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论罪刑法定原则

本文在对罪刑法定原则的历史和发展进行探讨的基础上,提出该原则的合理内核是"法制原则(合法性原则)",这样的表述将会有助于中国刑法真正走上民族化、现代化的发展之路.     

浅论罪刑法定原则

罪刑法定原则，又称罪刑法定主义，其基本含义有二：即法无明文规定不为罪，法无明文规定不处罚，简称“法外无罪，法外无刑”。它强调定罪量刑必须有一个客观的、为人们悉知的法律标准，从而更好地保护人民的合法权利，更好地打击和预防犯罪。1997年3月14日八届人大五次会议通过的《刑法》修正案的第3条规定：     

宪政:罪刑法定原则的基础

宪政是为了人民福祉而进行的更为正义的人类秩序谋划.只有法律才能为犯罪规定刑罚,而法官只能根据法律规定认定犯罪且处罚犯罪,这是罪刑法定原则的宪政诉求.宪政的重点是制约权力,罪刑法定原则在宪政理念的指引下担负着保障人权的重要职能.     

我国刑法罪刑法定原则的完善

我国刑法第三条规定了罪刑法定原则 ,而罪刑法定原则的必备内容———新法效力不溯及既往却不能从我国刑法第三条的规定中自然得出。我国刑法对罪刑法定原则的表述存在着不足 ,而这种不足可能会导致今后立法上的权限不清 ,故应予以完善。     

略谈罪刑法定原则在司法实践中的几个问题

本文从罪刑法定原则的含义出发,对其形式理解和实质理解进行了比较分析,在此基础上兼收并蓄了各自的合理成分,全面深入的理解其真正内涵,并对中国司法实践中的一些问题提出了建议。     

国际刑法中罪刑法定原则新论

我国以往对于国际刑法中罪刑法定原则内涵的界定只涉及到实体意义,不涉及程序意义,是对罪刑法定内涵的误解。从其作为宪法原则的地位、本身内涵以及国际刑法二重性的要求来看,罪刑法定都应当包括实体法和程序法的双重含义。国际刑法中实体意义罪刑法定的主要内容是"法无明文规定不为罪,法无明文规定不处罚",程序意义的罪刑法定的主要内容是正当程序原则,包括程序的合法性和国际刑事审判机构的合法性。     

论罪刑法定原则的立法与司法实践

１９９７年修订刑法在全面总结１９７９年刑法实施以来司法实践经济的基础上,借鉴国外刑事立法的经验和发展趋向,将罪刑法定原则立法化,为全面彻底衽罪刑法定原则提供了坚实可靠的保障。但仍存在一些不足,有待进一步研究解决。     

罪刑法定原则及其在中国的实践

罪刑法定原则是资产阶级反对封建刑法罪刑擅断主义的产物,已为大多数国家宪法或刑法确认并反映到一些国际法文件中,成为现代刑法最基本的原则。新中国成立后,我国刑事立法对罪刑法定原则长期付之阙如。新刑法在总结我国刑事立法经验的同时,顺应时代潮流,废除了类推制度,并对罪刑法定原则作了科学的明文表述,这对完善我国刑事法律及加强我国民主法制建设均具重要意义     

罪刑法定原则法典化再思考

1997年新刑法颁布 ,罪刑法定原则在法学界多年疾唤后终于在法典中确立 ,实行多年的类推制度也因与罪刑法定原则相悖而被废止。可是 ,社会现实的纷杂与法律的滞后与不周延带来的问题仍然存在并亟待改观 ,故在罪刑法定原则的基础上提出建立刑事判例制度以弥补这一界隙是必要的。     

从罪刑法定原则出发考察我国犯罪构成

犯罪构成是罪刑法定原则在司法中得以实现不可缺少的理论工具,其构建应该围绕准确判断某一事实在客观行为和主观罪过两方面与某罪的刑法规定是否一致而进行。罪刑法定原则在立法上的先天不足决定了在司法中运用犯罪构成判断客观行为时必须先进行事实判断,再进行价值判断。通过考察发现,我国犯罪构成的基本框架不必重构,对我国犯罪构成要件功能需要进行重新认识。     

罪刑法定原则之诠释与解读

罪刑法定原则具有历史性和有限性,因此,这个原则只能作为相对真理来解读,这并不意味着对法律文本作相对主义的理解.法律本身的实践性品格决定了罪刑法定原则的开放性,但是,这种开放性有其客观基础和条件,而非主观的随心所欲.     

