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魏晋玄学与审美范畴形成的关系

魏晋玄学是建立在“贵无”的本体论思想基础之上的, 其内容主要由人物品藻、名教与自然、才性之辩等几个部分构成。在魏晋玄学理论的影响和推动下, 形成了一系列重要的魏晋审美范畴, 如清远、虚静、风骨等,并由此引发和促进古代审美意识步入一个新的历史阶段。因此, 把握好魏晋玄学与魏晋审美范畴之间的互动关系, 是理解魏晋审美范畴内涵的重点所在。     

郭象与魏晋玄学的生存转向

生命的意义与价值是哲学的永恒主题。魏晋时期,玄学思想家将思考的重点转向人的生存,并从本体的高度诠释了生存可能性。王弼、嵇康在会通儒道的原则上出现了分歧,但都将生存问题纳入各自视野,彰显出人的超越意识。郭象创造性地诠释了《庄子》文本中"自由"与"逍遥"的现实含义,将"道通为一"的精神境界含涉在世界之中,为人的生存可能性找到了新的形上依据。     

自有玄心赏风流——论冯友兰对魏晋玄学研究的贡献

冯友兰在长期的学术生涯中对魏晋玄学研究做出了重大贡献，是这一研究领域的开创人和重要奠基者。冯友兰的魏晋玄学研究具有开展早、持续长、成果多、影响大等显著的特点，尤其是在郭象玄学、玄学方法论、玄学的派别和发展阶段、魏晋玄学的精神特质等方面的研究具有独到的见解和卓越的贡献。     

论曹操与魏晋玄学

历来评价曹操重才轻德的用人制度，多着眼于其在当时封建割据形势下所体现的定国安邦的政治作用，但这样的认识显然还没有揭示出重才轻德的全部意义，因为“才”和“德”的关系自古都是评价一个人的最基本范畴，而不是曹操一人一时之行为。曹操重才轻德实际上对其后魏晋玄学的产生和发展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这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重才轻德使才绝之士有比较优越的条件进行自由的学术思考；曹操的反传统、破常规精神，给魏晋玄学否定汉代经学以直接的勇气和方法启示；魏晋玄学中的才性之辩，吸收了曹操才德认识中的某些观点和方法。     

论郭象的无为论

郭象的政治哲学可称为无为论 ,他把无为解释成自为和不为 ,即自尔而为、无心而为。落在人事政治上 ,就是“各当其分” ,各在其位 ,位称其能 ,能尽其职。他主张君道无为而臣道有为。君主重在用人而不在于亲事 ,贵在能用天下之才而不求自己必是天下之才 ,不应以一己正天下而应任物自得 ,同时应保护农本。“神器独化于玄冥之境” ,即克服了矛盾冲突的最高和谐 ,是郭象玄学的终极价值理想。郭象以“独化”说论证无为政治 ,认为事物各自独立的变化发展构成了世界的原始和谐 ,政治的运作因循独化之理 ,就能复归于和谐。     

论魏晋玄学天人关系理论中的科学智慧

魏晋玄学对天人关系的论述中包含着丰富的科学智慧.汉代主宰人间赏罚的神秘之天,在魏晋时代成为茫茫宇宙中一个有始有终的自然之物;天地万物之间"类无贵贱";它们"相因相济"而不"相为",玄学家主张"人道为本,天道为末",人类对自然界可以"穷数达变",从而"役用自然",但是,人类对天地万物的索取和占有不是天经地义的,它是在"盗取"天地之"时利";人类利用万物应有限度.这些符合现代生态科学的洞见卓识,对于今天的人们仍具有启迪智慧的作用.     

魏晋玄学的形成与发展

魏晋时期是玄学形成与发展的重要时期。玄学的发展 ,使老庄之学兴起 ,并与传统儒学争地位。自然与名教的冲突 ,不可避免地要从思想界反映到现实政治生活中来。魏晋玄学的本质 ,就是自然与名教的矛盾与统一。要在名教的范围内得自然之趣 ,并真正达到二者的合一 ,有一个长期而曲折的发展过程     

“重玄”学：超越魏晋玄学的道家哲学

以双重否定为特征的＂重玄＂思想，是继魏晋玄学之后兴起的道家哲学。它虽继承了魏晋玄学＂辩名析理＂的思维方法，在本体论上却是对魏晋玄学的扬弃和超越。＂重玄＂学的形成和发展与佛学有密切的关系，是佛学特别是中观学派与道家思想之间的一个纽结。隋代和唐初，＂重玄＂思想成为一股时代思潮，最终结束了魏晋玄学，而出现＂重玄＂学与佛学并行的思想文化格局。因此，研究＂重玄＂学有着两重意义：既可以进一步了解魏晋玄学如何按自身的逻辑向否定自身发展，又可以进一步揭示佛学与中国文化相融合的深层特点。     

