是维护社会文明、对社会实行有效控制一种高度的专门形式.法律通过调和社会各种利益的冲突,进而保证社会利益得以实现.②法律通过设定权利与义务的行为模式来规制人们的行为,这其实是对人们追逐利益行为的控制或支持.我们说"法律是社会关系的调节器",即指:法律是利益调节手段,其对社会关系中的各种利益分配予以协调和安排.所谓利益,可以理解为在一定社会关系中产生并展现出来的,通过实践活动而满足主体生存和发展所需要的客观因素.利益的发展离不开相应的制度安排,按照规则的生活和交往,可以节约社会成缮本,有利于达到利益的最大化.法中所蕴涵的社会公共权力能够及时清理利益的形成和发展中的障碍,使立法者所期待的利益得到实现.在人类社会的历史进程中,利益与法之间有着重要的联系.从一定意义上可以说,利益关系类型的根本转型决定了法的历史类型更替.③     

"抗战与民主"旗帜下的文学生产和编辑出版行为

抗战爆发至共和国成立前的文学生产与编辑出版行为之间的关系是互动的.毋不庸置疑,"抗战和民主"旗帜下的文学生产和编辑出版行为,都属看不见硝烟的另一战场文化战线.由于二者的互动极其自然地以民众或读者为主导,因而在这一时期的中国新文化"现代性",真正有了现实的可能性和实现的前提.另外,战时文学生产与编辑出版行为受制于复杂多变的政治环境,表现形态也极其错综复杂.     

中国传统文化基本内涵探析

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内涵可大致概括为三个方面:一、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思想———刚健有为、和与中、崇德利用、天人协调。《易传》所强调的"自强不息"、"厚德载物",是中华民族民族精神的集中体现;崇尚和谐统一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最高价值原则;"中庸",既是思想方法、原则,又是修养境界。二、注重人的内在修养,轻视对外在客观规律的探究,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重要价值指向。三、重家族、重血缘的家庭伦理本位的价值观。总之,中国传统文化有着丰富的内涵,且精华与糟粕并存,要使传统文化的精华在现代社会中发挥积极作用,不仅要批判地继承,更要进行创造性的转换。     

论"国剧运动"对"五四"戏剧改良的反思与超越

在"五四"戏剧改良中,<新青年>派对民族传统戏剧进行了全面地批判、否定,不顾国情机械移植西方戏剧,无视戏剧艺术本体特征,把戏剧变革政治化、工具化,导致了"问题剧"的风行泛滥."五四"以后,"国剧运动"派对"五四"戏剧改良和"问题剧"进行了审视、反思,开始了话剧民族化的理论思考,提出了民族传统戏剧有它独具的价值、戏剧要以自己的艺术去真切地表现社会人生、戏剧变革要立足国情去创建一种"由中国人用中国材料来演给中国人看的中国戏",开辟了传统戏剧从民族的平台走向"中西合璧"的道路,揭开了探索具有中华民族特色的现代戏剧艺术的序幕.     

冯友兰“负的方法”新探

冯友兰先生对"负的方法"的模糊阐释,导致了学界争议:"负的方法"若是中国哲学的直觉法,则无法与新理学中"正的方法"相协调;"负的方法"若是一种逻辑分析法,则难以说明形而上学中的"不可说"。这一两难争议的消解有赖于三个问题的澄清:其一,"负的方法"是一种什么方法?其二,它与中国哲学的直觉法是何关系?其三,它是如何言说"不可说"的?经考察,"负的方法"是一种形而上学方法、逻辑分析方法和神秘主义方法。它的中国哲学来源并非是强调个人体认的直觉法,而是禅宗中注重语言分析的破执法。在言说"不可说"时,它以逻辑分析的否定命题呈现此"不可说"的"边界",以"边界"间接地表显形而上学中的"不可说"。     

柳宗元之"柳河东"、"柳柳州"称谓辨

柳宗元的"柳河东"之称谓与中国姓氏文化的传统有关,"柳柳州"之称谓与出任地方行政长官有关,而没有称之为"柳永州",与其晦暗的政治经历有关.这种一名多种称谓的现象,是由于民族文化心理所致,是中国文学史上一种独特而有趣的现象.     

