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中国古代实施禁榷制度的目的

禁榷制度作为国家垄断经营制度 ,是国家凭借其行政特权将一些重要的商品的生产经营权利收归政府 ,从而获得其正常经营利润和垄断收益的经济行为。实施禁榷制度的主要目的是获取最大化的商业利润。     

唐代禁榷制度的发展变化

唐代中后期的禁榷制度包括榷盐、榷酒、榷茶和榷铁制度 ,均是官营国有的垄断性工商业经营 ,以国家财政作为出台实施的出发点和归宿。唐代禁榷制度突出反映了封建帝制政权对社会经济发展的强力干预和操控 ,既促成了国有经济的发展和国家财政结构的前后变化 ,也极大地摧残扼杀了民间工商业的正常发展 ,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和社会制度难以生长壮大。     

太平天国前期财政法律制度研究

太平天国前期的财政法律制度具有以下基本特点:治军、治民并用;财政法、刑法并举;宗教性;残酷性、封建性;虚幻性与现实性的悖论。其制度构成体系有诏、谕、公文、账薄和凭证管理及重大立法等。财政收入制度包括战利品收入、赋役法、商税和专卖收入、关税、罚没和赎金等;而财政支出制度则包括俸禄制、贡奉制、军事及民用工程建设的支出等。     

“敌国”互市之“厉禁”——两宋榷场相关法律、法规浅析

本文以两宋材料为主考察了与榷场相关的三个方面的法律内容：交易违禁货物的处罚；谋私利、经营不当等经济违法行为；维护外交关系、查禁和派出间谍、保护榷场等带有政治意味的法规。尽管与榷场相关的法律形式和内容均多种多样，但其中心目的均是在维护基本贸易的同时削弱对方，这充分体现了榷场“敌国互市之所”的特点。     

俄罗斯传统法律文化研究——以十月革命前法典编纂为视角

俄罗斯传统法律文化深受东西方文化共同作用,具有鲜明的民族特征。法典编纂作为法律文化的表现形式和外部载体,深刻地反映和展现了俄罗斯传统法律文化的多重特点,即重视成文法的罗马法律传统、崇尚法权神圣的宗教色彩以及强调个人本位的私法精神。多角度研究俄罗斯传统法律文化,对于欧亚合作背景下中俄两国开展更为密切的法律合作具有理论与现实意义。     

论中俄传统法律文化的差异——以法典编纂为研究视角

中俄同属欧亚大国,历史源远流长,法律文化博大精深,但两国法律在法律源流和体系、法律精神、法律观念上存在较大差异.法典编纂作为法律文化的表现形式和外部载体,深刻地反映和展现了中俄传统法律文化的不同特点,即中华法系和大陆法系、伦理法和宗教法、刑法文化和民法精神、法律的民本观和人权观等.多层次探讨中俄传统法律文化的差异,对于欧亚合作背景下中俄两国开展更为密切的法律合作具有理论意义与现实意义.     

对离婚自由的法律调控——以别居制度的设立为视角

1950年《婚姻法》确立的婚姻自由原则曾经在中国大地上掀起了轩然大波,迎合了人们对自由婚姻的向往。但是,近年来,随着我国社会的变革和社会转型期的进程,离婚人数逐年递增,与之伴随的是复婚率的上升。这种现象背后一方面不乏有些是滥用了离婚自由这一权利,另一方面我国登记离婚的"高效率"也提供了一些便利。文章从法理角度对离婚自由的内涵予以阐释,针对我国现行《婚姻登记条例》对离婚登记之快捷弊端,建议在我国增设别居制度,以对处于离婚"高温"的夫妻双方以适度限制,理性对待婚姻的去留,从而减少离婚行为给双方及近亲属和未成年子女的伤害。     

完善我国未成年人监护制度之法律思考——以新疆流浪儿童为视角

从新疆流浪儿童监护权缺失来看,我国未成年人监护制度尚不完善,必须加紧健全和完善。变更我国未成年人监护制度的立法体例;强化国家监护制度;完善未成年人监护的主要制度与内容;加强未成年人监护的地方立法。     

法律信任在中国——以比较的视角

当下在培养人们的法律情感方面,国内学者一致呼吁建立人们的法律信仰,即对自然法、理想状态的法的认同和敬畏,但在中国目前法制尚不完备的情况下,建立对实在法的法律信任才是适宜之举.文章通过中西方法律信任的比较,探究了西方法律被信任而中国法律不被信任的原因,旨在提出在中国要建立法律信任不是不可能的,更是必要的.     

制度失衡:中国发展战略重构的根源--以我国目前财政制度为例

目前中国面临的问题普遍带有制度性特征,即一些危机的累积在于制度.例如,我国金融风险的最大特征在于其制度性特征;失业以及社会保障机制的缺失等等矛盾与问题也是制度性原因造成的.随着我国市场经济体制的不断完善以及一些新问题的出现,制度需求发生了变化,也就意味着原有制度体系下制度供给和制度需求出现了失衡,旧制度不能解决新问题和新危机了,因此,新的制度供给方式和结构必然出现,也就是所说的制度创新必然要以不同的形式出现,以满足新的制度需求.     

