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地产权正义实现的路径探讨

伴随工业化的快速推进和城市化的扩张,农地产权问题成为制约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问题。实现农地产权正义以保障农民的土地权益,是当前构建和谐农村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迫切要求。实现农地产权正义的基础条件是明晰农地产权主体,解决地权主体虚置、结构失衡和边界模糊问题;实体要件是充分赋权以弥补农民土地权利的缺失与不足;形式要件是完善农地产权证书形式与运行程序形式,解决已有产权形式存在的缺陷;目标要件是摆脱行政化的利益分配格局,代之以市场化的利益分配取向;行为关系要件是约束产权相关主体行为,防止农地侵权行为发生,以及被侵权后有可救济的实施途径。     

农地产权结构与农业绩效:一个理论框架

农地产权结构是农地产权在不同主体间的安排以及产权内部各项权利构成的总体反映。根据产权对经济绩效的一般作用机理以及转型期中国的实际,农地产权结构对农业绩效的影响可以概括为三个方面,即农地所有权结构对农业绩效的影响、农地承包权结构对农业绩效的影响以及产权内部权利构成对农业绩效的影响。这些影响主要是通过农地产权主体的土地利用行为表现出来的,特定的农地产权形式或不同的农地产权结构对权利主体的目标和行为产生影响,在这一影响下产权通过其激励约束功能、外部性内部化以及资源优化配置效应等,促使农地产权主体的相应行为向有利于增加产出、提高效率和降低成本等农业绩效提高的方向发展。     

农地纠纷中的乡村权力与权威——对一起农地纠纷的调查分析

本文通过对一起农村土地纠纷案例的调查分析,认为乡村公共权力与权威缺失是当下农地纠纷频发的基础性宏观体制根源.因此,以新农村建设为背景的乡村治理体制改革应该把出发点放在重构乡村公共权力与权威上,只有这样,才能消除不断出现的农地纠纷,维护农村的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     

中国大陆集体农地产权的现实困惑

中国大陆集体农地的确权颁证为稳定农村土地承包关系、促进土地经营权流转、发展适度规模经营奠定了重要基础。然而,现实生活中的许多事实,诸如农户撂荒承包地而集体无从禁止,承包、经营农地抵押贷款面临困境,以及承包农地继承问题初现端倪等,又表明集体农地产权尚存在某些界定不清、内涵不明的问题,从而导致了集体农地产权在现实生活中的若干困惑。从要在农村形成“归属清晰、权责明确、保护严格、流转顺畅”的现代产权制度这一改革目标看,迄今进行的改革还只是开了一个头。     

发达地区农地制度改革的动因、绩效与优化路径——基于宁波五县市的调查分析

基于宁波五县市农户的调查分析发现,发达地区伴随经济社会发展和产业结构的调整以及农村劳动力的大量转移,农民对土地的依赖减弱,但由于农村社会保障体制不健全,农民对于农地制度改革存在疑虑.农民的年龄结构和受教育程度是显著影响农民对于农地制度改革态度的重要变量.农村土地产权主体模糊、产权的稳定性较低、相关法律法规不健全,是影响农地制度改革绩效的主要因素.发达地区农地制度改革要点在于有针对性的制度设计,政策目标是农地利用的可持续性和农民土地权益的充分保护.     

集体产权制度改革推动了乡村治理的现代化吗?——基于产权科层的视角

集体产权制度改革与乡村治理现代化之间并非单向的线性关系，而是多层相关的循环关联，并且各产权科层之间具有相互嵌套性。随着集体产权制度改革的深入推进，“人地分离”现象更为普遍。与此同时，扩权赋能使外部主体不断介入集体内部，导致行政村、农民集体和集体经济组织三者的功能差异越来越明显，且重合度日渐降低。从产权科层嵌套的视角看，个体层次的权利叠消、集体层次治理主体的异质化、国家层次治理规则的虚置化等问题凸显。为了实现乡村治理现代化的目标，集体产权制度改革应采用动静结合、两权分离等方式对多元治理主体进行类型化赋权，在个体层次实现多元主体共建共治共享的治理目标；在集体层次应按需拓展产权的权能，并对村民权、成员权和股东权进行规范化分置，实现效率与协调的目标；在国家层次应对多元利益主体的权利以及多元治理主体的职能进行明确划分和界定，保障治理规则的实质性运行，从而实现乡村治理制度化和规范化的目标。     

