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正规就业对居民收入的影响——基于PSM模型的实证分析

本文通过计量统计方法研究不同就业选择群体的收入,以客观数据直观反映非正规就业与其他就业形式的收入差异,呈现非正规就业这一就业形式对提升就业者收入的重要作用,使用倾向得分匹配法(PSM)对7955个不同就业类型的劳动力进行了收入ATT评估。研究表明:地区因素和原生家庭条件会极大影响劳动力未来的就业选择;无论何种形式的非正规就业(自雇型或者受雇型)都将显著增加无业人员的收入,创业型的非正规就业会明显增加正规就业者的收入。本文为提高就业者对非正规就业的重视程度,并为我国解决就业难、缓解低收入群体的民生困境、制定相应就业促进和安全保障政策提供切实可行的建议。     

居民家庭收入、住房租购与住房消费选择研究

利用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数据,并构建logit模型,分析了中国居民家庭收入对住房租购和类别选择的影响。二元logit模型和多元logit模型的回归结果表明：收入对居民家庭住房租购选择和住房类别选择均存在显著影响。其中,与西部相比,东部家庭收入的提高对其买房概率存在更大影响。与此同时,收入的提高会使中西部家庭提高选择更大户型住宅的可能性,而东部家庭则更倾向于大户型住宅。     

城市经济和家庭经济对城市居民幸福感的影响机制

为了综合考察城市经济和家庭经济对城市居民综合幸福感的复杂关系,调查了3192名来自于不同地区的城市居民,结果发现:主观幸福感、心理幸福感、社会幸福感和综合幸福感随家庭经济收入增长而提高,随城市经济增长而下降;家庭经济收入与三类幸福感和综合幸福感都显著正相关,而城市人均GDP与三类幸福感和综合幸福感显著负相关;家庭经济收入能够显著正向预测综合幸福感,但地区经济在家庭经济和综合幸福感之间起重要调节作用,即家庭经济对综合幸福感的解释率随地区经济水平提高而降低。基于此,政府应致力于提高居民的家庭收入,逐步平衡地区和家庭之间收入差距,这将对城市和社会的和谐发展具有一定的启示作用。     

非正规金融对农村家庭收入、消费水平的影响分析—基于对江苏1202户家庭的调查

分析非正规金融对农村家庭收入及消费的影响机理,并基于微观调研数据,利用工具变量分位数回归法(IVQR)进行实证检验,同时采用match估计平均处理效应的方法测算非正规金融对家庭收入及消费水平的影响程度,结果表明:虽然非正规金融借款主要用于生活消费,但其仍通过减少家庭消费资金对生产投资资金的挤占间接增加了家庭的生产投资支出,进而对家庭的收入和消费均具有显著的正向作用;由于非正规金融的存在,所有样本家庭平均增加的纯收入和消费支出分别为507.17元/人和661.37元/人,占其纯收入和消费支出均值的比重分别为2.68%和4.68%;对于向非正规金融市场借款的家庭,其所增加的纯收入和消费支出分别为528.33元/人和712.54元/人,占纯收入和消费支出均值的比重分别为2.79%和5.04%。     

半工半家:农村妇女非正规就业的解释

基于妇女就业的微观过程,从家庭整体性视角解读其就业模式及其劳动力配置的一般性意涵,立足武汉远郊村妇女劳工队的实践经验,发现嵌入非正规就业市场中的农村留守妇女践行半工半家的就业模式,表现为家庭事务优先,兼顾个人非农收入.这一就业模式是由非正规就业的在地化、灵活性与互助性形塑的,其根本上取决于妇女家庭角色分工及其家庭发展需求.半工半家作为农村留守妇女劳动力配置的新模式,是半工半耕结构的延伸,推动家庭现代化转型与城乡关系有机互动.基于此,需重新审视女性非正规就业问题,其不仅形成对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吸纳以维系社会稳定,同时作为新的家庭再生产模式成为城乡互动的弹性机制.     

发达地区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的家庭收入效应——基于山东潍坊的调查

基于2008年山东省潍坊市的农村家庭住户调查数据,构建一个半对数模型对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的家庭收入效应进行实证检验,研究表明：发达地区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数量与受教育水平有助于提高家庭总收入,非农经营活动对家庭收入影响最大;劳均耕地面积与农村家庭总收入之间成U型关系。其结论的政策含义是：提高农村家庭收入水平,关键在于政府普及农村教育培训;实施积极的就业政策和产业政策,促进农村劳动力个人创业和非农就业;逐步开展农地流转,实现农业规模化经营。     

对城市非正规就业概念理论思考

非正规就业具有解决城市失业、缓解城市内部社会矛盾的特性,因而在全球范围内受到学界和政府的普遍重视。ILO是推动非正规就业发展的主要机构,但在ILO推进非正规就业过程中,非正规就业的概念出现了泛化而导致定义模糊的现象。非正规就业概念泛化的主要原因是ICT的发展而导致非正规部门与正规部门之间的界限模糊;为了便于可操作性和可统计性,导致非正规就业标准多样;非正规就业本身与非法经济、家庭经济紧密相关性,导致这一概念复杂化。从理论上对非正规就业的思考和界定,有助于非正规就业本身的发展。     

