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宋濂对传记文学发展的重要贡献

论宋濂对传记文学发展的重要贡献陈兰村宋濂是明初著名的文学家、史学家，曾被“屡推为开国文臣之首”（《明史·本传》）。其文学上之成就，当推传记文创作最为突出。《四部备要》本《宋文宪公全集》收入以“传”为题的作品有６０多篇，还有以“记”或“录”为题的人物传...     

试释《明史·西域传》中的“牙兰”

《明史·西域传》中有名“牙兰”者,原为土鲁番攻守哈密的主将,后投归明王朝,徙居肃州塞内。研究“牙兰”氏,是研究明代撒里畏兀儿史的重要课题,而且对研究古代回纥王室氏族“药罗葛”的历史迁徙有重大意义。本文就此谈些粗浅认识。一、“牙兰”、“伊兰”、“牙木兰”为同音异译《明史·西域传》中的“牙兰”,《明会要》记作“伊兰”,并且作了注释:“旧作牙兰”。说明“牙兰”和“伊兰”为同音异译。《明实录》和《明史纪事本未》在成化、弘     

宋明清儒学派别争论与《明史》的编纂

17世纪80年代，在经过几年明显的争论后，清朝史馆决定在《明史》的编纂上不把《道学传》从《儒林传》中分出来。在这点上，宫廷史官显然抵制了三百年前《宋史》编纂者们所确定的将道学作为一个学派团体从《儒林传》中独立出来的范例。虽然关于这个决定不一定存在着一致的意见，但有一种倾向，认为清朝史学家反对把《道学传》从《儒林传》中分出来是王阳明（1472－1529）的追随者的胜利。这在程朱的支持者们具有毫无疑问的优势的康熙一朝（1661－1722）是令人困惑的，更进一步的是，这种观点也不能被在《明史·儒林传》的序言中所作的对阳明…     

高适《燕歌行》所刺新考

盛唐边塞诗人高适的名篇《燕歌行》（四部丛刊影印明刊本《高常诗集》卷五），今人多认为诗序中所言之“御史大夫张公”即为玄宗时名将张守进，所谓“征戍之事”指开元二十六年《七三八》张守登隐瞒部下败状，“妄奏克获之功”这件事（见《旧唐书》卷一O三“张守检传”）。高步瀛《唐宋诗举要》卷二在此诗下引《旧唐书·张守传》后即谓“此诗盖隐刺之也。”岑仲勉先生亦谓“此制张守登也。”《读全唐诗札记》朱东润先生主编之《中国历代文学作品选》、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所编之《唐诗选》论及此诗时亦持此看法。傅珐琅先生则对此提出…     

清顺治朝《明史》修纂史事考论

考说清顺治一朝《明史》修纂基本过程,陈之遴、傅维鳞有关材料十分值得参考,由此可知清顺治朝《明史》馆所在地以及修纂的、体例变化等。顺治朝《明史》修纂的主要成就是史料征集,但也并不排出可能有过史稿,而影响这一时期《明史》修纂的关键是所谓政治上的“忌讳”问题。     

艾南英是非辨述

明代文苑宗派林立,风气多变。《明史·文苑传序》胪述有明三百年文学的源流演变,以“准北宋之矩矱”的钱谦益、艾南英与“撷东汉之芳华”的张溥、陈子龙作结束。这四个人中,艾南英是非最多,不辨明这些是非,就写不好明代文学史的最后一页。艾南英字千子,号天佣子,江西东乡人。他十八岁进学,二十四岁就抚州府试,与临川章世纯、罗万藻、陈际泰并列榜首,这就是后来在八股文历史上享大名的“江西四家”。艾南英中举是在天启四年,在这以前,他多次应试落榜,积愤难平,于是把历次     

小小古镇醉游人

上黄——溧阳东北边界一个充满灵气的富庶小镇，人口不足3万，地域面积仅42平方公里。上黄文化积淀深厚，拥有2000多年历史。据有文字记载，最早见端于宜兴市档案馆珍藏的上黄《黄氏传芳家谱》，黄氏最早来自南宋绍兴年间（公元1131年），从福建蒲城而来，官职金陵别驾，朝中奸臣掌权，黄氏兑公来此，隐居山林。《宗谱》诗云：“洮湖（长荡湖）之左，力山之阴”，“姓以名里，启后自今”。洮湖之左即洮湖之上，姓以名里即黄氏为村名，最早为上黄里，后简化为上黄。     