法律制度的创新之路——以有限理性为视角

法律制度创新的路径主要有三种,即复兴旧法、移植外来制度和创造新制度.但评价法律制度创新的标准并非新奇性和独创性,而是它满足当前对制度的新需求的能力.无论选择哪种法律创新机制,我们都应恪守一种有节制的法律理性,越是意图法律创新,我们就越需要警惕理性的虚妄.     

构建以法律职业为目标导向的法律人才培养模式

王健撰文指出,要深化法律教育体制改革,必须立足我国的历史和现实,借鉴发达国家法律人才培养经验,建立以法律职业为目标导向的法律教育管理体制和法律人才培养模式,即强化政法机关对法律教育的指导和管理职能;建立以五所政法大学和若干著名大学法学院为主干的国家级政法人才培养基地;建立学术型和职业型法律人才分类培养管理机制和基本统一的法律人才培养模式;     

规章立废与法律信用——以国家免检制度的命运为视角

免检制度及其<办法>的设立旨在规制"重复检查",但重复检查、地方保护并非制度缺失问题,用立法代替执行是南辕北辙之举.免检制度及其<办法>被废于"奶粉事件",因事而废,遗留公平、稳定、法律真空间题无数.免检制度的短暂命运及其<办法>等行政规章的频繁立废不仅增大了立法成本,最终导致的是国家公信力的降低和法律信用的贬值.     

制度创新视角下县域财政协调发展研究

县域财政作为我国财政体系的最基层部分,也是我国财政的基础.近年来,县域财政困难逐渐发展成为一个全国性问题,已经成为我们必须面对的一个重要问题.影响县域财政协调发展的因素既有上级政策、财税管理体制等体制内因素,又有资源禀赋、产业结构与经济发展水平等体制外因素.为此,要抓住其中的主要矛盾,实施有效的政策,对真正困难的县级财政予以扶持,从根本上解决县级财政的发展问题.     

文化语境下的我国个人破产制度建构之路——以美国相关立法为研究视角

个人破产制度是一种维护市场秩序的社会手段,折射出一个国家的法律、历史、政治、文化环境并随之发展。我国目前的市场经济呼唤适合我国国情的个人破产制度。这一制度的构建应选择先采取商自然人主义的个人立法,从制度设计的层面上引进宽恕的法文化,再逐步调适推动传统文化的变革,进而建立起适合我的个人破产法律制度的渐进之路。     

中国古代法律文化传统的变革

自19世纪以来,中国社会开始发生不可逆转的、深刻的社会变革,中国传统法律文化赖以生存的社会物质生活条件逐步失去.古代法律文化作为一个整体已经瓦解,但其包含的很多因素则分散地以各种形式延续下来,其法律意识、风俗习惯、行为方式等内容在现代社会仍具有建设性价值.     

高房价的成因及其法律抑制对策——以财政分权为分析视角

对于高房价产生的原因及抑制对策问题,可以从财政分权的角度进行解析.文章通过解析力图表明,高房价的产生一定程度上渊源于体制失灵,而财政分权是诱发体制失灵的一个基本原因;运用经济法的制度构建改革和完善我国财政分权制是从根本上抑制目前高房价的有效手段.     

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人伦信任视角解读

尽管人们对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内涵揭示和本质分析有很多视角,但作为一个不争事实,中国传统法律文化总是和人伦信任存在密切关系.人伦信任型塑了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礼治”、“人治”以及“无讼”特点.人伦信任为视角有利于深化和深度理解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特征.当下中国正处于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的时期,以往的那种借助于血缘或熟人关系而形成的人伦信任关系对法治发展产生了一定的抑制和消解作用.因此,对人伦信任的反思与超越,便成为构建现代法律文化的重要内容.     

论西方传统社会对中国法律的误读——以西方比较法学研究为视角

在西方主流比较法学文献和法学研究中,都将西方法律作为正统,摆在主导地位上。从人类社会法治文明的进程来看,中华文明五千年之久延续不断,朝代盛衰更替,法制持续发展。但大多西方学者认为,法律在中国传统社会不占主导地位,并且认为中国传统法律专制主义、集权主义特征明显。实际上,中国法律在传统社会中占有十分重要而独特的地位,显然是西方传统观点对中国法律地位存在认识偏差。西方社会对中国礼法结合的法治文化少有清晰的认识,对中国法治模式理解不透彻。中国法律只有面向现实与未来加快发展才能消除西方误读。因此,中国应该重视通过比较法学研究,不断提升法制建设的自主性和独创性,重视对内积极提升“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对外重视“加强互信协作、促进安全稳定”的能力,不断提升中国法律的国际话语权和影响力。     

以财政均等化统筹城乡发展——以国家整合为视角

现代国家的两大要素,一是主权,二是合法性.对于我国来说,主权早已经确立,但合法性的取得却是一个艰难的过程.而要大多数城乡人民对国家形成内心认同,国家就必然要在利益上对城乡人民进行兼顾.这是城乡统筹的依据和意义.从历史和现实来看,由于城乡二元财政格局的形成,导致了我国城乡各项事业的发展极不平衡.要使处于不利地位的农民支持和维护国家政权,增强国家的合法性存在,需要从国家整合的视角来探讨城乡财政的均等化.一是建立统一的城乡税制;二是扩大政府对农村的基础设施投资;三是加大政府对农村的公共服务投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