孤残儿童家庭寄养模式暨“杭州模式”的建构

家庭寄养是孤残儿童社会化的重要途径。自20世纪90年代初开展孤残儿童家庭寄养以来,国内逐步形成了比较典型的“北京模式”和“上海模式”,且这两种模式的成功经验在国内逐步得到了推广。杭州市儿童福利院自2000年开展孤残儿童家庭寄养以来,在实践中形成了一些制度化的操作,但尚未形成一种模式。本文通过对国内外家庭寄养典型模式的研究,进而提出一种新的模式——“杭州模式”,以期对杭州市开展孤残儿童家庭寄养有所裨益。     

关于沈阳孤残儿童家庭寄养工作的思考

“孤残儿童家庭寄养”是指由政府出资,由福利机构为孤残儿童选择合适的家庭,由其为儿童提供所需的生活照料和服务,使儿童能够在家庭环境中得到细致的照顾和关爱。孤残儿童家庭寄养是我国儿童福利社会化的一种尝试。本文在实地调研沈阳孤残儿童家庭寄养工作的基础上,论述了沈阳寄养工作的基本状况、所取得的成绩、仍然存在的问题,并提出推进沈阳家庭寄养工作的建议。     

关于沈阳孤残儿童家庭寄养工作的思考

"孤残儿童家庭寄养"是指由政府出资,由福利机构为孤残儿童选择合适的家庭,由其为儿童提供所需的生活照料和服务,使儿童能够在家庭环境中得到细致的照顾和关爱.孤残儿童家庭寄养是我国儿童福利社会化的一种尝试.本文在实地调研沈阳孤残儿童家庭寄养工作的基础上,论述了沈阳寄养工作的基本状况、所取得的成绩、仍然存在的问题,并提出推进沈阳家庭寄养工作的建议.     

儿童家庭寄养安置中断的避免——从三类角色及社会支持系统角度分析

孤残儿童家庭寄养政策是我国近年来探索社会福利社会化改革中的一项重要尝试。本文针对寄养安置过程中出现的“安置中断”现象,从社会支持系统,寄养工作中三类角色——寄养工作者、被寄养的儿童和寄养家庭入手,寻找提高家庭寄养安置成功率的途径,避免由于安置的中断对孤残儿童造成再次伤害。     

政府视野下孤残儿童家庭寄养模式研究——以宁夏为例

家庭寄养模式是中国社会保障制度的重要构件。宁夏在13年的借鉴实践中初步形成相对专业、规范,符合当地实际情况的照顾模式。与此同时,也存在着寄养地获得社会支持资源相对缺乏,如何在寄养地城镇化过程中调整家庭寄养工作,寄养中断与寄养儿童的再安置等问题。本文建议用专业社会工作介入的路径解决家庭寄养问题。     

政府与民间慈善组织的资源依赖关系研究——以对孤残儿童的救助为例

通过对孤残儿童慈善救助事业中的政府与民间慈善组织互动合作研究,发现一方面政府机构缺乏为孤残儿童弱势群体提供覆盖全面的特殊服务的供应能力,亟待民间组织的补充介入;另一方面民间慈善组织因其组织优势而利于开展相关救助服务,但亟须制度支持和资金等来自政府的资源。研究认为两者之间存在较明显的资源互补依赖关系:民间慈善组织对政府的依赖主要体现在组织身份的合法性、组织架构的人事支持和资金支持这几个方面;而政府较为依赖民间慈善组织的资源整合能力、快速反应、志愿精神等资源。并且在此关系模式中民间慈善组织得以保持一定的组织独立性。     

孤儿的学校集中教养模式:典型、结构及成效——来自X省孤儿学校的经验

孤儿教养模式的探索是孤儿救助的关键。孤儿的集中教养模式和家庭寄养模式是我国目前采用的主要模式。在对X省孤儿学校进行实地调研和对教师、学生、学生家属进行问卷调查及深度访谈的基础上,对孤儿集中教养模式的建设体系、运行流程和保障机制进行了系统的分析。研究发现,孤儿的集中教养模式可以实现救助精确化、服务专业化、管理系统化、资源稳定化,但在家庭环境营造、财政资金投入、社会实践教育等方面存在困难。如何在传统社会救助模式的创新与新型社会救助模式的完善之间进行选择和平衡,仍待进一步的讨论和探索。     

