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南北朝得谥官员身份的重大转变——魏晋南北朝官员谥法、谥号研究(一)

魏晋之际结合爵位和现实功行(官品在五品及其以上)决定百官谥号的规定,取消了那些仅靠父荫为爵者得谥的权利,对"有爵则有谥"的古制是一种冲击。而魏晋南北朝时期得谥官员的身份也发生了变化,不仅生前有爵的官员可以得到谥号,生前无爵的官员死后也能得谥,这是中国古代官员谥法的一个重大变化。这一变化与魏晋南北朝时期爵制变化息息相关。东晋没有明确规定百官给谥的品级,南朝百官给谥资格可能经过从五品上调至三品的过程,而北朝也没有明文规定百官给谥的品级,实际的赐谥中,官员生前在职的功劳、德行更大程度地影响着得谥与否及其谥号的美恶。     

明代官员得谥因素探析

明代继承唐宋三品以上给谥的资格限制,但在实际运作过程中,明代官员得谥品级既有原则性也有灵活性:三品以上两京大员方能得谥的标准贯彻始终,而品行业绩特别突出的少数四品以下官员也可得谥。官员生前品行业绩是衡量其得谥与否的重要因素,业绩平常者概不予谥。个别一二品高官无善行而得美谥则最终不为社会所认可;四品以下的中低级官员因品行业绩特别突出而得谥,他们的所言所行符合传统谥法对立德、立言、立功方面的要求。明代中央集权制的强化使皇帝操控着官员得谥,其他因素诸如官员之间的恩怨、不同历史时期的政治背景、避讳等也会影响官员的谥号。总体而言,明代官员得谥因素既有对历史的继承,也是明代自身发展特点及具体人事干预等综合作用的结果,反映了官员谥号背后复杂的政治态势。     

关于唐代官员谥法运作的若干问题

唐代官员谥法在运作过程中,在请谥、拟谥的阶段存在具体执行、操作的官员群体不符合文献记载的现象,在驳议阶段存在谥号用字意义和字数的争论,在赐谥阶段受到了来自皇帝的较大影响,而正常程序之外的改谥则是对正常程序的延伸、补充,追谥则在皇帝的参与与否、是否可以追谥等方面也有很多正常程序所不具备的特点。     

宋代赠谥资格再探

宋代赠官扩大了赠谥的范围,对赠谥资格可谓有力的补充和完善。宋代赠官与赠谥都是对官员身后盖棺定论的重要评价,二者有着十分紧密的关联。宋代赠谥资格有所变化,宋初至宋真宗景德年间文武官阶至正三品、宋真宗大中祥符年间至元丰改制文武官阶至正三品与赠官至正三品、元丰改制后至南宋寄禄官阶或武官阶至正三品与赠至正三品者均可得谥。与此同时,宋代也存在部分官员官品未至上述标准因特殊原因而获得谥号者。从宋代文官、武将、宦官赠官出发,可知赠官达到一定级别可以赠谥。赠官与赠谥对宋人具有强大吸引力,是宋朝时代价值观的一种体现。     

中国古代谥号与谥法评述

说法与谥号做为维护封建统治制度的一门见学有其发生、发展与衰亡的过程。谥号的种类、谥法的规定等也较为繁复，但它终究是为了说明与美化封建制度的产物，如今已成了一种历史文化现象。研究谥法与谥号有助于中国古代文化史、历史人物评价、历史文献整理的研究，不可忽视。     

春秋时期谥法行用考——以周王及鲁、齐等八诸侯国之国君为考察中心

谥法制度是中国古代一种重要的礼法制度,至春秋时期逐渐制度化.周天子及诸侯国君所上谥号有美谥、恶谥与平谥等三种类型,且以一字为常.尽管谥号“累生时之行而谥之”,但春秋时期诸侯国君的谥法行用仍大量名不符实,所上谥号美化色彩浓厚,且符合程度诸侯国间并不均等,鲁、晋较高,而楚、齐、郑较低.究其原因,既有规定不严格、各国标准不同等因素,又有着个人感情偏向,后继者有意地隐恶溢美,或人为抹黑而故意给予恶谥.     

谥法起源浅析

谥是中国历史上的一种文化现象,谥法是古代重要的典章制度,然而谥法的起源却是久分未决的学术问题,通过列举自古迄今关于谥法起源的各种观点,依据甲骨文、金文、传世的古文献等大量资料,多角度地分析考证了谥法产生于周初,“文王”是我国古代第一个谥号。     

先秦《谥法》行用考

西周初期多美谥,谥号之有善恶自周昭王、鲁炀公始.春秋时期,儒家更加强调谥法的褒贬原则,谥法成为维护封建礼教的工具.战国时期,谥法显扬功绩的作用加大.从先秦主要人物谥号行迹与《谥法》之对照看,除“昭”、“懿”、“夷”三谥字外,其余皆相符,且同谥者,行迹相似,善恶相当.     

