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白居易对《周易》的受容

“何以明吾志,《周易》在床头”,科举官僚白居易与《周易》发生关系,《周易》对白居易的深刻影响,或者说白居易对《周易》的受容,贯注了白居易的一生和整个生命历程。从取名命字到科举考试,从思维方式到行事方式,从为政理念到刑法思想,等等,无不体现了自居易与《周易》之间受容与被受容的关系。     

白居易“歌诗”音乐美学思想探微

白居易重视文学与音乐的关系,在理论上明确提出“歌诗”的理念,在他的文学创作实践中随处可见此种理性操守的映象和轨迹.所谓“歌诗”,既不同于后人提出的“声诗”,又不同于所谓的“涉乐诗”,有着独特的品性和自足的内涵.从接受美学史的角度着眼,白居易觉察到,“音韵优美,便于歌诵”的“歌诗”不同于只是诉诸语言文字而仅供阅读的诗作,“歌诗”更宜于传播.白诗浅俗风格的形成,与诗人执著追求音乐性有关.白氏的“歌诗”思想,既有音乐美学的高度,又有艺术实践的可操作性.     

韩愈、白居易思想比较论纲

韩愈、白居易思想比较论纲吴相周韩愈、白居易是中唐后期文坛两大宗主，其创作、开宗立派直接受到思想观念的影响。因此弄清二人思想及其联系，对深入理解其创作和所代表的流派，无疑大有裨益。总的说来，韩愈是较为纯粹的儒家，从内到外，一生未变；而白居易则是以儒家思...     

白居易天人思想探析——从《捕蝗》诗说开去

柳宗元、刘禹锡的天人相分思想是唐代思想中的一抹亮色,但与他们同时代的白居易却有着与之截然不同的天人观。白居易的天人观存在着“天人相感”与“人强胜天”的双重面向。一方面,白氏对汉儒的天人感应论有所突破,人力的作用在他这里得到了一定程度的突显;另一方面,白居易对“天人交感”却又深信不疑,天人感应思想依旧构成白氏天人观的基本背景。在中唐出现的天人相分思潮中,白居易在理论深度上虽不及柳、刘,但若以宋代的新天人观为参照,白居易的天人观实则更能预示未来天人思想发展的方向。     

论白居易对陶渊明的阐释与融化

陶渊明是白居易的人生偶像之一.白居易对陶渊明思想、精神作了全面阐释,并以自己独到方式刻意学陶.白居易将陶渊明的隐逸情怀和生活情趣引入"中隐"的生存方式之中,为吏隐之士找到一种学取陶渊明的独特方法,这也是白居易留给中国士人的一份特殊礼物.     

白居易经济思想略论

说到白居易(772—846年),人们立刻会想起他是我国唐代的伟大现实主义诗人。但关于他的经济思想,对大多数人来说是十分陌生的。白居易的经济思想主要见于他为了应举而苦心构思的《策林》七十五篇中,此外,他写下的大量讽谕诗也不时流露出对现实经济问题的见解。在经济思想比较贫乏的现有唐人文集中,白居易的著述不仅是我们分析作者经济思想的依据,而且是我们窥视唐代经济思想变化发展的重要材料。因此,对白居易经济思想作一探索,是有意义的。     

朝隐、吏隐、中隐——白居易归隐心路历程

从隐逸的角度分析白居易后期思想转变和发展的轨迹,可以看出白居易后期的思想大致经历了朝隐、吏隐、中隐这一过程。这一过程反映了白居易在中唐特有的政治文化环境下政治理想的幻灭,也反映了中唐士人世俗化的一面。     

