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唐代小说家的历史意识——以唐代小说中的高力士为例

唐代小说中出现了很多有关高力士的作品。在《高力士外传》中,高力士是一个见识深远、直言进谏的忠臣;在《松窗杂录》等一些杂事小说中,高力士却是一个睚眦必报的奸佞小人。其形象发生如此大的变化,不但反映出作者对帝王的批判及对宦官专权的痛斥,也反映出唐代小说家关注现实政治、寻求治乱之道的历史意识。唐代小说家这一历史意识,集中表现在唐代出现大量以历史为题材的传奇作品和＂补史之阙＂的杂事小说集上,使唐代小说具有了鲜明的＂史才＂特征。     

秘书学视野下的高力士

从秘书学视野对历史人物高力士的工作性质进行重新审视.基于现存的有关高力士的史料及其担任的官职、对朝野的影响力、在重大历史事件中所发挥的作用以及超强的执行力,证明高力士不仅是一个典型的秘书而且是一个非常杰出的秘书,同时,揭示了高力士成为杰出秘书的三个主要原因,即高度的政治智慧、高超的政治才干和高尚的政治品格.     

李白本事与故事探源——以“龙巾拭吐,御手调羹,贵妃捧砚,力士脱靴”为例

李白＂龙巾拭吐,御手调羹,贵妃捧砚,力士脱靴＂的＂本事＂与＂故事＂值得追根溯源,仔细探究。＂御手调羹＂有本事记载作为支撑,具有一定的真实性,＂龙巾拭吐＂很可能是小说家虚构出来的情节,这两者分别与李白起草的两种性质不同的＂诏＂相关连。＂贵妃捧砚,力士脱靴＂未见诸任何关于李白的本事记载,全出于后世杂史和小说作者的故事性演绎,其与＂放还＂的关系,应属子虚乌有的杜撰。     

杨贵妃、高力士与荔枝的情结

唐代著名大宦官高力士出身于岭南大族冯氏,其家族势力很大,最盛时曾控制岭南二十余州。其祖父、父亲长期任潘州刺史,武则天统治时期,冯氏家族受到毁灭性的打击,十岁的高力     

金元碑志体散文的文化价值考察——以道教人士碑志为中心

反映金元道教人士的碑志体散文,一方面体现了道教自身丰富的文化内涵,另一方面也揭示了科举文化、政治文化、战争文化、理学思想、儒道融合、佛道斗争等多种传统文化内容,是金元散文研究领域被忽略的一种文体现象,其文化价值应该引起足够的重视。     

高力士与唐玄宗——兼论开元、天宝年间执政得失

高力士是颇具争议的人物。《中国历史百科全书》这样评论这位宦官:“力士平素谨慎,又善观察时势,所以久受宠任,于朝廷内外亦无大恶名。但他对玄宗晚年用人行政有颇大影响,对天宝时政治腐败有一定责任。”     

唐代河东承天军史实寻踪——以五份碑志资料为中心

被传世文献忽略的唐代河东承天军的历史踪迹在几份唐朝碑志中留下痕迹,通过碑志与文献的互证,可以发现河东承天军是在唐朝河朔形势发生巨大变化后组建而成,其兵数消长、军职编制以及战略地位的变化,反映着唐政府与河朔藩镇之间的微妙关系.尤其是前后相差十年的唐<承天军城记>与唐<妒神颂>二碑所保存承天军较为完整的武职题名,介于开元兵制向藩镇兵制过渡的关键时期,对考察唐朝基层兵制的变化轨迹有着相当学术价值,值得学界充分重视.     

原始佛教“因缘”义考察——以四《阿含经》为中心

"因缘"是佛教的一个重要概念,在原始佛教经典四《阿含经》中有对该理论的详细论述。对佛教因缘概念的内涵与发展应从两个方面来认识:一方面,"因缘"概念来源于对人生现实的观察,同时又最先应用于人生而成为因果报应法则,体现了佛教的一个基本伦理与价值原则;另一方面,原始佛教以十二因缘的链条具体地说明了因缘的内容,揭示了人生的缘起过程,展现了佛教致思的一个基本倾向。     

宋代文献著述中的人物生平事迹补正——以新见碑志为中心

碑志是一种文体格式性明显、载体物质性突出的特殊文本形态,内容多以叙述志主生平经历、世系渊源、婚姻情况等为主,较为真实地反映出不同时代、不同地区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面貌,实是断代文史研究的重要资料宝库。今即择取二十余种新见宋代碑志,充分挖掘其中蕴涵的宋代文献著述中的人物生卒、登科、仕宦等有效信息,并与传世文献参较、互证,以补订《宋史·宗室世系表》《全宋文》《全宋诗》《宋登科记考》等著述的阙漏、错谬。     

中国隐逸文化的嬗变——以魏晋南北朝佛教为中心

佛教和中国隐逸文化都有强烈的出世性,因此,佛教在传入中国后便与传统隐逸文化发生"剧烈的化学反应",对中国隐逸文化的发展产生重要影响,尤以魏晋南北朝时期,渐趋兴盛的佛教对传统隐逸文化带来的改变最为显著。在隐逸思想与佛教思想的双重影响下,出现了佛化隐逸组织,山林佛教就诞生于此。中国的隐逸文化也是在佛教义理的影响下才走向成熟。隐逸思想与功名划清界线,间接导致出家僧尼数量的增加,佛教的兴盛也与此有很大关联。     

