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功能调控人口规模的实践效果反思

利用城市功能定位调控人口规模似乎是学术界为解决城市病开出的一剂良方,但实施效果并不显著,究其原因在于城市功能定位与实际发展存在巨大差距。进一步分析发现,自然和历史原因造成我国城市功能依附于行政功能而叠加,市场机制和政府考核机制的双重作用又强化了这种趋势,从而导致城市功能定位多是纸上谈兵,城市在实际发展中普遍存在"大而全"倾向,城市特色消失,产业发展趋同,本可以通过城市功能定位调控人口规模的理论机理在现实中失效。为此,提出改革政府政绩考评制度,减轻城市发展对经济规模的过分依赖,回归城市本色;剥离其他功能对行政功能的依附性,促进城市功能定位与产业发展的匹配;正确处理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创造积极平等的城市发展环境等相关对策建议。     

兴盛与衰落:明清四大名镇在近代的舛变

明清时期,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以行政等级网络为重要特征的中国城市体系派生出一种新形式——市镇;其中,景德、朱仙、佛山、汉口四镇最具代表性和典型性,被称为天下四大镇。四大名镇可分为资源开发型、资源开发加综合发展型和商品集散地型,其兴起具有部分共同的因素。近代以后,由于中国被纳入到世界资本主义市场体系中,传统的工商市镇面临各种冲击和挑战,四大名镇中的汉口由于特殊的地理位置,成为通商口岸,现代性因素快速增长,在多种因素的推动下较为顺利地实现了向近代新型城市的转型,最终与武昌、汉阳合为一体,成为全国特大中心城市;而朱仙、景德、佛山三镇却因自身优势条件的丧失,城市功能不能适时地进行调适、转型而逐步走向衰退。四大名镇在近代的分化和不同命运,折射出城市现代化转型的曲折。     

唐四镇地区基层行政治理研究——以于阗、龟兹两地村坊制度为中心的考察

唐朝对安西四镇地区的基层行政治理是非常有效的。出土文书证明,乡里村坊名称出现于四镇地区.村、坊实施区域有明确的城野划分,村的命名采用"自名"原则。这些事实表明,四镇地区县以下地方行政体制是随着羁縻州制度在四镇的建立而诞生的,唐代的地方行政体制已经渗透到了四镇的最基层。村民差役的催驱由武官负责,这表明该地区在基层管理方面的地方特色。考察四镇地区的基层行政建制,有助于我们全面认识四镇的性质,有助于判断四镇所属蕃州县的具体位置。     

强化青海城市经济功能研究

青海的城镇化在规模、结构和水平上都有待于进一步提升。本文认为青海城镇化率难以快速提高、城市规模难以扩大的重要原因是现有城市经济功能发挥不足,城市内部与城市之间缺乏功能互动、功能整合和功能协同,限制了城市经济的集化辐射作用,影响了城镇化步伐,并提出了对策建议。     

城镇化的结构变迁与新型城镇化的趋势

新型城镇化更加关注城镇化的质量提升和结构效率。从城镇化的构成来看,我国的城镇化不仅包括城市地区的城市化,而且包括镇地区的城市化。新世纪以来我国城镇化的结构变化特点表明:城市地区的城镇化依然是我国城镇化的主流,但是,镇地区的城镇化是我国城镇化快速发展的主要动力。我国人口向"城"和"镇"地区集聚的新变化和国际经验的研究结果显示:未来镇地区的人口增长将会继续超过城市地区的人口增长,然而,随着城市群和都市圈中心城市的转型发展和能级的提升,镇地区人口增长的极化现象将会加剧。新型城镇化迫切需要关注和解决城镇化进程中的"城"、"镇"二元结构差别,积极促进"城"、"镇"实现一体化发展,努力消除体制和制度性因素带来的城镇之间的歧视性差别,以推动城镇化的结构优化和健康发展。     

清代省会城市功能演进透视

我国自元代创设行省制度后,省会城市成为城市体系的中枢,系地方行政管理与控制的节点。清代以来从农耕文明向工业文明的转型,助推了我国省会城市从传统功能向功能多元化的发展演进,省会城市发挥着地方行政管理、发展区域经济、文化传播、新政改革、国家安全防卫等多元的功能作用。探析清代省会城市的功能演变,旨在深入研究演进的动力机制和演进轨迹,为当今城市的功能叠加与发展提供路径借鉴。     

树立结构生产力的发展观

长期以来,在我国社会经济生活中,发展生产力往往被简单地理解为经济总量规模扩张了,生产力也就上去了。我国经济发展的多次大起大落,地区之间产业产品结构趋同,中心城市功能薄弱……诸如此类的问题都在相当程度上起因于发展观欠科学。     