刘禹锡《忆江南》及其“曲拍为句”新探——兼论文人词发生期唱和史实及其意义

正如《渔歌》在张志和等与日人唱和中互补完成格式规定，《忆江南》格式也是在白居易与刘禹锡唱和题名互证中完成。《忆江南》“此曲亦名《谢秋娘》，每首五句”将文字词与音乐曲调作区别，关联“和乐天春词依忆江南曲拍为句”之句乃“每首五句”之句，说明刘禹锡和白居易词已有文字规定格式，而“曲拍”只是指《忆江南》曲调，类似后世之词谱，无音乐功能，“曲拍为句”的实际意义指依词式填词，而非依曲调填词。刘禹锡所和白居易“春词”《忆江南》当为二首，而“山寺月中寻桂子”是“秋词”内容，不在和诗范围之内，刘诗没有遗逸。《忆江南》调名异题，说明初词依调填词方式与音乐的关联，后变为依词填词与音乐分离的词体创作状态；而调名随内容而易名，反映了词由调名与内容一致向内容与调名分离的过程。     

论白居易的人生态度及与儒道佛的交融

白居易以其独特的人生思考和实践行为范式对后世产生广泛影响。文章从论述白居易人生态度的成因及特点入手,指出非功利的审美化是白居易人生态度的显著特征。白居易形成的非功利审美化态度,对他思想行为中所用以联结并融合儒道佛三教,最终使三教思想在其身上合为一体的影响效果产生重要作用。     

生命无法承受之重:白居易山水诗创作理论及动因分析

在文学批评史上,白居易比较早地思考山水诗的创作动机、创作题材、思想内容及创作环境等基本原理,有些还颇具超前性,在诗歌理论的丰富和发展方面有着很大贡献。白居易的山水诗创作与理论成就,不仅得益于其园林设计、建造的专业素养,更与其心理和生理的双重重负密切相关。     

白居易与佛教

白居易是唐代诸多与佛教关系密切的大诗人之一,日本学者加地哲定在６０年代写的《中国佛教文学》一书在介绍唐代佛教文学时,把王维、柳宗元和白居易等几位崇佛诗人并列介绍,认为他们“对佛教有理解”,能“体味到佛教境界”①,其书对白居易重点介绍其偈文,颇有见地,然未可称详备。对于白居易与佛教的真实关系问题,国内的研究者并没有形成完全一致的观点,有的结论尚有商榷之处,例如宋人姚宽在《西溪丛语》中认为白居易是“晚年药术竟无所得”后才皈依佛门;近人陈寅恪先生在《元白诗笺证稿》附论《白乐天之思想行为与佛道关系》中就…     

浅论唐代古文运动与新乐府运动的关系

中唐是唐代文学发展史上的第二个高潮期。无论是文学样式或是作家作品的数量,都超过了盛唐。而韩愈的古文运动和白居易的新乐府运动,就是这个文学高潮的最突出的标志。 韩愈领导的古文运动,是一次散文革新运动,是对骈体文的总清算。从思想方面看,是一次提倡儒学、反对佛老的政治运动。白居易领导的新乐府运动则是一次现实主义的诗歌运动,是对形式主义诗风的总清算。这两个运动都是与当时的社会政治背景和思想文化方面的复古思潮相联系的,也与韩愈、白居易二人进步的政治思想密切相关。     

白居易美学思想分析

本文作者对白居易的美学思想作了新的探讨和研究,提出了在李白、杜甫之后,白居易通过说诗、论诗、评诗和写诗表达了他对于艺术与现实的关系,鲜明地亮出了“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的美学主张。     

也谈《长恨歌》的创作意图

<正> 白居易名篇《长恨歌》的主题,向来有不同看法。本文想结合作者创作前后的政治思想、文学观点和同时期的其它作品,也来谈一点他写作此诗的创作意图。根据陈鸿《长恨歌传》最后的交待,我们知道这首长诗作于元和元年。从元和元年到元和五年,即从白居易三十五岁到三十九岁这五年间,是作者一生中极为重要的一个时期。他的政治思想、文学思想有很大的发展,诗歌创作取得了巨大成就,写出了“新乐府”、“秦中吟”等光辉诗篇。     

