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仲舒“天人感应”哲学思想研究

天人问题是中国传统哲学问题之一,汉代哲学就是围绕天人问题展开的。董仲舒以"天"为本,运用阴阳五行说使"天"与"人"建立起同类相感、相应的"天人感应"思想体系。这一思想体系成为汉代"大一统"政治统治的合理性与合法性依据,在中国传统天人思想中占有重要地位。     

论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人治”色彩

中国传统文化具有典型的封建性特征,这是因为它产生于我国的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因而被赋予了特殊的封建时代特色。我国古代是中央集权制国家,皇权至上,维护君主权力是法律制定的根本目的,君主的权力高于法律,这使我国传统法律文化被打上了"人治"的烙印。本文通过对我国传统法律文化的"人治"的概念、特征、表现形式、成因以及其同法治进行对比,分析出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人治"色彩。     

“法治”、“人治”、“德治”辨析

古代"法治"、"德治"都是实现"人治"的手段,服务于君主专制.现代法治精神原生于西方,为近现代中国所继受,引发出剧烈的矛盾、冲突.建立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必须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根本要求,利用中国传统可资利用的有效资源,使法承载着中国人现代的伦理道德、价值观念,施行良法之治.坚持"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的治国方略.     

“礼俗社会”的法治建设

中国是典型的礼俗社会.在传统道德观念的影响下,凡事以"关系"优先,"人情"甚至大于法律.在这样一种社会文化背景下,如何实现依法治国,实现从"人治"向"法治"的转变,正是经济和社会转型时期我们所必须正视的问题.     

“三点一线”市场营销学教学法

根据<市场营销学>的课程特点及目前学生的具体情况,在教学中引入了"三点一线"教学法,即课前抓好"预"点,课中抓好"实"点,课后抓好"动"点,并以"育人-教学-师德"一线以贯之,使理论"实"起来,知识"活"起来,学生"动"起来.     

儒家修养理论对我国治国思想的双重影响

儒家修养理论在中国历史上起着双重作用.儒家修养理论对当代中国"以德治国"的思想起着积极作用,同时也产生了一些消极影响.我们只有通过深化政治体制改革,加强道德建设,增加法治依赖,变自律为他律,变人治为法治.中国才能成为真正的民主法制国家.     

“先王世界”崇拜与中国古代法起源的特征

本文从中国历史早期的祖先崇拜入手,分析了儒家如何利用传说时代的英雄神话构建了"先王世界"这样一个信仰的彼岸世界,并加以历史化.儒家以伦理为桥梁沟通了作为彼岸世界的"先王世界,,与此岸现实世界的关系,使"先王世界"在现实世界有了实践的意义.这一实践意义,决定了中国古代法在起源上表现为以礼教、德治为特色的人治.     

从“内圣”到“外王”:儒家人性论反思

"内圣"与"外王"演绎了儒家政治理论和实践的一般逻辑,"内圣"为"外王"预设了前提假定,"外王"则是"内圣"的逻辑推论。较之于西方基督教人性观和康德的人性观,儒家的人性观显然是高调而又乐观的。由于儒家人性观缺乏对人性幽暗面的直视与警醒,一直致力于内在圣贤人格的修成而少有外在制度方面对权力进行防范,这导致了传统中国政治实践中德治和人治观念的盛行,从而难以产生出现代民主法治精神。由于"内圣"与"外王"之间的因果逻辑,新儒家从"老内圣"推出"新外王"的理论努力值得商榷。     

以“三个代表”思想为指导 促进高校管理的法治

高等学校应根据“三个代表”的思想对中国《高等教育法》规定的高等教育的方针做出新的诠释 ,并以此为指导促进高校各项工作的法治化 ;高等学校的各项管理工作应主动实现法治 ,摒弃人治的传统 ,以更好地实现高等学校培养高素质人才的目标。     

“王霸杂用”的思维理路与历史反思

作为中国传统的基本治国方略,"王霸杂用"具有多重内涵:其一,尚德与尚力结合,引申为恩威并施、宽猛并用的"刚柔相济"之道。这一策略一方面蕴含一种中庸思维,在现实中有着强大的生命力;另一方面,它意指适应不同情势而"刚柔交替"的权变之道,这固然与"一治一乱"的传统社会相契合,但不利于维持社会秩序的基本稳定性。其二,德治与法治并举。这一主张貌似公允合理,但在实践中往往导致"以德乱法"。法家主张治国要按客观规律办事,相对于儒家的教化之道更具有客观性、必然性和根本性。其三,作为社会规范的"礼"与"法"的一体化。在这一过程中,由于法的客观性常常为人之主观性所吞噬,中国古代社会难免步入"人治"的窠臼。     

两汉政治巫术基本内核解析

政治巫术是基于两汉政治史的特质而提出的概念,指巫术在国家政治中的运用,即用超自然的神秘力量影响和改变政治事件的运行和政治局面的形成。政治巫术包括理论层面和实践层面。政治巫术理论是对国家政治事件发生顺序的规律的解释,对政治运行规律的把握主要基于"同类相动"和"果必同因"的思维律。两汉政治巫术理论的原理是围绕"阴阳"、"五行"、"天命"这几个基核展开的,这些观念与国家政治相联系形成完整的理论系统是一个逐渐发展的过程。     

“墨学”中衰原因探析

"墨学"中衰原因历来受学界重视,然至今仍众说纷纭.本文从文化史角度,以文化学的理论与方法对此加以分析,认为墨学的中衰在于其理论与中国礼乐文明相对立,在于其学派本身的变化,在于封建统治者的打击和排斥.     