抗金名将韩世忠与夫人梁红玉事略

北宋末年和南宋初年,由于朝政腐败和金兵入侵,形成中国历史上少有的一个大动荡时期,同时也是民族矛盾空前上升的时期。面对金兵的不断南侵,宋朝统治阶级内部涌现出了一批以国家民族利益为重,主张领导人民起来坚决抗金的杰出人物。其中韩世忠和夫人梁红玉,夫妇双双为国宣劳,并肩战斗,坚持抗金二十年之久的爱国事迹,更是别具一格,与众不同。这在中国长期的封建社会歧视妇女的历史中确是不多。后人为怀念他们夫妇二人的崇高精神,将他们的爱国事迹编成故事或戏剧,加以传唱歌颂,历     

唐代官员驳谥的类型、原因和作用

唐代官员驳谥主要有谥字是否恰当、单复谥之争、是否追谥、是否避讳等四种类型;唐代官员驳谥普遍化产生的原因有唐代政治相对开明、部分礼官的贪腐、部分逝者家属的论枉以及官员对给谥依据的不同看法等;唐代官员驳谥不仅对维护唐代等级统治有一定的作用,而且对澄清唐代吏治也有一定的积极作用。     

简论宋代画院的艺术成就

宋朝在建国之初就设立了翰林图画院,先后集中了社会上的名手及五代时的西蜀、南唐两地的画院画家。宋代皇帝又都不同程度地爱好书画,重视画院建设,因此画院体制逐渐完善、规模不断扩大,尤以徽宗时最为突出,成为古代宫廷绘画最为繁盛的时期,南宋画院则沿袭了北宋画院的体制。     

对两宋时期和亲理念的初步考察

在中国古代历史上,绝大多数朝代都有和亲或具有和亲性质的联姻关系,只有宋明两朝没有与少数民族政权和亲。从表面来看,由于宋、明没有实行和亲,似乎使中国古代和亲历史中断了两个朝代,其实则不然。仅就宋朝而言,既有部分大臣对历史上的和亲问题作过反思与评论,又有君臣讨论如何应对辽及西夏的求亲,也有大臣就和亲问题与辽进行外交谈判。两宋时期的大臣大都借助对历史上的和亲的反思与评论而阐述自己的民族关系主张。大致说来,北宋时期的大臣对历史上的和亲大都持肯定或基本肯定的态度,而对现实的和亲则大都持反对意见;南宋时期的大臣大都对和亲持否定态度,以评论和亲而反对南宋与金议和。他们所谈论的和亲,多数指两个政权的通婚,有时也指议和。两宋时期的和亲概念,无论是其内涵还是性质,都已发生了变化,与汉唐时期和亲的概念有很大差异。所以,对两宋时期出现的和亲,切不可全部以通婚视之。宋辽之间就和亲问题的外交谈判,充分体现了当时宋朝君臣对和亲问题的认识程度。北宋之所以拒绝辽和西夏的求婚,主要在于宋朝君臣的民族偏见,他们把和亲政策与伦理道德对立起来,从体面、尊严等方面审视和亲,提出“和亲辱国”的极端看法。加之辽在开始时明确要求宋朝皇帝的女儿出嫁,进一步加重了宋朝君臣的心理负担和羞耻感。宋朝的“和亲”概念及和亲理念,丰富、发展和深化了中国传统的和亲思想,是中国古代和亲历史的重要组成部分。     

政治演变与个人抉择:从抗金统帅到投金叛臣的杜充

南宋初年的杜充,先以守御两京获得抗金名臣的声誉,后以宰相身份统率各路宋军在防守长江时主动降金。这一骤然转变的直接原因是宋军将帅不听调遣,令他陷入孤军作战的境地而导致失败,促成其投金的抉择。但更为根本的动因在于,杜充的抗金主张与日益保守的朝政路线发生了激烈对抗,以致无法与当时的政治相兼容。杜充前后截然相反的人生选择,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南宋初政治演变的轨迹。     

东汉的私谥问题

东汉时代私谥盛行,获谥者可分为隐逸者、去官或致仕者及部分在任官吏,他们皆通晓儒术。命谥者除门生、故吏外,还包括地方长吏和外戚在内的现任官吏、国人与乡人等。赠谥原则亦依据儒家经典及古义,谥号因身份不同而有不同。私谥的流行与谥法制度的封闭、刻板,士人重视声誉,以及士族发展等因素有关,它反映了士大夫集团与皇权之间的离心倾向。     

宋朝官员印纸批书制度探究

宋朝政府对各级各类官员普遍颁发印纸,用于记录其入仕之后的阶官升迁、履行职责情况和功过奖惩等,这种官员印纸批书制度在宋代实行时间长、使用范围广,是宋朝考核官员的一个基础性的环节。对于政府而言,印纸批书不仅是了解各级官员业绩和各地各部门情况的重要信息渠道之一,也是对官员磨勘升迁、注授差遣所依据的重要文书档案。对官员个人而言,它则关系到其在官场上的升迁或贬降。因此,宋朝对官员印纸的发放、印纸批书内容和批书者的责任追究都有明确规定,但宋朝官员印纸批书制度在实际执行过程也存在不少问题。     

