治理理论视野下的政府信任关系研究——兼论合作型政府信任关系的构建

从治理理论的视角审视政府信任关系,既是基于治理理论与政府信任之间的理论契合,又是基于解决当前治理问题的现实诉求。重塑当前政府信任关系的困境在于,政府与公众因受公共权力体系中的封闭性、公众对政府预期的满足值以及公众的政治参与程度等因素的影响,而导致政府与公众之间合作的不足与信任的缺乏。因此,合作型政府信任关系成为建立政府与公众之间良好信任关系和实现有效治理的必然选择。     

社会资本与构建政府信任合作体系

导致政府失信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期望它提供公共物品并不能解决根本问题,因此,构建政府信任合作体系成为关键。通过建立社会声誉机制、社会激励机制以及对话会晤协商机制可以逐渐构建起政府信任体系。     

基于政府信任的合作式治理探析

目前,政府信任的式微已经成为世界范围内的现象.西方学术界对于政府信任的研究已成为当前政府再造工程推动过程中一个重要的研究课题.合作式治理是一种基于公民与政府间互动关系的伙伴情谊的治理形式,它使政府成为民间的"合作伙伴",它为政府信任的巩固和提高建构了社会基础、价值信念基础、政府自身创新与改革的内在基础.     

论政府信任

政府信任描述了公众期望与政府回应之间的一种互动关系.通过行为调控、复杂简化与导向性影响,政府信任成为合作治理的基础.另一方面,政府信任的实现也存在阻碍,在公共权力日益膨胀的今天,合理的不信任作为一种补充机制不可或缺.促成政府、公众与社会三向互动,实现信任、不信任以及其他补充机制的有效融合是建构政府信任的一种路径选择.     

政府信任关系的研究路径与缘起

在历史的宏观视野中,与三种社会治理模式相对应,也存在着三种政府信任关系,它们分别是习俗型的、契约型的和合作型的。研究政府信任关系需要从与社会结构密切相关的秩序、制度、权力出发,进而在价值、意义、文化的层面上展开。其中,秩序可以成为政府信任关系研究的起点。运用这种研究方法来探讨政府信任关系,我们发现,人类社会最初的一种政府信任关系类型属于习俗型的,这种信任关系又是深植于农业社会的秩序要求的,农业社会的人际关系和等级状况决定了它的基本特征。     

政府与NGO信任关系研究——以"合作式治理"模式为视角

在公共服务型政府模式下,公共物品的供给主体并非仅限于政府组织,它需要最大限度地吸纳NGO参与公共物品的供给,需要政府与NGO以相互信任为基础实行"合作式治理".在双方利益博弈的过程中,基于理性选择,政府应该通过建立一系列信任机制来监督和约束NGO的运行,而NGO也应该在自身建设、利益追求等方面与政府的社会目标相一致,从而促进我国服务型政府的建设,实现政府的良治与善治,并为社会和公众提供优质高效的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     

习俗型政府信任关系的结构化分析

在历史的宏观视野中,与三种社会治理模式相对应存在着三种政府信任关系,它们分别是习俗型的、契约型的和合作型的。从其结构化特征探讨政府信任关系的初级形态,我们发现,人类社会的第一种政府信任关系类型属于习俗型的,这种信任关系在横向组合维度上,是立足于农业社会的以小农经济为特征的自然经济基础上的,在纵向聚合维度上,表征于传统社会组织结构与依附性秩序之中。这两个维度,又在传统的社会文化心理及其行为模式中实现了整合。     

论社会信任与政府信任的适配性——结构化视角中的信任关系考察

为了超越信任研究中客观主义和结构主义相对立的立场,需要把持一种结构化的视角。在这一视角中,信任既是一种系统性的关系结构,又是社会交往的实践机制。在社会体系的纵向运转和更迭中,社会信任有着不同的类型,它既可以在马克思概括的人的历史发展阶段中得到理解,也可以在工业社会的领域分化中加以把握。在结构化视角中考察社会信任和政府信任,可以发现二者具有共时态和历时态上的适配性关系。     

企业合作关系中的信任问题分析

由于经营环境的变化,越来越多的企业选择了与其他市场主体合作作为发展战略.在影响合作的诸多因素中,信任扮演了关键的角色.本文的目的在于从理论的角度探讨信任的涵义和表现形式、信任发生作用的机理及来源,并结合实际探讨了我国企业合作关系中的信任培育途径.     

政府服务质量影响政府信任的实证研究

政府信任是评价服务型政府建设的核心指标,通过服务质量管理提升政府信任是当前学术界关注的一个重要议题.在对289名社会公众服务质量与政府信任等变量数据调研的基础上,通过数据分析研究表明:服务质量的有形性、可靠性、反应性、保证性和关怀性各维度均对政府信任有着积极的促进作用.这个结论表明政府应当从行政人员素质、服务平台和制度建设等方面对政府部门服务质量进行积极管理,以提升社会公众对政府机构的信任水平.     