中国共产党“理想信念”概念的形成及蕴意

与时代主题和党的工作重心的转移相契合,"理想信念"概念的形成经历了由分立使用到整合统一的过程。"理想信念"概念是中国革命和建设的理论升华,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生动体现,是指以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为核心的完备而严整的理想信仰体系。在"理想信念"概念的使用中要辩证理解,避免概念使用中泛化、僵化的现象。     

董仲舒类感思想的建立及其目的

中国哲学史上,思想家们试图通过"同类"的观念,建立起更普遍的相互感通的学说。董仲舒是其中第一个完整而成体系地论述同类相感运行机理的哲学家。他从数目、性质和位置三方面重新诠释了"同类"观念,以此为基础建构了天人之间同类相感的学说。类感学说的目的,一方面是为官制、分配制度、任德不任刑的主张提供天道合法性,另一方面也为道德价值、因果关系奠定了永恒不变的确定性。     

探索“两动两思”模式 提高农村师资培训质量

实现师资质量的提高,关键在于提高占中国教师重要比例的农村教育师资质量。如何针对农村教师的实际和特点组织培训,以提高培训的针对性和实效性很显然已成为广大培训者需要研究的一个重大课题。"两动两思"教师培训模式是我们在农村教师培训过程中,以强化动机理论和建构主义学习理论为依据,以任务驱动与学员互动结合为平台,通过反思实践智慧、改进教师的教学行为,最终促进农村教师专业化发展为目的的培训模式的探索。     

《淮南子》“有以“浅析

"有以"一直以来都是古汉语研究的一个热点,但对"有以+动"这一结构的认识至今仍存有分歧.以<淮南子>为研究对象,对其中"有以"式作穷尽式分析,着重对"有以+动"结构从语言发展演变的角度,结合西方语言学理论,附以大量的例证,进行细致分析,从而得出"有以+动"是由"有+(名)+以+动"演变而来的结论.     

试论邓小平理论中的法治思想

在西方,最早对法治作出较系统理论阐述的是亚里士多德;在中国,法治最早是由先秦法家提出,并经历了曲折的发展过程。法治作为一种“根据法律来治理国家”的治国方略,既与人治相对立,也不同于法制。法治思想作为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主要包括三个方面:法律的主导性思想是精髓;民主的制度化、法律化思想是保障;普及法制教育思想是基础。     

儒家“人治”思想批判

儒家的"人治"思想在理论上是站不住的,在实践中则对中国的政治进步产生了相当大的负面影响,导致了长期的封建专制主义统治,造成了"人亡政息"的怪圈,抹杀了人民的政治权利.在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今天,我们要充分认识到它的危害性,对其进行实事求是、理直气壮的批判.     

解析陈旭麓解史模式对“中国近代史纲要”教学的影响

陈旭麓先生是中国近代史研究界的一位泰斗级人物,他以焕然一新的写作风格,突破传统史观的问题域,实现了从"以政解史"到"以社解史"的解史模式的转变。他把社会史与近代中国史研究相融合,还原社会结构、社会生活、社会意识在重大政治事件和近代中国遭受的异族入侵、东西文化碰撞下传统社会转型、变异与冲击中的作用,为"中国近现代史纲要"的教学提供了新的范式,同时,也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的研究提供了新的支点。     

从“哲学王”到“第七种政体”——柏拉图的政体理论的嬗变

在《理想国》中,柏拉图认为"唯一正确的"统治形式是"哲学家成为国王,或国王成为哲学家",其他四种政体(荣誉制、寡头制、民主制、僭主制)是上述这种"唯一正确的"政体没有得到很好维护而逐步退化的结果。在《政治家》《法律篇》等著作中,柏拉图将"唯一正确的"政体称作"第七种政体",认为这种政体应与其他六种可能出现的政体完全分开,就像神与人要分开一样;与《理想国》的另外一个不同在于,在《政治家》《法律篇》等著作中,是否根据法律实行统治成为决定除"第七种政体"之外其他各种政体优劣的主要标准。总之,"第七种政体"这个概念的出现,表明柏拉图已基本放弃在现实中实现"圣人之治"(人治)的幻想,而把"依法治国"(法治)看作明智的、务实的选择。从"哲学王"到"第七种政体",表明柏拉图的政体理论经历了从推崇"人治"向倡导"法治"转变的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