改革开放以来农村五保供养制度模式变迁探析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村五保供养制度随着农村经济体制改革深化和社会的变迁,与时俱进,在改革中发展,目前基本实现了从农民集体内部互助共济的传统救助模式,到以国家财政供养为主,集体保障、土地保障和社会帮扶为辅的现代社会保障模式的历史性变革。2006年新《农村五保供养工作条例》的出台,不仅标志着我国五保供养工作进入了规范化、法制化管理的新阶段,而且也标志着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新型农村五保供养制度的基本确立。     

城市困境儿童救助的效果评价与政策选择——基于N市的经验研究

当前城市儿童救助实务领域主要存在困境儿童家庭的经济生计窘迫、司法保障乏力、社会福利资源不足、社会支持和专业能力建设不强、监护人能力欠缺等问题。对此,发达国家已经形成了社会保障兜底经济困境、司法系统提供规则框架、社会力量多元参与、重视多系统多专业分工合作的儿童保护体系。我国应借鉴发达国家儿童保护领域的有益经验,在后续的城市困境儿童救助工作中完善司法和社会救助制度,鼓励困境儿童救助向职业化发展,吸引专业人才进入并搭建合作平台,变当下政府购买服务模式为岗位和项目分类购买模式,从而促进儿童救助事业的良性发展。     

农村孤残老人的社会支持研究——以湖北省汉川市W乡的实地调查为例

调查显示,当前农村孤残老人的社会支持在物质支持、情感慰藉与日常生活照料等方面存在一系列问题:孤残老人的物质支持主要来源于政府提供的五保户补助,资助渠道较为单一,资助效果并不理想;多数孤残老人心情不好时没有倾诉对象;养老院中的孤残老人没能得到及时的照料,生病时得到的照顾却更少.要从来源、形式、内容、效果等方面改善农村孤残老人社会支持体系:进一步明确政府的救助责任,拓展社会救助渠道;创造社会物质条件,由传统养老方式逐步过渡到社会养老方式;建立高水平的养老机构和高素质的服务队伍;从建立与完善农村的社会保障制度方面来提高农村老年人的物质生活水平.     

失依儿童社会救助困境及原因分析

失依儿童是需要特别扶持的弱势群体,对其进行社会救助不仅是儿童健康成长的需要,也是社会事业改革创新的要求,体现了国家的责任和社会的义务。但是目前的失依儿童社会救助仍然存在困境,家庭的抚育作用有限、制度的保障程度不足、社会救助和支持缺乏,他们处于孤立无援、无依无靠的生活状态。究其原因,主要是我国儿童权利保护法律缺失、制度性保障政策救助范围狭窄、儿童救助保护机制缺位和社会力量薄弱,因此我们需要在分析其救助困境的基础上更加重视失依儿童的救助和扶持。     

社区建设与农村留守儿童社会化问题

解决留守儿童社会化问题是社区建设的重要内容。政府应通过发展社区经济、推进县镇城市化进程,加强社区公共设施建设、提升公共服务水平,加强行政立法和行政监管、优化社区环境等途径发挥主导作用;社区应整合各方资源,加强社区文化建设,在针对留守儿童的具体服务中发挥主体作用;留守儿童家庭及自身要转变观念、提高认识,在促进留守儿童健康成长中发挥主动作用。     

近代日本的"秩禄处分”与"士族授产”

1868年日本开始明治维新以后,旧封建士族在政治和财政上都成为新政府的负担,甚至危及新政权的存亡.为此,新政府相继采取"秩禄处分”与"士族授产”两项政策,成功地完成了对士族阶层的改造."秩禄处分”与"士族授产”是相辅相成的,并为日本近代社会的转型创造了积极因素.但这两项政策并没有从思想意识上改造士族,因而又具有阶级的局限性,为尔后日本的军国主义留下了思想上的根源.     