数字金融改善了收入不平等状况吗？——基于创业的收入与就业效应研究

体现效率、促进公平的收入分配体系是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数字金融所推动的金融普惠对收入分配的影响是重大且深远的。从家庭（个体）与地区层面出发,探讨数字金融对家庭收入不平等与群体收入不平等（Theil指数）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结果表明,数字金融有助于家庭开展创业活动,通过创业的收入效应显著改善家庭收入不平等;数字金融有助于地区创业活跃度的提升,通过创业的就业效应显著改善群体收入不平等。异质性分析发现,数字金融更有助于农村家庭开展创业活动,实现了创收机会均等化,尤其是更有助于高人力资本或低社会资本的农村家庭通过创业实现家庭收入不平等改善。以创业的收入改善效应与就业带动效应为切入点,研究数字金融的收入分配效应,有助于推动我国共同富裕目标的实现。     

上海市创业扶持政策精选

什么是非正规就业劳动组织? 非正规就业劳动组织,是指组织上海市失业、协保人员、农村富余劳动力,通过开发社区服务业、家庭工业和工艺作坊等小型制作业、为单位提供社会化服务等进行生产自救,以获得基本的收入和社会保障的一种社会劳动组织。     

农村劳动力流动模式对家庭生活福利的影响——基于陕西、河南两省城乡随机调查数据的实证分析

利用2010年陕西、河南两省城乡居民迁移状况随机问卷调查数据,以农村家庭为研究单位,按照家庭主要劳动力职业变更情况和居住(就业)地变更情况,将农户分为四种流动模式:本地农业生产型、本地非农业生产型、季节性乡城迁移型和城市居民化型.在对四种类型家庭统计分析的基础上,评价了不同流动模式对家庭收入和生活满意度两个方面的影响.结果发现,农村家庭不同流动模式均能够有效提高家庭收入,进一步影响家庭生活满意度,但农村本地非农业生产型家庭和城市化型家庭收益较大,虽然临时性的劳动力流动增加了季节性就业迁移家庭的收入,但是不完整的家庭生活使得季节性就业迁移家庭生活满意度较低,进一步指出促进富裕且具有人力资本优势的农村家庭城市化是提高农村人口城市化进程,改善农村居民家庭生活福利的理想选择.     

家庭社会资本对大学生农村就业意愿的影响研究

实证分析研究家庭社会资本与大学生去农村的就业意愿、最低工资价位和职业选择的关系,结果表明:家庭社会资本对大学生去农村的就业意愿、最低工资价位和职业选择的影响显著。母亲的受教育程度、家庭年收入越高,大学生去农村的就业意愿越高;母亲的受教育程度越高、母亲的职业阶层越高,家庭收入越高,大学生去农村的最低心理工资价位越高;父母的受教育程度越高,大学生去农村更愿意选择从政。     

山西农户人力资本存量与收入关系实证分析

采用山西农村固定跟踪观察户资料,实证分析了农户家庭人力资本存量与家庭收入水平之间的关系,结果表明:户主为初中文化程度的家庭,人均纯收入由最高变化为低于高中户,而后依次为小学户和文盲半文盲户;农户家庭劳动力平均受教育水平越高,劳均纯收入也越高,且随着家庭综合教育水平的提高,教育投资的收入弹性呈递增趋势;接受职业教育和技术培训的农户家庭,其户均纯收入、经营性收入、总收入均高于未接受者,家庭中接受培训的劳动力数量越多,家庭收入越高。     

农村家庭户主人力资本存量与家庭收入关系实证分析

采用河南省农村抽样调查资料,实证分析了农村家庭户主人力资本存量与家庭收入之间的关系,结果表明:农村家庭户主的人力资本存量越高,家庭收入水平越高,家庭收入来源越广,家庭收入结构越合理;其中家庭工资性收入水平与农村户主人力资本存量之间的正向关系更为明显。     

金融普惠和京津冀家庭收入差距——来自CHFS数据的证据

改革开放近40年,家庭收入水平逐年增加,然而家庭收入差距也呈扩大趋势,京津冀地区金融普惠家庭比非金融普惠家庭的收入差距高出全国21.531元,家庭收入差距问题更为突出,严重影响京津冀地区协同发展和家庭幸福感,探求金融普惠和京津冀家庭收入差距之间的关系具有现实意义.文章基于2015年CHFS京津冀样本数据,在社区层面估计发现,京津冀社区金融普惠提高10个百分点,社区家庭收入基尼系数显著下降2.42%.在北京和天津地区,社区金融普惠对家庭收入差距没有显著的影响,在河北地区,社区金融普惠比例提高10个百分点,社区家庭收入基尼系数显著下降2.37%.进一步发现,京津冀金融普惠对各分位点家庭收入的影响随着分位点的提高而呈递减趋势,这是金融普惠降低京津冀家庭收入差距的内在原因.文章的政策含义是在京津冀地区,普及金融普惠能够缩小家庭收入差距,增强家庭金融发展协调性,增进家庭福祉,促进京津冀共同繁荣.     