嵌入性信任:网络社会下的信任关系

以互联互通为技术要核的互联网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传统社会的信任关系,对社会信任结构进行了很大的调整。一种新型的信任关系结构,即嵌入性信任关系正在网络社会中孕育和发展。网络言论机制、网络志愿参与机制和电子商务信任评级机制是网络社会里嵌入性信任的三种重要的协调机制。嵌入性信任既是现代性的产物,又游离于现代性之外,对社会关系进行了重新构造。嵌入性信任的发展亟须营造有利于社会系统运转的信任文化,搭建具有互惠性的信任网络。     

习俗型政府信任关系的特性分析

习俗型政府信任关系是政府信任关系的初始类型。它建立在自然经济的基础上,为依附性的等级关系提供支持。就习俗型政府信任关系的生成而言,具有自发性和稳定性的特征。但是,当它作为一种整合机制而存在的时候,则表现出臣民对君主单向性、依附性顺从的功用。     

透明政府:现代政府信任关系中的核心问题

作为现代政府存在的内在依据和外在特性,政府的公信力与透明性之间存在着深刻的关联性.政府获得信任最直接有效的途径就是公开透明,这是提升政府信任的关键环节,由此而展开的透明政府建设显得非常迫切.当前在透明政府建设中,因行政人员自身的诱因、政府与公众在信息上的不对称状态以及相关机制的不完善而存在诸多困境和难点.因此,要从行政理念、行政机制和行政行为的系统范式来着手进行透明政府建设,从而提升政府信任.     

多学科视角下的信任及信任机制研究

信任不仅是一种值得深入研究的心理现象,同时也是重要的经济现象、伦理现象和社会现象。心理学认为信任是一种心理或者行为的"私人性"的反应;社会学指出信任是一种重要的社会力量,调节着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生物学从利他性角度考察信任,现代神经生物学则揭示出了信任产生的生理机制;经济学更加偏重基于个人功利理性的"计算型"的信任。信任机制是信用得以建立、维持和改进的基础,是信任的驱动因素和保障因素。笔者从信任对象、信任来源、强度、纬度以及演进五个视角,对信任机制作出了划分,为更好地理解信任及信任机制奠定理论基础。     

契约型政府信任关系的形成与意义

近代社会,人类的信任关系从习俗型的信任关系转为契约型的信任关系.在这个过程中,政府信任关系也是工具理性的体现.契约型信任关系是历史发展的必然,同时契约型信任关系也在人类信任模式上实现了变革.但是,在本质上,契约型信任关系是人与人疏离和不信任的结果,是形式化和工具化的信任,揭示近代以来人类信任关系的这一性质,其目的是要扬弃这种信任形式,恢复人类信任关系中的实质性内容.     

中原经济区建设背景下政府间合作机制研究

在区域经济建设的推动下,各类资源开始向特定的区域集中,其中,政府间的合作便是促进资源流动的一个重要因素。建设中原经济区是重大国家战略,必然需要各级政府加强合作与交流,从而在产业布局、制度构建等宏观方面形成合力,进而推动区域经济社会的发展。     

公共管理视角下政府信任及其理论探究

信任是人际之间的一种心理预期。政府信任是公众对政府能够代表他们利益的一种心理期待和信念。在现代社会,提升政府信任成为一个诚信政府不可或缺的能力和责任。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世界上各种类型的政府信任危机连续发生,有的甚至导致了政权的更迭。这些严峻的现实使人们加深了对政府信任问题的认识。从政府信任问题的机理和规律来看,政府信任问题都是因为国家公共权力的运作不符合公众的意愿而导致政府公信力的下降。因此,探析政府信任包含的深刻涵义,以马克思主义关于政府信任理论为指导,对西方公共管理理论中涉及政府信任的理论观点进行扬弃,对提高我国政府公信力,巩固政府政治合法性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中国地方政府信任面临的挑战与重建——国内学术界关于地方政府信任问题研究现状与展望

进入新的世纪以来,我国许多地方经常面临政府信任危机,学术界对这一问题逐渐展开了一系列的研究.在当前现实情况下,对中国地方政府信任问题研究的基本情况、研究兴起的背景、研究的主要问题及存在的问题进行认真的梳理和检视,具有重要意义.在今后关于这一问题的研究中,应加强本土性、战略性、针对性和应用性,提高理论研究成果对现实政府信任问题的分析力、解释力和预测力.     

电子政务与政府信任的关系研究——以公民满意度为中介变量

政府信任是政府合法性的基础,能有效降低行政成本,通过构建电子政务提升政府信任是当前理论界关注的热点话题。本文在社会公众对电子政务、政府信任等变量数据调研的基础上,应用回归分析研究表明:公民满意度是电子政务与政府信任的部分中介变量,揭示了电子政务对公民心理和行为倾向的作用机制。该结论表明:政府应当以公民为中心、通过有效设计"公民参与"为核心的电子政务来提高政府的管理、公共服务水平,增强政务服务的公民满意度,提升公民对政府的信任水平。     

论转型社会中政府信任的重建——基于制度信任建立的视角

政府信任衰落及由此而来的“信任危机”及“信任赤字”是社会转型期中国的一种客观实在.之所以会在政府与社会之间出现一堵亟待翻越的“信任墙”,相当大程度上是转型过程中政府作为“制度供给主体”在制度能力上的信任缺失所致,具体表现为:制度供给能力不足;制度正义性匮乏;政府制度有效性不强.而要改变这种境况,惟有以制度信任为“切入点”来促进政府信任的重建:首先优化政府制度供给过程,提高政府制度供给能力;其次树立制度系统观念,增强制度的有效性;最后强化制度意识,塑造制度文化,确立制度权威.也只有这三方面的有效契合,政府制度供给方才有可能再获信任,政府信任由此才能得以再造或重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