罪刑法定原则视野下刑讯逼供罪的立法完善

罪刑法定原则是刑法的生命,它贯穿于刑法的始终,是法治在刑事法领域中的集中体现。刑法分则中的所有罪名都应该符合罪刑法定原则的要求,从罪刑法定原则的视角看刑讯逼供罪的现行规定,发现刑讯逼供罪的规定有违罪刑法定原则的两项内容:明确性原则和禁止不均衡的刑罚。笔者以此为出发点探讨刑讯逼供罪的立法完善。     

论罪刑法定原则的实现

1997年刑法确立了罪刑法定原则。这一原则的确立 ,完善了我国刑法典 ,这无疑对我国刑法理论与实践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然而 ,这并不意味着罪刑法定原则在我国已经得到很好的实现。罪刑法定原则的实现是一个复杂的过程 ,既需要人们观念的更新 ,又对刑事立法和司法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因此 ,我们不能因为我国刑法已经确立了这一原则而有一劳永逸之感。     

中国古代法与罪刑法定原则

关于中国古代法中是否存在罪刑法定原则的问题,大致有肯定说、否定说和其他说三种学说。从形式上看,成文法、"断罪引律令"的存在的确表明了传统法存在某种罪刑法定主义的倾向。从实质上看,中国古代社会,以家庭、社稷为本位,君主集立法、司法、行政权于一身,比附援引被频繁地运用等原因,使得传统法凸显秩序保障功能,人权保护功能付之阙如。由此以保障人权为基石、以三权分立为基础的近代意义的西方罪刑法定原则无从生根。     

罪刑法定原则的二元论

罪刑法定原则或称罪刑法定主义一直是刑法理论界所关注的焦点.历史的实践告诉我们,仅仅强调罪刑法定的形式化或者是罪刑法定的实质化,在现实生活中都会出现问题.最可行的办法是将二者很好地结合起来,在形式主义与实质主义相统一的基础上,再根据我国目前的社会实际状况决定二者的优先地位.     

宪法司法化与罪刑法定原则的冲突与契合

宪法司法化要求之一是允许宪法作为判案的依据进入诉讼实务领域,但是在刑事领域刑法的罪行法定原则却阻却了宪法的适用。本文通过对宪法司法化与罪刑法定原则的冲突分析,试图找到两者的契合点,解决宪法在刑事领域的适用问题。     

论罪刑法定原则在国际刑法中的确认及其特性

基于罪刑法定原则在保护人权和限制滥用刑罚权上的核心价值,国际社会首先在一些国际人权公约中确认该原则,并在涉及国际刑法规范的国际公约中融入该原则的理念和内容.后经过前南斯拉夫和卢旺达国际刑事法庭在国际刑事司法活动中的实践,<罗马规约>最终以专门条款规定罪刑法定原则,这标志着该原则在国际刑法中得到完整的体现和深入的接纳,成为国际刑法的基础或核心原则.由于国际刑法在法律渊源、执行机制等方面与国内刑法存在很大的差异,并须兼顾罪刑法定原则在两大法系的不同表现形式和内容,国际刑法在确认和适用罪刑法定原则时,并非简单地等同于国内刑法,其具有自己的特性.     

论罪刑法定原则的历史演变和社会基础

罪刑法定原则既有深厚的历史渊源,又有着社会结构、文化和人性三方面的基础,这充分证明了罪刑法定理论的正确性。罪刑法定原则以保障人权为价值取向,其核心是刑法对人权的有力保障,在法律的运作过程中,具体体现为对国家刑罚权的制约。罪刑法定原则在我国的确立和实施有利于我国实施依法治国、保障公民合法权益和打击犯罪的政策思想,是我国法治建设的一大进步,标志着我国社会主义法治走向成熟和完善。     

罪刑法定语境下少数民族习惯法的出路分析

少数民族习惯法对本族群民众仍然拥有强大的影响力和约束力,虽然习惯法与罪刑法定原则之间存在冲突,但如果通过强制适用制定法的方式来革除习惯法的使用,必然会对司法实践造成不良的影响。习惯法重视实质理性,这与罪刑法定原则实质侧面有共通之处。从这个角度出发寻求调适路径,引导少数民族人民接受现代自由民主、人权保障的法治精神,才是彻底解决习惯法与罪刑法定原则冲突之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