产权主体与财务目标选择——基于格林柯尔系的案例研究

本文主要通过对财务目标相关文献的回顾,并结合企业契约理论,形成了基于产权主体效用目标函数的财务目标选择理论框架,再通过对格林柯尔企业案例进行整理和分析,以印证这一理论框架,同时得到相应的研究结论:存在理想的财务目标———企业价值最大化,但由于企业产权主体的信息不对称情形下的非合作博弈而在现实中难以执行,所以只存在于企业极限之中;财务目标受制于企业真正的掌控者的效用目标函数,这是客观事实;在承认这一事实时,企业对此并不是无所作为,可以通过加强公司治理结构,完善现代企业制度来约束和激励企业真正的控制者,使财务目标尽可能地接近最优化的管理目标。     

改革30年中国农地产权结构变迁:产权视角的分析

改革开放后,中国农地产权结构变迁极大地促进了中国农业增长.效率优先是中国农村土地产权制度改革的逻辑起点,这也构成中国农地产权结构变迁的基准点.1978年以后,中国农地产权结构沿着不断强化农民土地产权的方向演进,农民逐渐被赋予长期而有保障的土地使用权、土地交易权越来越自由、土地收益权越来越充分,这是中国农业持续增长的制度之源.中国农地产权制度进一步改革的方向应该是不断强化农民的土地产权.     

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中的乡村治理理论与实践

西方治理理论的引入为我国乡村研究提供了一个全新的研究方法,乡村治理因此在理论与实践中得以升华与拓展。可是,作为乡村治理模式的村民自治却遭遇了困境,政府主导与乡村社会自主性这两股力量的失衡制约了它的实际效果。然而,当前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提出给我国乡村治理带来了生机与活力,乡村治理机制的创新必将带来中国乡村社会的善治。     

产权、政府及经济市场化--债转股方案实施受阻的理论探讨

债转股方案的实施注定受阻.不同类型的产权主体之间及同类型的不同产权之间其产权交易具有市场效率,企业效益提高的答案应从企业自身组织效率提高和内部交易费用节约中去寻找.经济市场化条件下,国家强制力的运用应定向于促使社会产出最大化的目标.在个案分析基础上,本文归纳了市场约束下关于企业产权和国家功能的一般结论.     

人力资本产权与现代公司治理的互动性分析

现实中,人力资本产权的配置是一个优化的过程;动态性是公司治理的本质特性,本文明确提出了动态治理的合理内涵;并认为人力资本产权优化与公司的动态治理之间存在互动性关系现代公司动态治理过程是人力资本产权主体与非人力资本产权主体之间的产权博弈过程,本质上促进了人力资本产权优化过程;人力资本产权优化有利于实现有效的公司动态治理。这层内在逻辑关系为完善我国公司治理提供了一些现实启示。     

新时代乡村振兴背景下的农村道德建设

"乡风"作为中国农村伦理道德和文化发展的一个缩影,乡风文明与否影响着乡村治理的效果。在乡村治理现代化和乡村振兴号召下,乡风文明在家庭、经济、生态以及治理方面面临一系列道德失序危机,这给乡村振兴带来挑战。在乡村振兴背景下探讨乡村治理出现道德失序现象的根源,并从创新治理途径、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认同以及发展农村经济三方面对乡村治理作出展望,可以为新时期有效治理乡村和实现乡村社会和谐美丽建设提供借鉴。     

乡村振兴战略下农村产权抵押融资风险测度与防范机制——基于天津实地调查研究

"十四五"期间,乡村振兴战略全面推进.为缓解制约农业农村发展的资金不足"瓶颈",农村多元化资金供给格局已基本搭建,并逐步探索开展农村产权抵押融资.农村产权抵押融资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农户和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资金短缺难题,但随着农村产权抵押融资业务不断拓展,其存在的潜在风险也不容忽视.以天津市的实地调研数据为参照,从省际层面...     

乡村治理视野下农村思想政治教育的功能指向

乡村治理是乡村多元主体协同公共管理乡村的过程,它的根本目的就是实现农村社会的和谐稳定。思想政治教育作为一种客观存在的社会现象,与其他社会现象发生作用,在乡村治理中表现出特有的功能定位。思想政治教育在农村的深入受到多因素的影响,抑制了乡村治理主客体的成长与发展。为此,我们必须将农村思想政治教育与基层党组织建设相结合,加强乡村治理客体建设;将思想政治教育与农民实际需要相结合,助力乡村治理主体成长;将思想政治教育与农民的精神文化需求相结合,推进乡村治理和谐共生;将思想政治教育与农民的教育培训工作相结合,拓展乡村治理主体素质。     

