谥法起源浅析

谥是中国历史上的一种文化现象,谥法是古代重要的典章制度,然而谥法的起源却是久分未决的学术问题,通过列举自古迄今关于谥法起源的各种观点,依据甲骨文、金文、传世的古文献等大量资料,多角度地分析考证了谥法产生于周初,“文王”是我国古代第一个谥号。     

关于唐代官员谥法运作的若干问题

唐代官员谥法在运作过程中,在请谥、拟谥的阶段存在具体执行、操作的官员群体不符合文献记载的现象,在驳议阶段存在谥号用字意义和字数的争论,在赐谥阶段受到了来自皇帝的较大影响,而正常程序之外的改谥则是对正常程序的延伸、补充,追谥则在皇帝的参与与否、是否可以追谥等方面也有很多正常程序所不具备的特点。     

魏晋南北朝得谥官员身份的重大转变——魏晋南北朝官员谥法、谥号研究(一)

魏晋之际结合爵位和现实功行(官品在五品及其以上)决定百官谥号的规定,取消了那些仅靠父荫为爵者得谥的权利,对"有爵则有谥"的古制是一种冲击。而魏晋南北朝时期得谥官员的身份也发生了变化,不仅生前有爵的官员可以得到谥号,生前无爵的官员死后也能得谥,这是中国古代官员谥法的一个重大变化。这一变化与魏晋南北朝时期爵制变化息息相关。东晋没有明确规定百官给谥的品级,南朝百官给谥资格可能经过从五品上调至三品的过程,而北朝也没有明文规定百官给谥的品级,实际的赐谥中,官员生前在职的功劳、德行更大程度地影响着得谥与否及其谥号的美恶。     

先秦《谥法》行用考

西周初期多美谥,谥号之有善恶自周昭王、鲁炀公始.春秋时期,儒家更加强调谥法的褒贬原则,谥法成为维护封建礼教的工具.战国时期,谥法显扬功绩的作用加大.从先秦主要人物谥号行迹与《谥法》之对照看,除“昭”、“懿”、“夷”三谥字外,其余皆相符,且同谥者,行迹相似,善恶相当.     

明代官员得谥因素探析

明代继承唐宋三品以上给谥的资格限制,但在实际运作过程中,明代官员得谥品级既有原则性也有灵活性:三品以上两京大员方能得谥的标准贯彻始终,而品行业绩特别突出的少数四品以下官员也可得谥。官员生前品行业绩是衡量其得谥与否的重要因素,业绩平常者概不予谥。个别一二品高官无善行而得美谥则最终不为社会所认可;四品以下的中低级官员因品行业绩特别突出而得谥,他们的所言所行符合传统谥法对立德、立言、立功方面的要求。明代中央集权制的强化使皇帝操控着官员得谥,其他因素诸如官员之间的恩怨、不同历史时期的政治背景、避讳等也会影响官员的谥号。总体而言,明代官员得谥因素既有对历史的继承,也是明代自身发展特点及具体人事干预等综合作用的结果,反映了官员谥号背后复杂的政治态势。     

清代谥法中的特谥、追谥和夺谥

本文通过对特谥、追谥和夺谥的论述,探析了清代谥法的特点。谥法作为王朝政治统治的重要工具,统治阶级倡导某种价值取向和道德标准,或者在某个特定的时期表明政府的某种态度,都可能通过谥法来实现。谥法在清代社会政治生活中占有较重要地位,因而社会和政治的重大事件,都会在谥法中有所反映。     

《逸周书·谥法》时代辨析

依据古文献和社会历史发展的规律 ,对《逸周书·谥法》时代进行了辨别、分析和考证 ,最后得出结论 :现存《逸周书·谥法》是春秋初期在周初《谥法》的基础上增益、修改而成的     

唐代官员驳谥的类型、原因和作用

唐代官员驳谥主要有谥字是否恰当、单复谥之争、是否追谥、是否避讳等四种类型;唐代官员驳谥普遍化产生的原因有唐代政治相对开明、部分礼官的贪腐、部分逝者家属的论枉以及官员对给谥依据的不同看法等;唐代官员驳谥不仅对维护唐代等级统治有一定的作用,而且对澄清唐代吏治也有一定的积极作用。     

清代谥法制度的来源与确立

清代谥法制度是继承历史上确立并在历史各个朝代发展中不断变化的谥法制度,文章探讨了谥法制度是如何产生和发展,如何被清代继承和改变,其内容在使用的过程中发生了怎样的变化,出现了怎样的特点。     

宋朝以赃致罪法略述

宋朝的计赃论罪法 ,具有明显的因袭唐律的特征 ,但因唐宋社会的变迁 ,宋代的计赃论罪法亦发生了不同程度的变化。其变化趋向主要表现在对“强盗”、“窃盗”赃罪惩罚的趋于加重 ,对官吏贪赃罪处罚的由重趋轻 ,约“六赃”坐罪范围的扩大 ,征赃法、计赃法、平赃法的日趋完善。宋朝计赃论罪法的这些变化 ,亦展现出宋朝法律变化的时代特征。     