"专业镇"技术创新的制约因素及解决思路

"专业镇"作为一种新型的产业集群形态,其概念最早由广东学者于上世纪90年代中期率先提出.当时研究专业镇的目的是为了解决农村城镇化和农业产业化等问题.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发达省市的经济奇迹很大程度上得益于数以千计各具特色的专业镇的快速发展,这些星罗棋布的专业镇依托良好的区位优势、宽松的政策环境和成本低廉的加工制造模式赢得了较丰厚的利润和广阔的市场.综合审视发达省份专业镇的现状与未来发展之路,其后续的发展路径已经不能再拘泥于规模上的外延式拓展,而应注重通过技术创新逐步确定以技术和资金密集型为特色的新型主导产业,从而逐步培植专业镇未来的核心竞争力.完善政府在专业镇技术创新中的服务功能;激发专业镇企业的技术创新动力;加大专业镇技术创新的经费投入;厘清专业镇主导产业的技术定位等.     

大部制视野下的城市政府行政审批机构建构

从大部制的视野和"行政三分"机制的思路来审视,城市政府行政审批机构(行政服务中心)的建立和发展在建设服务型政府的目标和权力分离、制约的途径上与大部制改革的内涵和方向是契合的.城市政府行政审批机构经历了内设机构模式、协调机构模式和准实权机构模式三种.通过理念重构、机制优化、流程再造和机构变革等方式,可以摆脱现有三种机构模式的共同困境,破解部门利益阻碍的难题,进而可以实现城市政府行政审批机构的实权机构模式的建构.     

农业时代中国城市的特征

农业时代中国城市有以下几方面的特征 :城市主要以政治行政管理功能为主 ,未能在社会经济的发展中起到经济中心的作用 ;农业是城市发展的主要动力和制约因素 ,城市建立在小农业与家庭手工业相结合的自然经济之上 ,城市的发展以土地财产和农业为基础 ,农业始终在社会经济中占主导地位 ;城市总的数量较少 ,城市规模普遍较小 ,聚集力、吸引力和影响力较弱 ,辐射的范围较小 ;城市处于封闭与半封闭的状态 ,主要表现在城市内部空间布局的封闭和城市对外部的封闭等方面 ;城市具有强烈的规划性 ,但城市规划受政治的影响很大 ,以及城市的空间分布呈不平衡性等。     

近代东北地区汉族家族社会探究

自近代以来,东北地区已形成一定规模的汉族家族共同体。由于东北区域开发较晚,与关内相比较,东北地区汉族家族代际短、规模小、族产薄弱、祠谱粗陋、祠堂不普遍。随着汉族家族的别居、移入、迁出,家族居住形式由单一家族型、多姓亲族联合型,发展为杂姓混合型。尽管家族形态和规模小,但仍有一定的社会功能与管理特点:族长是"一族中之领率";以"习惯法"规范家族成员的行为;祭祖以墓祭为主,且很简单;族权对家族村落政权存在一定程度的渗透与控制。     

地方政府行政审批程序中存在的问题及对策

为适应加入世贸组织后政府职能的转变 ,目前从中央到地方都在进行行政审批制度的改革 ,但主要集中在减少审批项目 ,缩小审批范围 ,而对审批程序的规范相对薄弱。针对这种情况 ,我们采用了问卷调查与深度访谈的形式 ,对国内一些主要城市的 60多家企业和有关审批部门 ,就行政审批程序方面存在的问题及原因进行了调研分析 ,提出了解决问题的对策建议。可以预见 ,我国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发展方向必然进一步深化为行政审批程序的合法化、科学化、效能化     

包容性视角下公共文化服务均等化研究

农民工文化需求从公民权的解释中获得了合法性基础,保障农民工享有和城市市民同等文化权利是促进农民工社会融入及其市民化之前提。传统城市社区治理模式在空间、范围和内容等方面的封闭性与排异性,造成公共文化服务和管理体系"短路",农民工文化生活荒漠化。从公民文化权利的角度考量,城市社区被赋予更强的吸纳与整合的包容性治理功能,以常住地街、区级行政为主导,社区为平台,协同社会组织参与,是城市农民工公共文化服务均等化的制度设计和安排。     

我国乡(镇)政府体制存在的问题和对策

乡(镇)人民政府是我国政权系统中最低层次的国家行政机关.根据宪法和地方组织法的规定,乡(镇)人民政府承担着在本行政区域内领导和组织社会经济、政治、文化建设的职能.但是,由于历史和现实的原因,目前,乡(镇)政府体制不顺,职能不全.严重影响了其功能、作用的发挥.     