土地整治纠纷之农民参与解决路径研究

土地整治纠纷表现为土地整治过程中各权益主体间的利益对抗或冲突,且伴随着农村社会结构和土地制度变迁呈现阶段性特征。土地整治纠纷多由农地产权细碎和利益分化所引发,并导致农地利用过程中的"反公地悲剧"。解决土地整治纠纷是一个庞大的、复杂的系统工程,既要结合当前土地整治纠纷的特征,构建适合当下、顺应社会结构变化趋势的多元化解决机制,又需要相关的政策支持和法律法规的不断完善,不仅涉及政策、法律之间的协调,也涉及解决途径之间相互转换和融通。要鼓励农民参与土地整治、土地流转等土地公共政策的制定,不断培养农村社会资本、依靠农民自治解决土地整治纠纷。     

劳动者产权：公有制改革的关键

以公有制为主体的市场经济中,劳动者不仅拥有自身的人力资本产权,而且还拥有了金融资本产权,作为独立的产权主体,自主地参与市场经济活动。由此极大地激发出了劳动者的主人翁精神,使以公有制为主体的经济重新焕发出生机和活力,在市场竞争中,不断发展壮大,从而为实现公有制与市场经济的有机结合,达到共同富裕的社会主义理想目标,打下了坚     

产权情景、社会信任与土地产权的社会认同

土地产权的社会认同表征了农户主观层面的产权实施强度,反映了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的协同性,对农地的有序流转和农村经济的健康发展均有重要意义。基于苏、赣、辽三省2379户农户的调查数据的实证结果显示,土地法律文书提高了土地产权合法性认同,村庄土地调整提高了土地产权合理性认同却降低了土地产权合意性认同;制度信任提高了土地产权合法性认同和合理性认同,但降低了土地产权合意性认同,人际信任则提高了土地产权合法性认同和合意性认同;较低的制度信任和人际信任强化了土地法律文书与土地产权合法性及土地调整与土地产权合意性之间的相关性。因此,应从公共治理、村庄自治和农户行为能力三个层面探讨提高农户土地产权社会认同的有效对策。     

住房产权异质性、住房财富与社区治理参与

社会治理模式要实现共建共治共享,落实社区治理的多方主体参与是微观基础,而这就要求激发社区居民参与社区治理的积极性。文章利用3个年度的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数据,从住房产权异质性视角剖析居民社区治理参与热情是否受其房产类型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房主较租户更愿意参与社区治理,但是拥有不同住房产权的房主的参与意愿具有明显的异质性。此外,房价上涨仅能显著提升完全产权(尤其是私有产权)房主参与社区治理的意愿,不影响共有产权房主的参与意愿,这为识别住房产权对社区治理参与的作用机制在不同情境下的差别提供了证据。文章的实证发现为坚持以“房住不炒”原则来治理住房市场提供了理论依据,也为完善住房保障体系提供了方向。文中验证的住房产权与社区治理参与之间的关联在具有不同特征的人群中存在差异。这提示我们应针对不同类型家庭制定差异性的策略来提高其社区治理参与意愿。研究结论为激发居民参与社区治理、构建社区多元主体互动合作的社区治理框架提供理论依据和实践参考。     

动能转换:农村土地产权制度改革与乡村振兴

在中国,农村土地的产权制度及其变迁服务于国家现代化发展战略。土地是农民最重要的生存资料和财产,土地制度的变化不仅事关农民、农业、农村的发展,而且事关治理绩效与乡村稳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中国农村的土地制度进行了两次大的改革,土地制度的“变动”引发了农民、农村社会要素能量的释放和能力的改变,实现了农村社会发展的“动能转换”。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乡村振兴重大战略,乡村振兴无论是产业发展、农民富裕,还是有效治理等都需要对农村土地产权制度做出适应城市化、市场化和城乡融合发展的变革,以赋予农民更充分的发展权和选择权。而承包地的“三权分置”和集体建设用地改革将给农村社会发展带来第三次“动能转换”,助力乡村振兴。     

社会稳定中的林农利益维护机制研究

集体林权制度改革以明晰产权为主体任务,这使得原本隐藏的林权纠纷等历史遗留问题爆发出来,引发了利益相关方政府、公司、集体和村民的诉求,对农村社会稳定构成了挑战。本文以福建永安为例,研究地方政府是如何借用"确权"过程中的民主和监督程序来统筹协调各方利益,建立了一系列的工作机制,维护和保证了农民利益,消除了社会矛盾,维护了农村的社会稳定。这对于研究农村社会管理中的社会稳定问题产生的影响具有重大理论和实践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