《明史·日本传》中永乐宣德要约辨误

《明史·日本传》即《明史》卷三百二十二外国传日本条,关于十五世纪前半中日朝贡贸易关系有这样一段记载:“永乐初,诏日本十年一贡,人止二百,船止二艘,不得携军器,违者以寇论。乃赐以二舟,为入贡用,后悉不如制。宣德初,申定要约,人毋过三百,舟毋过三艘。”这就是迄今为止的史籍中所谓的永乐宣德要约。对于这个所谓的永乐宣德要约,我     

赵贞吉生年考及官职考——《明史》辨误两则

明人赵贞吉的卒年在《明史》中记载为“万历十年”,陈支平先生的《赵贞吉卒年考——明史正误一则》已证此说有误,本文增加史料进一步证明,并由此推之赵贞吉的生年应该是明武宗正德三年（即1508年）;《明史》记载赵贞吉隆庆元年任“礼部左侍郎”,而经多方考证,隆庆初（即1567年）赵贞吉应任“吏部左侍郎”。     

孔子中庸观念新说

孔子中庸观念新说黄武强一、孔子的中南观念与《申日）有人根据宋代朱来的《中庸章句集注》的回示和西汉司马迁的《史记·孔子世家》的“子思作《中庸》”一语，认为ｔ中庸》是“孔门传投心法”的书，是孔于的战国初期的孙于于思之作．这是错误的。《中庸》里的所谓的“今...     

刘基归隐青田著书时间辨正

王馨一先生《刘伯温年谱》据《元史·石抹宜孙传》及《诚意伯刘公行状》,定刘基于“至正十七年,为行枢密院经历,与行院判石末宜孙守处州。寇平,弃官,与义从者归青田山中”。后之论者遂认为《郁离子》是在至正十七年到二十年三月刘基应朱元璋召出山这三年中写成的。按,《石抹宜孙传》及《刘基行状》,乃至《神道碑》和《明史》本传,于弃官时间均无明白交代,而至正十七年冬,刘基尚有《浙东肃政廉访司处州分司题名记》之作,表明其时并未离开处州。《明史》本传称:“行     

归有光的文论

明代弘治至万历初年,在文坛上占据统治地位的是以前七子后七子为代表的复古文风,“天下推李、何、王、李为四大家,无不争效其体”(《明史·李梦阳传》)。复古文风盛行近百年,自有其历史的社会的渊源,茅盾曾在《夜读偶记》中加以说明。但流风所及,不能说没有严重的弊端。在复古文风笼罩下,竟至有人认为“物不古不灵,人不古不名,文不古不行,诗不古不成”(李开先《昆仑张诗人传》)。这就完全割断了社会生活同文学创作的联系,完全否定了社会生活是文学创作的源泉,实际上堵塞了文学创作的路子。物极必反,反对复古文风的人接二连三出现了。《明史·文苑传序》说:     

朱元璋重典治国的是是非非

在历代帝王中,重视法律制定与法律宣传教育,运用严刑酷法治国安邦,明太祖朱元障可算是个典型.对于他的制定法律、宣传法制,史家们基本上给予肯定,但对他的重典治国则褒贬不一.褒者谓明初“守令畏法,洁己爱民”,(《明史·循吏传》)全国上下“令行禁止,若风草然”,(陆容《菽园杂记》卷五)以至“下逮仁、宣,抚循休息,民人安乐,吏治澄清者百余年.”(《明史·循吏传》)贬者则说朱元璋“其残忍实千古所未有”.(赵翼:《廿二史札记》卷32)朱元璋“草菅人命”,“一人有犯,殃及全宗,犯一人,杀一片,这是历史上大肆株连的最恶劣的纪录”.(黄冕堂:《明史管见》卷一)世界上任何人办任何事,办得好的不可能十全十美;办得坏的也不至于一无是处.因此,唯物辩证法反对肯定一切,也反对否定一切.而要对事物作具体分析,确定其主要方面是什么,从而认定事物的性质.对朱元璋重典治国,要了解其全部过程,掌握住全部情况,从实质上加以分析,肯定其积极的一面,批判其消极的一面,才利于总结历史的经验,作出正确的评价.     