宋朝官员印纸批书制度探究

宋朝政府对各级各类官员普遍颁发印纸,用于记录其入仕之后的阶官升迁、履行职责情况和功过奖惩等,这种官员印纸批书制度在宋代实行时间长、使用范围广,是宋朝考核官员的一个基础性的环节。对于政府而言,印纸批书不仅是了解各级官员业绩和各地各部门情况的重要信息渠道之一,也是对官员磨勘升迁、注授差遣所依据的重要文书档案。对官员个人而言,它则关系到其在官场上的升迁或贬降。因此,宋朝对官员印纸的发放、印纸批书内容和批书者的责任追究都有明确规定,但宋朝官员印纸批书制度在实际执行过程也存在不少问题。     

春秋“私谥”研究

私谥在春秋时代是一种特殊的文化现象。春秋时代私谥有两种表现形式:一是诸侯薨逝后未向周王请谥而由其臣子拟谥;二是民间对无爵者私自拟谥。这两种私谥的出现有着特殊的历史背景,并对后世的私谥文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宋朝皇帝对官员的节日物质赏赐

宋朝皇帝对官员的节日物质赏赐,是欢庆节日的重要组成部分。在节日中,皇帝对官员赐服、赐宴、赐花,还赏赐不同的节令食物、用品,日常生活中常见的饼、糕、粥、扇、桃符等都在赏赐之列,可谓赏赐内容丰富。皇帝对官员的物质赏赐增添了节日喜庆气氛,联络了君臣感情,亦体现了官员尊卑等级。节赏是政治行为,也折射出当时的国家财政状况。     

东汉的私谥问题

东汉时代私谥盛行,获谥者可分为隐逸者、去官或致仕者及部分在任官吏,他们皆通晓儒术。命谥者除门生、故吏外,还包括地方长吏和外戚在内的现任官吏、国人与乡人等。赠谥原则亦依据儒家经典及古义,谥号因身份不同而有不同。私谥的流行与谥法制度的封闭、刻板,士人重视声誉,以及士族发展等因素有关,它反映了士大夫集团与皇权之间的离心倾向。     

宋代赠谥资格再探

宋代赠官扩大了赠谥的范围,对赠谥资格可谓有力的补充和完善。宋代赠官与赠谥都是对官员身后盖棺定论的重要评价,二者有着十分紧密的关联。宋代赠谥资格有所变化,宋初至宋真宗景德年间文武官阶至正三品、宋真宗大中祥符年间至元丰改制文武官阶至正三品与赠官至正三品、元丰改制后至南宋寄禄官阶或武官阶至正三品与赠至正三品者均可得谥。与此同时,宋代也存在部分官员官品未至上述标准因特殊原因而获得谥号者。从宋代文官、武将、宦官赠官出发,可知赠官达到一定级别可以赠谥。赠官与赠谥对宋人具有强大吸引力,是宋朝时代价值观的一种体现。     

《左传》“声”谥考析

《左传》中以＂不生其国＂阐释所有＂声＂谥人物,明显不妥。本文以＂闻其谥,知其行＂为出发点,通过对《左传》所载＂声＂谥者行迹的分析,认为除《逸周书.谥法解》所释外,还应该有＂声名远播＂和＂有声无实＂之义。     

汉唐“私谥”文化简论

“私谥”是汉唐时期体现师生关系的一种特殊文化现象，其礼仪内容和形式大体形成、定型于汉唐。这种介于国家礼典和民间礼俗之间的“私谥”在较大程度上体现了汉唐时期“师”阶层在文化地位与政治影响间的尴尬。     

春秋时期谥法行用考——以周王及鲁、齐等八诸侯国之国君为考察中心

谥法制度是中国古代一种重要的礼法制度,至春秋时期逐渐制度化.周天子及诸侯国君所上谥号有美谥、恶谥与平谥等三种类型,且以一字为常.尽管谥号“累生时之行而谥之”,但春秋时期诸侯国君的谥法行用仍大量名不符实,所上谥号美化色彩浓厚,且符合程度诸侯国间并不均等,鲁、晋较高,而楚、齐、郑较低.究其原因,既有规定不严格、各国标准不同等因素,又有着个人感情偏向,后继者有意地隐恶溢美,或人为抹黑而故意给予恶谥.     

论秦汉时期"公"谥称谓的社会内涵

秦汉时期,“公”谥称谓经历了由废除到复兴的历史变迁。“公”谥称谓的社会内涵是由秦汉时期政治思想文化背景决定的,而社会的变革又直接影响着“公”谥称谓的变化。     

宋朝的礼乐教化

宋代统治者为了加强对各阶级的统治,通过提倡天命论、宣扬正统论、旌表义门、禁谶纬之书等措施,强化礼乐教化,维系统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