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墨经》语言理论浅议

通过对《墨子》一书中的《墨经》部分的分析,认为《墨经》时代,就已经有非常发达的语言观。文章从语言符号理论、语法观、语义观、修辞理论、训诂方法等方面,对《墨经》的语言理论进行了阐述。     

论焦竑及其史学研究的成就与缺失

焦?是南京籍明朝嘉靖、隆庆、万历时期著名的思想家和史学家。在哲学思想上,他是泰州学派的中坚人物。在史学上,他虽然没有修撰成宏篇巨著,但在史料搜集、国史修撰、史书考证等方面都做了大量工作,取得了显著成绩。本文着重从其史学观、史学编撰及考证等方面总结其史学成就,客观地评价其在史学研究方面的成就与缺失。     

黄仁字史学方法探要

黄仁宇的“大历史观”在历史研究方法和历史表述方面具有明显的特点。历史研究方法上，重视原始资料的利用，对其采取审慎和批判的态度。他注重归纳、比较和技术分析，以得出历史研究结论。他还坚持通史研究和断代史研究结合，并突出历史专题研究。其历史研究方法，具有明显的综合特征。历史表述上，黄仁字注重语言叙述，阐释了文史关系。重视图表的作用，这些都增强了历史表述效果。另外，他的史学表现出口述史学的特征。     

论荀子的语言观

本文着重探讨了先秦思想家荀子对语言的认识，将其语言观归纳为：荀子认为语言是社会的产物；语言是人类交际、交流思想的工具；语言和逻辑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语言具有稳固性和发展性；语言应该规范化；汉语分为方言与共同语两种；语言具有很大的社会功能等。他的这些语言观与时人相比，是十分进步、科学、卓越的，对后世产生了十分深远的影响。但是，由于受阶级与时代的局限，荀子的语言观也不可避免地具有局限性     

钱毅的大众语言观

钱毅是我国第一个注重学习、研究、运用大众语的知识分子.其大众语言观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大众语言能力观、大众语言本质观和大众语言实践观.钱毅的大众语言观深刻而独到,对今天的语言研究者依然具有指导价值,值得重视.     

20世纪中国唯美批评理论探析——朱光潜的语言批评观

朱光潜在美学、文艺学的研究过程中阐发了对语言特别是对文学语言的看法,展示了独特的语言批评观:言意观,发展观,语用观,风格观。言意同一,言意相随,言是意的组成部分是其言意观。文学语言的发展创新是民族语言发展创新的关键,白话代替文言并适度欧化是其发展观。“修辞立其诚”是其语用观。人格与风格同一,风格也受到潜意识的影响等是为风格观。文学语言一是表现二是感动是其功能观。     

天竺佛教语言及其对中国语言学的影响

佛教语言学是一种特殊的社会方言学 ,它有着自己独特的语音、词汇、语法、修辞形式及特殊的语言观。佛教输入中国后 ,对中国语言学产生了极为深刻和久远的影响 ,尤其是在音韵、词汇、修辞及语言观方面。另外 ,佛教语言学对中国诗学也有重大影响和启示。     

巧言令色，鲜矣仁--简论孔门言语观

早在两千多年前，孔子就认识到了“言语”的神圣性和重要性，并在“孔门四科”中专门设立“言语科”，对于“言语”问题进行深入的学习和讨论。“巧言令色，鲜矣仁”是孔子对待语言的方式和策略的总的纲领。对“巧言”的批判态度构成了孔门言语的基本准则，在此基础上，孔子提出了对后世文学观有着深刻影响的三种言语观，分别是“讷言”、“雅言”和“辞达而已”；以“仁”的标准来要求语言修辞，以语音的雅正和语词的文饰来要求语言的表达，以“礼乐文化”来要求语言的内在意义，这样的孔门言语观对后世的文学批评和文学创作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论史学观

史学观区别于历史观的最根本点是：史学观不象历史观那样有唯物唯心之分，而只有理性非理性之别。理性史学观就是非历史观决定论的史学观，非理性史学观就是历史观决定论的史学观。非理性史学观对历史观持一种等级的、依附的、盲从的态度。理性史学观不仅对历史观的功能持谨慎的批判态度，而且对历史学的性质同样持严格批判的立场。故而，史学观对历史观就有选择的自主权，这就意味着史学观客观上构成了历史学家的第一观众，并本真地成为历史学家的现实观、生活观和存在观     

汉宋分野视域下傅斯年与严耕望史料观的离合

傅斯年与严耕望均强调史料在史学研究中的重要地位，并将史料的原始程度视为史料价值的评判标准，谨慎运用消极史料。但在史料扩充上两人却存在着巨大分歧：傅斯年要求随时随地寻找新史料，并将其视作史学进步的最要条件；严耕望则突出史家个人“史识”的地位，主张从基本史料中推陈出新。史料观的离合，反映的是史语所第一、二代学者间的变与不变。不变的原因在于作为“新汉学”典范的史语所，学术风格和旨趣有其连贯性；嬗变的原因与严耕望学术身份的双重性有关，其史料观出入于汉宋之间，兼采众长。     

从典型范畴观看英汉移就修辞的异同

本文从典型范畴观出发,在分析汉英移就修辞的特点之后,对比了两种语言中移就修辞的异同,揭示出英汉语移就修辞具有相同的典型成员和句法表现形式,不同的只是非典型的部分,而形式上的不同是由于语言所属类型和语法特征决定的,并提出以移就为例进行对外汉语修辞教学个案分析,寻找对外汉语修辞教学的具体操作方法。     

由《文选注》观照李善的修辞观

李善《文选注》特点之一就是着力挖掘、分析选文的修辞现象,他对《文选》进行训诂的全过程基本浸润了他的修辞观.比如,较早提出"皆喻"(博喻),把"比拟"并入"比喻",借他人之言解释"兴喻",认为句子也是比喻修辞的单位.     