农村家庭非正规就业的代际传递性研究

非正规就业是当前解决农村劳动力就业问题的重要途径。基于中国健康和营养调查(CHNS)2009年农村数据,采用递归双变量概率模型对农村两代劳动力非正规就业选择中的代际传递性进行分析。研究发现,影响两代农村劳动力非正规就业选择的因素存在差异,但两代农村劳动力在非正规就业选择中也存在一定的代际继承性。子代的就业选择明显受到父辈就业状态的影响。这意味着农村子代劳动力在非正规就业选择中缺乏相应的独立性。     

我国非正规就业的类型与发展对策研究

非正规就业现已成为我国劳动力市场的主体力量,学术界对非正规就业类型有各种分类.从就业群体这个新的视角,可把我国非正规就业群体分为城镇下岗职工、农村剩余劳动力、高校毕业生三种类型,通过对这三个群体的特点和非正规就业形式进行分析发现,三者都存在“自雇型”和“受雇型”非正规就业,但却存在很大的差别.高校毕业生倾向于通过自主创业或独立服务的形式主动选择非正规就业,属于“主动型”非正规就业.城镇下岗职工和农村剩余劳动力属于“被动型”非正规就业.因此,要有效管理劳动力市场实现充分就业就必须积极拓宽就业渠道,加强城镇下岗职工的就业服务,深化户籍制度改革,加强农村剩余劳动力职业技能培训,并激励和扶持高校毕业生自主创业.     

居民金融素养对家庭创业决策及其回报的影响研究

利用2013年和2015年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数据(CHFS进行两期面板分析,通过对居民金融素养与家庭创业决策和创业回报关系的研究发现,金融素养的提高增加了家庭选择创业的概率,并显著增加了家庭的创业回报。从家庭财富和融资约束两个角度分析了金融素养影响创业的传导机制,金融素养水平的提高增加了家庭财富,同时改善了家庭创业面临的融资约束,尤其是增加了家庭正规渠道贷款可得性。以上研究结论为理解金融素养与家庭创业的关系提供了实证证据,其政策含义在于政府应重视居民金融素养的提高,利用不同途径普及金融知识,激励家庭创业和推动就业市场稳定。     

非正规就业、未来预期与家庭消费结构——基于CFPS数据的实证分析

非正规就业会通过户主的未来预期影响家庭的消费结构与消费升级。以2014年、2016年和2018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数据为样本进行实证检验发现,非正规就业促进了家庭生活消费、其他消费以及消费升级,抑制了家庭理财消费,户主对未来的预期发挥了中介效应。进一步引入区域、城乡、性别和婚姻的异质性分析表明,非正规就业对家庭非理财消费的影响在中西部地区、农村、户主为女性和不在婚的家庭中更大,而对家庭理财消费的影响则在东部地区、城镇、户主为男性和在婚的家庭中更为突出。研究建议：重视非正规就业对家庭非理财消费的积极影响;在健全非正规就业对家庭消费结构影响的制度上,既要考虑全国的一般性,也要兼顾区域和城乡的差异性,提振居民消费信心,从而更好地提高施策效果。     

农户收入水平与宗教信仰:U型曲线假说及其验证

关于农户收入水平与信仰宗教之间的关系,存在着两种不同观点的争论.争论的焦点为:收入水平与农户信仰宗教概率间究竟是呈正相关还是负相关关系.提出收入水平与宗教信仰之间呈U型曲线关系的理论假说,进一步利用2010年全国农村固定观察点数据,使用零膨胀泊松模型和Logit模型对假说进行证实.基于模型回归的结果可知,家庭人均月收入处于1826~2921元区间的家庭的宗教信仰概率最低;人均月收入低于1826元时,人均月收入水平越低,该家庭信仰宗教的概率越高;当人均月收入高于2921元时,人均月收入水平越高,该家庭信仰宗教的概率越高.     

中国农户劳动力转移就业、土地流转及农业资本投入联合决策理论分析

在多要素联合决策的框架下,综合考虑劳动力损失效应和收入效应,以及就地转移和异地转移这两种不同转移就业形式的不同劳动力损失效应,建立了一个关于农户劳动力转移就业、土地流转及农业资本投入联合决策的理论模型,推导农户多要素最优配置行为的性质和特征。理论分析表明,任何一种生产要素市场报酬水平的提高,都会导致农户家庭农业生产要素投入减少,劳动力转移就业量与土地转出量增加;农户家庭农业生产各要素投入量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与劳动力转移就业量、土地转出量之间存在负相关关系,而劳动力转移就业量与土地转出量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劳动力就地转移与农户家庭农业生产的实际土地经营规模、资本要素投入之间的负相关性要弱于异地转移,与土地转出量之间的正相关性也弱于异地转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