白居易咏史诗的个性特征

白居易的咏史诗与他的人生遭际,尤其是宦海沉浮密切相关,反映了他从“兼济天下”到“独善其身”的人生思想的转变过程。其诗议论色彩浓重,在某种程度上是晚唐史论诗的滥觞。     

从白居易的性情看《长恨歌》的主旨－兼谈词体生成过程中的一个问题

以往人们对白居易《长恨歌》主旨的探讨主要是以作者的政治观点、思想态度为出发点的.从新的角度解读可以见出,白居易的性情特征与他的文学创作关系非常密切.白居易乃"最深于情之人",易于感怀,情感细腻;因此,《长恨歌》的主旨主要应是表达了作者对像李、杨爱情这种亘古难全的人间憾事的深沉喟叹.白居易的这种性情特征对词体的生成影响巨大.     

白居易佛教思想与道家思想的关系

历来评论白居易思想者,都公认他身上兼有儒、道、佛三家思想。在具体论述时,他们或按时代先后力图说明其演变轨迹,或试图比较其三家思想所占之比重,或分析其思想中矛盾之处。其主要方法和侧重点即在于他们大多把这三者对立起来分析。本文有感于此,想换个角度,着重从整体结构方面,从同的方面就道佛、思想在白居易思想中的层次和融合点来谈。 白居易在《与元九书》中说:“古人云‘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仆虽不肖,常师此语。”纵观白居易的一生:达和穷是其一生的主要经历,独善和兼济是其一生活动的两个方面。儒家的穷达观是其思想的第一层次。他的独善观用他自己的话来说是“或退公独处,或移病闲居,知足保和,吟玩情性”的。仔细阅读其反映独善思想的大量闲适诗,便可知其独善的内涵已是道家的“清虚以自守,卑弱以自持”了。但其中有许多佛家     

论白居易诗歌中牡丹意象的独特性

与唐人对牡丹的娇艳、秾丽和尊贵的礼赞不同,白居易对牡丹的描写主要着眼于其形态上的残败、品质上的妖艳以及颜色上的洁白,赋予牡丹既敏锐深邃又多元灵动的思想内涵和精神意蕴,使得他的牡丹意象呈现出与时代相异的审美特质。这种独特的艺术表现与白居易的诗学观念、审美理想、文化心态以及思想意识是分不开的,具有重要的诗学意义和美学价值。     

论白居易兼济思想的后期流变

提出"流变说"重新审视白居易思想、创作及政绩,力求准确地把握他一生思想流变的状况及过程。白居易身逢中唐一朝的淡季,在此时独能始终坚持兼济天下的理想。由于政局和处境的不断变化,在被贬江州之后,他的兼济思想内部也开始出现了流变,有意针对政治处境的不断变化而改变"兼济天下"的方式,将兼济理想变为实际的行动和爱民利民的具体成果。长庆二年自请外任之举,仍是其积极用世的一种表现,是实现兼济理想的一种途径。他于地方任上屡屡施行仁政,且忧国忧民思想也贯穿诗歌创作的始终,更加难能可贵!     

从诗作看白居易对《齐物论》的接受

本文从《庄子·齐物论》的主题出发,考察白居易对《齐物论》的接受及《齐物论》对白居易诗歌的影响.本文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来论述:《齐物论》中的“个体自足”、“为是不用而寓诸庸”等思想在白居易那里一变而为“遂性逍遥”,进而成为白居易标榜“庸人”、摆脱社会承担的道德理据;《齐物论》的“吾丧我”、“心如死灰”等哲学境界,成为白居易“消心”(消除自己的道德牵挂)的理论出发点;《齐物论》中“人生如梦”的感叹,更成为白居易“及时行乐”、“知足常乐”人生态度的哲学依据.总之,庄子超越性的哲学,成为白居易应对日常生活苦恼和道德难题的“智慧”之源,也成就了白居易诗歌的通俗特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