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冷战时期日本经济外交的特点及其战略转型

冷战后经济全球化和区域化趋势迅猛发展，国家之间的经济联系不断扩大和加强，主权国家开展外交活动越来越倾向于运用经济手段为其国家战略服务，经济外交已成为国家交往的重要方式。日本是世界上第一个将“经济外交”概念写入政府正式外交文件中的国家，其经济外交的实践对日本经济大国目标的实现起到了极其重要的作用。但自1991年“泡沫经济”崩溃后，持续的经济低迷使日本经济外交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目前及今后相当一段时期内的日本，将经受一场近代以来继明治维新、战后民主改革之后的第三次重大战略转型的严峻考验。     

战后日本外交战略与日美同盟“非对称性”研究——以“吉田主义”、“综合安全保障战略”为中心

使用诠释研究方法,在综合历史事实与日本学者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探析战后日本外交战略与日美同盟"非对称性"的关系。"非对称性"前期使得日本得以安心发展经济,完成战后重建和经济腾飞,中后期则促使日本重视自助能力的建设、扩大政治影响力。所以日美同盟的"非对称性"既可以是日本外交战略的重要资源,又可以是影响其发展的重要隐藏变量。     

邓小平外交思想中的国家利益观

国家利益是决定国家外交政策和对外行为的根本因素。邓小平是第一个明确提出以国家利益作为中国外交出发点的中国领导人。在邓小平的战略视野中,将国家利益作为外交的出发点,将国家主权和安全作为国家利益的根本内容,突出中国外交的国家经济利益,实现中国的国家利益与世界和平与发展利益的一致。实现中国国家利益的外交战略是促进世界的和平与发展。     

安倍“摆脱战后体制”的外交战略

2012年12月26日再次组阁后的安倍晋三积极推行"战略性外交",并为其外交设定了三重战略目标,即"摆脱战后体制"、建设"强大的日本"、确立日本的领导地位。为此,安倍政府采取了绑架美国、稳住俄罗斯、对抗中国、拉拢地区中小国家的战略布局,并积极展开外交活动。安倍的外交突进影响到了包括美国在内的地区各国,并造成地区局势的动荡不安。     

“正常国家”与日本外交调整

经过日本朝野上下多年的论争,终于在冷战结束后趋势明朗化,日本政要小泽一郎在<日本改造计划>中所提出的"正常国家"脱颖而出,日本"正常国家"定位及在地区和世界事务中承担"领导者"的角色观念为21世纪初的日本外交、安全战略调整规定了根本方向.     

冷战时期日本对东南亚国家 ODA 政策的思想实质--以日本3个代表性的东南亚外交为例

20世纪五六十年代，日本对东南亚国家带有赔偿性质的经济援助反映出日本缺乏对受害国真诚的悔意，体现日本政府的反人道主义实质。六七十年代，日本利用 ODA 与东南亚国家开展经济外交，用狭隘民族主义帮助其实现经济大国梦。七八十年代，日本利用 ODA 积极参与调解柬埔寨问题的政治外交，用和平主义伪装掩饰其追逐政治大国的野心。ODA 越来越成为日本掩盖其外交政策真正意图的战略工具。     

韩国朴槿惠政府东北亚外交战略的调整及其影响

朴槿惠执政以来,韩国政府东北亚外交战略出现了显著变化,深化韩美战略同盟关系、探寻韩朝关系"新路径"、推进韩国与中俄战略合作、策略性"制冷"对日外交是其战略调整的突出表现。此项调整主要受国际体系、国家和决策者三个层次性动因的综合影响:东北亚地区权力结构的渐变、信任性国际机制的缺失、韩国与周边国家关系的发展现状、国家利益的现实需求、国家行为的舆论驱动、朴槿惠决策集团的外交理念及朴槿惠个人的文化情结等因素共同制约着韩国政府东北亚外交战略的最终指向。总体来看,朴槿惠政府正在探寻韩国东北亚外交的"黄金分割点",以使韩国获取更多的政治、经济及安全利益,其对东北亚地区尤其是中国产生的影响值得我们高度关注。     