等级制和社会网络:社会场域中的权力与交换关系

支撑社会生活的种种力量或结构可以分辨出两类独特且关键的社会实践形式,前者是政治的或行政的等级制(adiministrative hierarchy),也就是一般所称的"科层制"或"官僚制"(bureaucracy);后者则专指微观水平中行动者的人际关系的建构和维持,又称社会网络(social network).在对基本概念作了清理之后,文章的重心将放在对社会网络和等级制两者之间关系实例的阐述上.论证的主要依据是笔者1997年夏天在山东省济南市B镇所作的乡镇行政实地调查资料,并以此来和丹麦人类学家0le Bruun描述20世纪80年代中期至20世纪90年代初期四川省成都市某商业街区城市个体户和当地条块管理机构之间关系的民族志,以及美国人类学家杨美惠对中国20世纪70年代以来主要发生在城市地区的"关系学"的研究作相互的印证和批评,以使我们理解社会关系网络和权力等级制的特征、作用机制和互动效应.     

城市化聚集效应和辐射效应分析

城市经济主导了国家的经济,城市化的进程、速度、水平是国家经济现代化发展进程、速度、水平的标志。城市化的聚集效应和辐射效应是城市化的主要功能,城市化的聚集效应以一定的人口和地域为基础聚集社会、经济、政治、科技、人才、信息等各种资源和优势,形成高效低成本强扩张的产业群。聚集效应主要有规模效应、近邻效应、分工效应、结构效应、城市"场效应"。城市与城市化的发展历程必然伴随着社会经济辐射效应的发挥,辐射效应通过产业结构的升级、产业链的延长、产业规模的扩张来实现,产业规模、产业结构的发展必然推动社会文明的整体发展。     

优化行政区划设置视域下的“强省会”建设：功能预期、实践形态与效能转化

“强省会”建设是各省围绕一定的经济社会发展目标和空间治理要求,运用一系列行政或经济手段扩大省会城市规模、促进经济增长、实现高质量发展的系统举措,在提升省会城市首位度、发挥资源集聚优势、实现区域均衡方面具有积极意义。行政区划作为国家权力和行政体制的空间投影,对其进行合理调整是各省推进“强省会”建设的重要手段。从行政区划设置与“强省会”建设的互动关系来看,优化行政区划设置的目标指向、实质内容、时代背景,为“强省会”建设提供了明确的功能预期,表现为促进区域协调发展、保障经济健康增长、加快公共治理创新。现阶段的“强省会”建设呈现四类优化行政区划设置的实践形态,即向上争取国家级新区、向下整合县级行政单元、对内完善市辖区空间结构、对外推动都市圈和城市群协同发展。根据区域协调发展和省域治理现代化的内在需求,推进新时期的“强省会”建设,应基于城镇化发展规律统筹行政区划改革,坚持政区规模扩展与发展质量提升相结合,以高效能空间治理切实增强人民群众幸福感。     

关于山西省城镇化的一些思考

山西省实际的城镇化水平是34.48%,城镇化滞后于工业化约16个百分点。山西城镇化存在的主要问题是:城镇体系规模等级结构不平衡,大城市空缺,中等城市发展迟缓,小城镇的总体规划滞后;重城镇行政管理体制级别的等级提升,而忽视了工业产业的集聚、规模的扩大和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镇的转移。并提出了对策建议。     

当代中国新媒体、城市动员与社会资本相关性分析

在行政改革开展了30余年的今天,"社会资本"和"社会动员"备受中国学者关注,但极少有学者关注过"当代中国新媒体、城市动员与社会资本相关性"这一问题。当代中国的新媒体在城市动员过程中的作用日益显著,在辨别传统媒体与新媒体、传统城市动员与新型城市动员的基础上,本文对当代中国新媒体、城市动员与社会资本三者之间的关系及相关性进行了分析研究。     

对推进城镇化建设进程的理性思考

实现农村的城镇化、农业的产业化和农民的市民化,是解决我国“三农”问题的必由之路。依法推进我国农村的城镇化建设,是解决“三农”问题的重要战略举措。一、城镇化滞后是产生“三农”问题的重要原因城镇化是指人口由乡村移向城市(镇),使城市(镇)人口数量增多或城市(镇)规模扩大,因而引起社会行为、经济活动等诸多方面发生改变的一种动态过程。城镇在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目前我国工业总产出的50%、国内生产总值的70%、国家税收的80%、第三产业增加值的85%、高等教育和科研力量的90%以上集中在城市。[1]随着农村非农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