《史记》循吏无本朝再议

司马迁眼中的循吏是指那些能谨守法度，忠于职守，顺应自然，崇尚无为而治的官员。史公对于历史人物是否适用类传 有特殊要求，即该人物的主要事迹须符合类传人物所具有的共性。《史记》作循吏传不录本朝人物实属偶然，而非传统史家所谓 史公借写史以“刺汉”。     

《史记》循吏无本朝再议

司马迁眼中的循吏是指那些能谨守法度，忠于职守，顺应自然，崇尚无为而治的官员。史公对于历史人物是否适用类传 有特殊要求，即该人物的主要事迹须符合类传人物所具有的共性。《史记》作循吏传不录本朝人物实属偶然，而非传统史家所谓 史公借写史以“刺汉”。     

说《关睢》

毛诗以为“《关雎》后妃之德也，《风》之始也，所以风天下而正夫妇也。”毛诗的基本精神是“以史证诗”。从文学角度看，“以史证诗”只能作为参资之助，从经学角度看，“以史证诗”，只可备一说。北宋欧阳修，于经书多所疑议，而在其《诗本义》中却把《关雎》坐实为文王、太姒，这就更近“史学”，其见解又在毛诗之下。近代以来，治诗者多以“文学”相尚，其惑更甚。此诚如朱东润先生所云：“今之治《诗》三百五篇者，一洗前人之故习，而矫枉过正，又惑于欧美之旧说，以是非未定之论，来相比附，为说益多，纠纷益滋。”诗，原本即所谓“赋…     

试论《仪礼·丧服》"旧传"与《礼记》的关系

今本《仪礼·丧服》篇包含“经”文、“记”文与“传”文三部分内容 ,其“传”文据说是孔子弟子子夏所传。本篇每条“传”文之首均冠有“传曰”二字 ,而有些“传”文中间又有“传曰”二字。这些“传”中之“传”被称为“旧传”。有学者认为《丧服传》所引“旧传”当是《礼记》之文。此说尚容商榷 ,这些“旧传”当是比《礼记》与《丧服传》更早的解经之作 ,《丧服传》的撰作也当在《礼记》成书之前。     

清初《明史》的编撰特点

<正>学界对《明史》编撰多从维护政权统治的文化政策出发,总论明代历史编著的政治功用,或分论编撰体例,如《列女传》等。近年来,新清史之理念兴起,族群观念带来的跨民族对话及对抗成为研究新视野。如在《明史·朝鲜传》的修撰过程中,朝鲜官方使臣多次参与其中,实现了外交活动的对话与重塑。这里拟从满汉族群对话的视野浅析《明史》的编撰,揭示其所具有的体例和内容上的文化逻辑。     

清修《明史》“靖难”书写之嬗变

如何书写“靖难”史事是贯穿清修《明史》过程的重要话题。康熙初年，怀遗民意识的潘耒、万斯同等在《明史》修撰中褒美建文君臣，谴责朱棣夺位、杀戮，对“靖难功臣”也多负面评价。熊赐履在此基础上增润论赞，明指建文君臣失国之咎，肯定明成祖在位之功业。王鸿绪则着眼建文帝削藩激成事变与成祖功业可观，主张成祖为建文帝犯阙逆臣、太祖缵绪肖子。雍正间，杨椿强烈主张推崇建文帝、贬抑成祖，但未被采纳。武英殿本《明史》遵循康熙帝称美前朝诸帝的修史基调，对建文帝和成祖皆做隐恶扬善书写，对臣工则严以纲常褒贬。乾隆帝钦定之四库本《明史》论赞，规避“靖难”一词，虽肯定成祖功业但加重了对其“倒行逆施”的书写，更加凸显对忠君的倡导。清修《明史》过程中，史家个人见解起初有一定呈现空间，最终消融于皇帝择定的书写基调中。     

《明史·循吏传》入传标准研究

循吏是中国古代社会官员的典范。由张廷玉主修的《明史·循吏传》,编撰特点明显,载录的循吏人数较多,包罗了一个特殊群体。分析《明史·循吏传》传文内容可以发现其入传标准主要有三:一是传主本身具有良好的德行操守,二是传主在主政地方时有卓越的政绩,三是传主多受民众拥护。通过入传标准也可以探析《明史·循吏传》所蕴含的政治文化观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