农村留守女童受教育权与受监护权保障

近年来,农村留守儿童问题受到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然而,对于占据农村留守儿童数量近一半的女童却缺乏相应的关注。从性别视角剖析留守女童这一群体,着重阐述与留守女童有重大相关并易受到侵害的受教育权和受监护权问题,分析留守女童受教育权和受监护权存在的现状、特点及原因,提出完善相关立法、构建专门的社会保障机制、完善委托监护制度、建立监护监管体系等建议。     

康有为与晚清民办经济的发展

中日甲午战争之后,康有为对中国近代工业中官办和官督商办模式进行了猛烈抨击,明确提出应以民办经济为主.从各个方面大力促进其发展的思想主张.康有为的民办经济思想对西方资本主义经济观念在中国的初步形成,对甲午战争之后清政府改变工商政策,以使民办企业成为新的主要投资者,以及戊戌变法中的经济变革和清末"新政"都产生了深刻影响.     

贫富无定势:宋代科举制度下的社会流动

经过改革以后的宋代科举,不讲门第,不论贫富,只问成绩,从而为下层平民子弟参加科举打开了大门。虽然在当时的社会中,官僚、地主、富商出身的子弟凭借他们的经济和文化优势在进士出身者中仍然占有多数,但是,下层平民子弟通过科举跻身仕途的人也越来越多。究其原因,除了科举本身以外,还有主客观两个方面原因。从客观上来说: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贫富分化加速,某些农民家庭的经济条件有所改善;朝廷、地方政府和学校对士人应举的鼓励与资助;民间义庄、义学对本族子弟读书应举的支持;乡塾村校的普及;贫困士人相互间的互助等。从主观上来说,平民子弟为了改变自己命运而攻苦食淡、发愤读书,加上某些人天赋较高,也容易取得成功。平民子弟通过科举进入到了统治者的行列,造成了自下而上的社会流动。与此同时,一些官僚、地主的家庭,只要其子孙考不取进士,随着时间的推移,就会逐渐丧失权势和财富,甚至沦入社会下层,造成自上而下的社会流动。在宋代,由于科举制度而造成的这两种社会流动,已经比较普遍,这对社会的进步具有一定积极意义。     

论东亚最优汇率制度选择

东亚经济体的汇率制度选择面临两难困境一事表明,东亚汇率制度选择必须进行区域汇率制度合作。东亚经济条件的实证分析表明,东亚汇率合作中最优汇率制度安排应该是共同钉住货币篮子汇率制度,以推动东亚汇率制度一体化,最终实现亚洲单一货币区。     

被历史言说与为历史言说——中国现代化与百年报刊话语嬗演

20世纪的中国社会经历了从封建末世的近代到改革开放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新时期的历史过程,它的苦乐悲欢、成败得失,都通过报刊话语得到宣泄、得到表现,构成20世纪中国报刊话语“被历史言说”与“为历史言说”这样的基本特点。这个特点一方面展现了20世纪中国处于空前转折与巨变时期所爆发的巨大能量,另一方面也展现了中国报刊话语袭承中国传统文本为天下言说、载道传道、忧国忧民的可贵品格,同时也体现了它与历史的一种互动互应的制约关系。     

从管制转向服务:中国政府的管理革命——中国行政管理改革30年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行政管理改革30年呈现出一个过程三个阶段的特点。从总体上看,行政管理改革是一个连续的、既相互衔接又不断深化的过程;在这个连续的过程中,不同的时期行政管理改革的重点又有不同,形成了三个主要阶段。第一阶段行政管理改革旨在突破政治、经济一体化的中央高度集权的体制束缚,重点是"简政放权";第二阶段行政管理改革是为了适应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轨,重点是转变政府职能;第三阶段行政管理改革是以建设服务型政府为目标,重点是推进政府管理模式的转变。中国30年行政管理改革,始终秉承一个目的、应对三个挑战,体现了一个方向和双重使命。一个方向是要实现政府管理从管制到服务的现代转型,建设服务型政府;双重使命表现为:行政管理改革既是一场管理革命,又是政府与市场关系、政府与公民关系、国内治理与全球治理关系的深刻调整。     

推动农村政治体制改革的若干思考

农村经济体制的改革,是推动农村基层民主的直接动力。目前农村民主政治管理体制还存在以下问题:乡镇政权对上负责充分体现,对下负责明显不足;乡镇政权财政上基本依赖乡村经济组织,却在政府行为上不对其负责;乡镇政府对人大负责难以落实;乡镇对村的控制明显加强,村民自治有所削弱;乡镇政权权力小责任大。要解决这些问题,就要真正落实乡镇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真正实现村民自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