两宋史学批评的成就

在中国史学发展历程中，两宋史学在理论上的成就十分突出．在历史观念方面，表现出深刻的忧患意识；在史学观念方面，表现出广泛而深入的史学批评意识，把中国古代史学批评推向繁荣阶段。其特点是具有自觉史学批评意识的史家赶来越多，提出的理论问题越来越深入，开展史学批评的范围越来越广泛．这几方面的“合力”，造成了中国史学在多速发展之后又一个生动活泼的局面。     

自然 恬淡 和谐——论汪曾祺小说语言的风格

本文在综述汪曾祺小说语言观的基础上，分析了汪曾祺小说的语言风格(一)诗化的语言；(二)散文化的语言；(三)素朴雅致的语言；(四)简洁和谐的语言。并在分析其语言风格的过程中探寻了汪曾祺小说创作具有民族特色和个性色彩的原因。     

“自然化的理性主义”与“实践观”——乔姆斯基语言观与马克思语言观的哲学基础比较研究

语言学史上存在着以经验主义为哲学基础和以理性主义为哲学基础的两种对立的语言观。经验主义语言观将经验视为知识的唯一来源,认为语言知识的获得是人类在普遍语言能力发展的基础上对语言经验进行归纳与建构的结果;理性主义语言观以抽象的理性主义原则为主导,是将语言视为脱离外在经验,脱离现实的物质生活和人们的社会交往的唯心主义语言观。语言学史上的这两种传统语言观都无法解决人类语言知识的习得问题。作为乔姆斯基语言观哲学基础的"自然化的理性主义"与作为马克思语言观哲学基础的"实践观"的共同性在于超越了经验主义传统与理性主义传统,从而解决了经验主义语言观和理性主义语言观无法解决的人类语言知识的习得问题。但乔姆斯基语言观的哲学基础与马克思语言观的哲学基础还存在着巨大差异,由此导致了二者对于语言理解的分歧。     

立意·传统·语言——中外两首论诗诗的比较研究

中西方古典文论之间存在着较为明显的差异，但也并非全无相通之处。文章从立意观、传统观、语言观三个方面入手，对中西方文论史上两部著名的论诗诗《戏为六绝句》和《诗艺》展开比较研究，力求揭示二者之间的同中之异与异中之同，进而深入发掘中西方古典文论中所包含的深刻的文化意蕴。     

现代认知视野中的传统隐喻观

传统的隐喻观有两个基本认识：（1）隐喻是语言使用中的异常现象,所以隐喻研究被排除在语言系统的研究之外。（2）隐喻是一种修辞现象,是语言可有可无的华丽装饰,所以隐喻性语言总可以被更加直截了当的表达方式所代替。人们之所以选择使用隐喻,无非是为了制造某种特殊的修辞或交际效果。传统隐喻观可以分为三大流派：对比论、替代论和互动论。三种观点的发展史反映了人类对隐喻的认知不断深入的演化过程。从现代人类的认知水平来看,传统隐喻观为现代认知观奠定了必要的基础,但也限制了人们的研究视野。只有充分认识传统隐喻观的发展过程及其本质,才能够更加深入地从认知的角度研究隐喻,从而使隐喻研究成为人类认识自身认知的重要窗口。     

傅斯年的语言观及其当代意义

傅斯年作为一名激进先锋的现代知识分子,其语言思想包含两个方面:语言是工具,好用就行;语言同时也是民族文化资源,需保存记录并加以研究.傅斯年的语言观是合乎时代思潮的,它的当代意义就是启发我们要联系实际不断更新语言观.文章还澄清了历史语境下有关傅斯年的一些误解,指出他对中国现代语言学的贡献,还原傅斯年的本真面目.     

再论史学观

史学观谈的是历史学的工作如何开展,历史观谈的是历史活动如何进行,历史观与历史学的关系是间接的,史学观同历史学的关系是直接的。史学观既可以被看成是对历史观的理解方式,又可以被看成是对历史学的理解方式。史学观作为历史观的理解基础,必须始终保证历史学的理解本质不被任何非理解力量所浸蚀和破坏。使历史学成为一种现实批判的思想活动,成为一种具有思想价值的现实批判     

鲁迅与傅雷翻译观之比较研究

鲁迅的基本翻译观可以概括为"功利翻译观",即其翻译是以有益于社会和人民为原则的;傅雷的翻译观也带有这一印迹,但他更强调为艺术而翻译。两种主导思想差异较大,但在二人的翻译目的、翻译选材、翻译方法及读者观等四个方面,也不乏差异之外的共性。从这四个方面对二者的翻译观进行对比研究,可以使我们对两人的翻译观有更加全面、深入的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