佛教与中国早期白话小说关系研究——以《欢喜国王缘》为中心

本文通过对敦煌藏卷《欢喜国王缘》的详细分析,从佛教对早期白话小说的影响入手,考察了佛教思想对白话小说形成的影响。     

谈谈变文中的业报轮回思想——以《目连变文》为中心

变文作为一种佛教通俗讲唱形式,旨在通过普通百姓通俗易懂的方式宣扬佛教思想。而在佛教的中国化过程中,佛教的业报轮回思想也发生了一定的变化。本文从《目连变文》出发,简要探讨了业报轮回这种古印度思想在进入到中国后的变化历程及其与中国古代固有思想的激荡互融过程。     

佛教现代化背景下戒律的困境与出路——以民国时期为中心的考察

文章从一场争论入手,运用大量档案史料,详细论述了民国时期中国佛教戒律在现代化冲击下的困境。中国佛教的现代化,有其自身的特点。对于佛教戒律所面临的各种问题,也必须结合中国的历史与当下的社会环境进行整顿,方可契理契机,妥善解决。     

辽代佛教世俗表象探微——以石刻文字资料为中心

辽代佛教"世俗化",缘于其受到了唐代佛教世俗化的影响,并有着庞大的基层信奉群体作为支撑。辽代佛教的世俗表象主要体现在僧侣上层趋俗涉政、佛教义理的儒化倾向、信众佛事活动中掺杂世俗内容以及僧侣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具有世俗取向等方面。佛教世俗化对辽代社会产生了相当的影响,出现了世俗社会"佛教化"的现象,民众世俗人生的某些时段、世俗生活的某些方面都打上了佛教烙印。     

辽金佛教研究（专题讨论）——辽代佛教世俗表象探微——以石刻文字资料为中心

辽代佛教“世俗化”,缘于其受到了唐代佛教世俗化的影响,并有着庞大的基层信奉群体作为支撑。辽代佛教的世俗表象主要体现在僧侣上层趋俗涉政、佛教义理的儒化倾向、信众佛事活动中掺杂世俗内容以及僧侣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具有世俗取向等方面。佛教世俗化对辽代社会产生了相当的影响,出现了世俗社会“佛教化”的现象,民众世俗人生的某些时段、世俗生活的某些方面都打上了佛教烙印。     

支遁与东晋士人交往初论——以《世说新语》为中心

<世说新语>一书关涉佛迹之处甚多,其所记僧人与士人的交往尤其令人瞩目,这为考察佛教对东晋士人的影响提供了路径.支遁在以会稽郡为核心的区域与东晋前半期的名士交游宴集,其形式以人物品题和谈玄论理为主.士人对支遁谈玄的激赏和对所谓"支理"的追捧表明在东晋前半期,佛教对士人来说只是一种可资清谈释玄的全新资源,其义理对他们的思想世界和精神生活尚没有决定性的影响力.     

人间佛教的幸福观及其伦理启示——以太虚大师的《人生进善之阶段》为中心

兴起于20世纪初的人间佛教已逐渐成为中国佛教发展的主流形态.人间佛教对关涉现实人生意义的幸福理念有广泛的关注和深刻的认识.太虚大师通过生活之改善、德行之改进、定心之改进、净慧之改进以及净善之圆满五个阶段的阐发,展现了其人间佛教幸福观的主要内容,即把物质生活的改善、精神境界的提升以及当下幸福的实现作为其幸福观的核心理念.该理念一方面净化和提升了世俗生活的境界和意义,同时又彰显了对永超苦海的极乐世界的向往和对超越性的人生永恒幸福的追求.     

论中韩气学家对佛教的哲学批判——以张载和徐敬德为中心

张载和徐敬德分别是中国和韩国学术思想史上两位颇有影响的重要代表人物。就学术的继承和演变而言 ,张载的“气学”思想对比其大约晚 4 0 0年的韩国哲人徐敬德有一定的影响 ,而徐氏的气论思想又成为后来李氏朝鲜时代显赫一时的“退溪学”和“栗谷学”的先声。本文通过对张载和徐敬德两位气学大师的社会和文化背景差异的比较研究 ,着重剖析和阐明他们对佛教的哲学批判的基本内容 ,从而解读和透视这两个极为相似的哲学事件的文化意义     

论早期五台山图的底本来源——以敦煌壁画中的五台山图为中心

五台山图是唐代出现的一种新的佛教美术题材。文章从五台山图的构成要素及构图形式两方面对早期五台山图的底本来源进行了分析,得出早期五台山图与祥瑞及祥瑞图有密切关系的结论。进而文章还以敦煌壁画中的五台山图为中心,对不同时期五台山图中所含的祥瑞数量及种类进行了梳理,并在此基础上对五台山化现图和五台山图的异同做了辨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