从人与自然关系的法律演变看"调整论"之挑战

人与自然的关系是否可以成为法律调整的对象,这是一个挑战性的问题.在法律上自然首先表现为"物",尤其是指自然资源;其次,在中国,自然也表现为一种精神,即"道",所谓"道法自然",也具有规范人行为的意义.作为"物"可以是具有财产意义的,即人可以设定所有权或准物权的物,例如自然资源;还有一种是人没有办法设定所有权的,但是它又是客观存在的,与人的利益相关的物,例如大气、公海.这两种物,在法律历史的发展过程中,法律调整的范畴是变化的,"调整论"中提出的问题,不是今天才有的,是自古就有的.在西方,作为法律之母的民法,罗马法的"人"、"物",和我们今天现代法学的"人"、"物"的概念差异是很大的.大家知道,奴隶曾是物,不是人,"物权法"当时直接就叫"物法",把主体、债等关系,归到"人法"中去,这种意义上的物,是可以设定所有权的、人以外的物质.中国古代作为自然状态下的野生动物基本上无所谓所有权.王室权力再大,也只是"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它只管"土",地上物,野生动物,除非是皇家园林里头的,一般是没有所有权的,"中原逐鹿,人皆可得",谁逮着就是谁的,虽然竞争激烈、利益悠关,但法律并不禁止.在这种意义上人与自然的关系不属于法律调整的范围.但是这种自然状态下的物,即人和自然的关系,法律有时也是要管的,例如,中国古代有规定,春天不准砍柴、捕鱼,以成草木之长等.总的说来,在中国,法律对人与自然的关系是有所为而又有所不为,这种关系在很大程度上是属于"道"或道德范畴,而中国古代法律从来就是与道德规范相联系的,体现"天人合一"的思想.在人与自然关系问题上,首先对物的理解古代中国与西方是有所不同的.     

清末民初"五族共和"思想简论

从维护多民族国家统一的角度,选取清末民初“五族共和”思想作为研究对象。“五族共和”不仅涵盖了民族平等、民族团结、民族统一的思想,同时也体现了民主共和原则,为近代中国社会提供了在民主共和体制下解决国内民族问题的一种选择模式。关注近代中国人对解决中国民族民主问题所作的理论探索和“五族共和”作为政治话语在近代中国所产生的影响,探讨近代以来各族认同中华民族文化的历史进程。     

"重读马克思":可能性及其限度

表面看来,"重读马克思"似乎只是一个简单的解释学问题.倘若这样,我们只须揭示马克思"文本"所给出的意义的可能性空间及其边界就足够了.但是,从更根本的意义上说,"重读马克思"具有远比解释学含义广泛而深刻得多的性质.它所涉及的真正问题在于对马克思思想之哲学性的恰当确认.     

"三个代表"--新时期中国政治文明建设的行动指南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蕴涵了先进文化观、人民群众利益观和与时俱进的创新实践观.我们必须按照先进文化观、人民群众利益观的根本要求,在与时俱进的创新实践观的指导下,通过培育新时期中国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意识、完善新时期中国社会主义政治制度和规范新时期中国社会主义政治行为来建设新时期中国社会.     

"理性"与现代性的价值依托

在梁漱溟的哲学中,"理性"是一个"重要而费解"的观念.他早期用直觉论、后来用"理性"论来解释儒家的伦理思想.这个转折不仅是词语的转换,也是意义的转换,即他主张是"理性"而不是直觉更适宜于担当中国现代性的价值依托.梁漱溟在此实际上提出了一个韦伯式的思想现代性的发展需要有价值的依托.借助于韦伯的思想,我们认识到梁漱溟的直觉论和"理性"论之于现代性的不同意义.如果说在20世纪20年代梁漱溟用直觉论来批判西方的现代性观念,那么在30年代以后他的"理性"论在为建构中国的现代性而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