雅量与魏晋玄学

“雅量”是魏晋人物品鉴中相当重要的一个品目,其本质是沟通儒道,“游外以弘内”,是魏晋玄学理想人格的体现。魏晋玄学人格理论自刘邵《人物志》发轫,经何晏、王弼、阮籍、嵇康,至郭象《庄子注》而集大成。士人对于雅量的品赏亦在两晋蔚然成风。     

论王弼的玄学思想对魏晋山水审美风尚的影响

王弼的玄学思想对魏晋山水审美风尚产生了极为深刻的影响,离开了他的“贵无论”哲学,我们对魏晋时期的山水审美思潮以及当时的一系列审美观念就不可能有一个圆满的诠解。山水美的发现是中国美学史上的一件大事,对于它的成因及蕴含再加研究无疑仍是很有意义的。     

玄学背景下魏晋士人的放浪形骸

在玄学的发展影响下,以嵇康为典型代表的魏晋风流人物,用一种简傲任诞的态度对待生活,“放浪形骸之外”。这不仅仅是他们个人生活习惯的简单反映,更是当时儒学式微、士人发现自我、个性情感得到解放的结果。这之中有对传统礼教的反叛,也有对建立新的人格美学的要求,是真与善的统一,亦是受玄学影响的魏晋士人“形骸观”的体现。     

郭象玄学的礼学特质

郭象将仁义之礼视为个体自性的内容,通过性本论的建构为礼的合理化存在寻求到形上基础。其基于“依性而为即自为”“安性守分即逍遥”的性分论,展开对礼之教化向度的阐释,基于“神人即圣王”“游外即冥内”的圣王观展开对礼之治国向度的阐释,进而建立一种合乎“自然”的新礼教秩序。其玄学思想体系以政治哲学为皈依,具有明显的礼学特质。     

“大美配天而华不作”--王弼的自然观与魏晋美学

王弼的“大美配天而华不作”是对老庄“美在自然”思想的继承和发展。这种自然观建立在“以无为本”的哲学本体论基础之上,并从总体上表现了魏晋南北朝时代重视自然、崇尚朴拙的审美风尚。这种审美风尚具体体现在三个方面：自然天放的人格美、怡情畅神的自然美和自然天成的艺术美。     

郭象与魏晋美学

郭象是西晋年间重要的思想家,他的思想对于西晋的美学产生了重要的影响.郭象在注解<庄子>时,对传统学说提出了一套自己的解释理论.他批评王弼以无为贵的思想,强调事物的个体存在性,主张取消统一的精神标准.郭象认为事物的变化是由一种无从捉摸、冥然无迹的"玄冥"所支配,没有内在的规律可循.郭象进而提出,事物的自由是由各适其性的特点所决定的."逍遥游"就是任从自我,不必追求固定的精神价值.郭象还主张美与丑的标准是相对的,是出自个体性的.这样也就取消了评判善和美的统一标准.他的思想代表了汉魏向两晋南朝转化的士人心态与人格精神,并且深刻地影响了作为六朝美学灵魂的人格精神.     

王弼玄学理论与曹魏政治

曹魏正始年间 ,曹爽集团与司马氏集团在文化领域展开激烈斗争 ,双方极力争取学术精英的支持。王弼精心审时度势 ,采取了拥戴司马氏的立场。他致力于融会儒家与道家学说 ,与司马氏集团保持哲学、政治思想上的一致 ,并以学术论争的方式疏离曹爽一派。他在《老子注》、《老子指略》中提出“崇本息末”的思想 ,具有批判曹魏政治弊端的性质 ;在《周易注》中阐发《乾卦》的内涵 ,着眼于为司马氏拟订夺取政权的战略方针。从政治倾向看 ,他是司马氏集团在学界的代表人物之一。     

试论汉魏佛教对王弼玄学思想的影响——以几种思维方式和时代状况的分析为中心

一般认为,玄学思想对佛教产生了影响,但玄学并未受到佛教的影响。但是,从思想家王弼的观念论、一回性和志向究竟的思维类似于当时流行的佛教这一事实来看,无法排除汉魏佛教对王弼玄觉察思想产生影响的可能性。     

魏晋风度与晋宋风流辨

魏晋风度和晋宋风流代表了不同时期士人们不同的价值取向:魏晋人率性任诞的背后深藏着巨大的无奈与悲痛,而晋宋人潇洒旷达的气度才真正彰显了生命的本真与精神的自由。     

论王弼《老子注》的形成与玄学背景下的道儒融通

王弼的《老子注》形成于汉魏之际,由两汉经学向魏晋玄学的学术转向时期。结合当时的社会需要,王弼在《老子注》中创造性地提出了崇本息末的观念和名教本于自然的基本原理,并以此为基础对道儒关系进行了系统的论证。这不仅从理论上解决了汉魏之际道儒融通的时代课题,而且对于推动《老子》解释学和中国道学史研究的发展也具有重要的方法论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