日本的北极外交战略:参与困境与破解路径

日本作为近北极国家,一直密切关注北极圈地区的经济开发态势,并将北极问题纳入国家大战略的决策视野。日本北极外交战略主要由官僚、政客以及商业集团来决定。日本的非北极国家身份和二战战败国身份在相当长时间内难以发生根本性改变,这也使得日本在构建北极战略时,必然抛弃短期获得经济收益的功利主义思维,而转向构建参与北极圈经济开发的中长期综合规划。按照循序渐进的战略经营策略,采取多管齐下的参与路径,潜移默化地提升日本在北极治理中的知名度与存在感。     

日本“走入非洲”石油能源战略透析

非洲石油资源丰富且产油国经济是一种以石油出口为主的依附性经济,以及世界大国的全球石油能源博弈,是石油能源极度匮乏的日本出台"走入非洲"石油能源战略的主要原因.为实现"走入非洲"石油能源战略,日本对内联合和扶持国内大石油公司,改组合并石油公团,以提高其在非洲竞争的能力;对外则积极开展能源外交,建立并强化与非洲产油国的关系.     

朝鲜战争与日本的崛起

朝鲜战争对亚太地区国家尤其是日本的政治、经济、军事、社会发展都产生了重大影响,它是日本战后崛起的开始。以朝鲜战争为契机,日本恢复了国家的主权;走上了渐进的重整军备之路;不仅摆脱了经济的崩溃状态,而且为经济的恢复、发展奠定了基础。战后日本的崛起除了朝鲜战争提供的机遇外,还得益于日本外交的现实主义传统。以吉田为代表的战后日本领导人秉持只有务实的民族主义、没有原则的现实主义的外交政策,审时度势、抓住机遇,采取正确的因应对策,充分利用战后美国强权下的和平所提供的自由开放的国际经济秩序,制订了正确的国家发展战略,全面融入西方社会,不仅为日本的重新崛起提供了制度和政策上的保障,也提供了有利的国际环境,创造了"战败后再以外交反败为胜的例子"。     

冷战氛围下的日本经济复苏

二战后初期,美国为消除日本军国主义的军事潜力,对日本实施惩罚式的赔款政策。但以苏联为首的共产党阵营的扩大使美国将促进日本经济复苏与对抗以苏联为首的共产党阵营相结合,立足于将日本打造成亚洲的经济堡垒,促成了东亚资本主义经济体系的形成,使日本得以进入以美国为中心的太平洋经济圈。朝鲜战争以及朝鲜战争后美国的冷战思维为日本带来了大量特需订单,保证了日本经济的持续发展。     

对艾森豪威尔时期美国在不发达地区开展经济援助外交的历史考察

冷战时期美国对第三世界国家实施的经济援助外交是其遏制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尽管领袖个人因素和国内因素对美国外交政策选择起到一定作用,但美苏争霸的国际背景和对第三世界的争夺态势,从根本上影响着艾森豪威尔政府的战略考量和决策,因此美国在这一期间对不发达地区的经援外交经历了初期收缩援助——中期重视经援外交——末期加大援助力度这一起伏发展历程。尽管这一时期的经济援助外交成效并不明显,但推进和固化了美苏从意识形态战争到经济冷战的新边界,也为肯尼迪时期将发展援助确定为长期国策打下基础。     

浅析中美经济关系的建构

经济全球化已成为当今时代的一大趋势,本文试图以这一趋势为背景,对当前中美在经济领域中的合作与存在的一些问题,以及在将来如何进一步建构中美之间的经贸关系进行粗浅的探析。中美之间经济关系的发展经历了冷战期间与冷战后两个阶段,其间存在着一些协调与不协调因素,但总体上来说,中美之间的经济关系获得了巨大的发展,其发展的潜力有待于进一步的拓展与加深。对于中美之间经济关系所存在的一些问题,已通过中美战略经济对话的展开而得到了比较有效的解决。展望中美经济关系发展的前景,我们势必会看到中美经贸关系仍将在克服障碍中蓬勃地向前发展,并继续为中美关系提供强大的动力。     

新世纪日本对非政策及其战略意图

冷战结束特别是进入21世纪以后,非洲的地位与作用日益上升。随着国际形势的变化与本国经济的发展,日本也对其非洲政策进行了重新定位与调整,其对非外交呈现出积极姿态,对非洲国家的渗透力度进一步加大,以求全面增强在非洲的影响力。本文意在探讨日本对非政策调整情况及未来日本对非政策的走向,以便为中国发展对非关系提供一些借鉴和参考。     