北宋末开封的陷落、劫难和抗争

北宋都城开封易守难攻,但金军南下,很快却失守了。金军采取诱降和填平护龙河等策略,而宋朝统治集团缺乏应对能力、腐败无能,甚至迷信骗子郭京的所谓六甲神兵,终致开封陷落,使一代名城惨遭荼毒。在此过程中,宋朝一些官员甘当金军的帮凶,其行径极其卑劣。     

宋代官员回避制度研究

宋代是官员回避制度的成熟时期。宋代回避制度对官员有着严格的限制,从官员科举入仕到任职期间的人事调动和任免等都给予了明确规定,其具体内容表现在以下六个方面。一是科举回避。宋仁宗时期,科举回避制度得到发展;南宋时期,明确规定参加科举考试之人要回避在当地为官的亲属等人,而且对各地的解额也做出了严格规定,完善了回避制度;宋孝宗时正式将科举回避的规定写入省试条法之内。二是籍贯回避。宋太宗时期,下诏登记官员户籍,开始实行籍贯回避制度;宋真宗时期,针对特殊的地域状况,放松了对官员任官籍贯的限制;宋神宗时期,规定不得任用本地人为官,以免出现割据作乱的情况;南宋时期,为解决大批南迁官员的人事任用问题,重申籍贯回避制度。三是亲属回避。宋真宗时期,规定经略安抚司和监司等官,在同一个地方任官者须避亲。宋朝荐举人才时,也须回避亲属。四是同年回避。宋朝建立之初,司法案件的检查、勘验者与审判者,如果是科举同年的关系,需要回避。宋真宗时期,朝廷又规定:司法官员只须回避同年同科者,同年不同科者不在回避的范围之内;随后,又取消了既是同年又是同科及第官员互相回避的规定。五是司法回避。宋神宗时期,回避制度的范围有所扩大,实行了司法回避,南宋时期司法回避得到了严格的执行。六是同僚不和回避。宋神宗时期,同僚不和也在回避的范围之内。宋朝官员回避制度,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地方势力的发展,加强了中央集权,对澄清吏治和减少腐败也起到一定作用,但由于受到皇权和权臣的影响,其执行难以尽善尽美,也没有改变宋代吏治腐败混乱的局面。宋代官员回避制度对今天的人事任职有重要的借鉴意义,我们要以史为鉴,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以发挥回避制度的积极作用。     

和尚原和仙人关之战述评

和尚原和仙人关两次惊心动魄的大战,为南宋初抗金战争的重要战役。本文拟就这两次大战和吴玠的军事成就,作些介绍和评价。北宋末,当金军破开封,驱虏徽、钦二帝北上之际,其实仅仅夺据了河北和河东的部分州县。南宋初,因宋高宗为首的小朝廷推行降金苟安的路线,主战派李纲的贬斥,宗泽的辞世,遂使沧海横流的局面难以收拾。自建炎元年(1127)迄三年(1129)间,金军节节推进,宋朝丧失了陕西以外的北方大部分土地。至建炎四年(1130),宋金对峙的形势又发生复杂的变化.一方而,兀术渡江南侵,企图一举灭宋的军事行动失败,金军遭受一系倒打击,最后被岳家军逐出建康,在长江天堑以南不存一兵一卒。绍兴元年(1131),张荣领导     

从县的密度与官民对比看宋代冗官

冗官不是宋代独有的现象,但在宋代表现尤为突出。宋代冗官问题集中表现于机构设置(以县为例)太多和户口数与官员数对比值太小两个方面。在两宋时期,冗官问题发展过程是,始现于太宗朝,蔓延于真宗朝,而恶化于仁、英两朝,缓和于神宗朝,泛滥于哲、徽宗,造极于南宋之时。在宋朝各路,北方地区冗官问题比南方地区普遍严重,而经济落后地区(如利州路、梓州路)往往是冗官问题的“重灾区”。     

试论张元干及其爱国诗词

爱国词人张元干,是我国南宋前期的重要作家。他长期坚持抗金,反对和议,坚持统一,反对分裂,在反对以汉奸卖国贼秦桧为头子的主和派的斗争中,写下了不少闪灼着爱国主义光辉的诗词。他这些爱国主义杰作,生动地记录了当时以坚持抗金还是醉心和议为中心的和战两条不同路线的斗争历史,深刻地反映了南宋时代广大人民群众和爱国将士高涨的爱国热情,其中有些作品千百年来一直为人们所传诵。但是,过去有些人说他“学尊元祐而诋熙宁”①;而“四人帮”横行时,一反过去的评论,又试图给他戴上“尊法反儒”的帽子,这些都是对张元干的极大歪曲。今天,我们用马列主义观点和方法重新研究他这些作品,并给以科学的评价,对继承我国古代文化遗产,无疑将具有一定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