在理想与现实之间:理解韩国外交

冷战结束以来,韩国外交一直处于理想与现实间的痛苦选择中,一方面,为韩民族的统一进程魂牵梦绕,另一方面又纠缠于朝鲜核问题和美韩冷战联盟,难以走出朝鲜半岛的冷战体制阴影。卢武铉总统2005年3月提出韩国要扮演“地区平衡者”的角色,是试图走出“理想—现实”外交困境的重大尝试,可惜遭到韩国国内的强烈反弹和以美国为首的国际舆论的打压,不得已在改弦易辙。因此,“地区平衡者”不是韩国外交的恰当定位,而怕是过于理想化了。本文从目前的韩美关系、韩中关系、韩日关系和南北关系各方面分析韩国外交的理想与现实矛盾,认为处于理想与现实之间的韩国外交其实是韩国社会在安全、政治、经济、文化等各领域理想与现实两股力量角力的结果。     

论亚太地区预防性外交的发展

冷战结束以后,预防性外交成为备受国际社会关注的处理安全问题的新方式。随着1994年东盟地区论坛的成立,亚太地区各国展开了预防性外交的大讨论。由于各国间存在着巨大的差异性,围绕预防性外交的基本概念产生了很大的争论。但是通过东盟地区论坛等多边合作机制的发展,在追求共识、求同存异的基础上,各方通过交流寻找普遍接受的共同原则,正在形成有亚太地区特色的预防性外交理论。     

由“硬”和平到“软”和平——论二战后澳大利亚的对日战略

澳大利亚是一个在太平洋战争期间遭受日本侵略的国家。战后初期,澳大利亚主张对日实施惩罚性措施,使其军国主义不至于死灰复燃,即所谓的硬和平。然而,美国在处置战后日本问题上的近乎垄断作用、亚洲冷战局面的加剧以及澳大利亚渴望与美国缔结安全防务条约,使得澳方不得不接受美国主导的对日软和平条约。澳大利亚对日战略的这一转变标志着现实主义逐步取代理想主义,成为其外交和防务战略的一个基本指导思想。     

新世纪以来日本外交特点与趋向分析

新世纪开始后 ,为了加速“普通国家化”进程 ,日本外交在理念和对策选择上都表现出了新的特点。在日美同盟、联合国外交和经济外交上 ,日本都把体现国家利益放到了重要位置上。客观分析这些新趋向 ,在确立对日外交方针上是必要的。     

霸权心态与人权异化——兼评美国的人权外交

美国的霸权心态源于清教文化中的使命观与"救世主心态",并由此演绎出诸如"负有传播先进文明、教化落后民族义务"的思维模式.基于美国特质文化的霸权心态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同意识形态斗争和冷战思维交织在一起,形成一套完整的人权外交理论.美国人权外交绝非出于利他性目的的,而是同其认知界定的国家利益(主权利益与强权利益)联系在一起,而且在大多数情况下,人权目标服务于国家利益.在霸权心态驱使下的人权外交实践实际上成了人权异化于其本质内涵的载体.美国人权外交的非策略性决定了人权异化的持续性.冷战后的国际现实进一步刺激了美国的霸权欲望,在可预见的将来,割裂人权概念的完整性与历史性、人权高于主权和人权双重标准等人权异化现象仍会长期存在.     

冻结资产与石油禁运——太平洋战争前美国对日本的经济制裁

太平洋战争爆发前 ,面对日本的扩张 ,美国逐步勒紧经济制裁的“缰绳” ,但出于大西洋优先的考虑 ,又不愿意过度刺激日本 ,以保持外交的“灵活”性。美国政府冻结日本资产以后 ,并没有打算实行石油禁运 ,但由于在冻结令的实施过程中 ,一个重要的“鹰派”人物———迪安·艾奇逊发挥了重要作用 ,使冻结资产演变成为事实上的石油禁运 ,从而完成了美国对日经济制裁的最后一环 ,也是最致命的一环。日本则以偷袭珍珠港作为回应 ,太平洋战争在 1 941年底爆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