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仁宗时期联蕃制夏政策述论

北宋时期,在与西夏毗连的广大西北地区,散居着许多党项人和吐蕃人,及其它族属不甚清楚的熟户和生户。宋人在习惯上把这些少数民族统称为蕃部。利用或依靠蕃部来经制西夏,或者说“联蕃制夏”,是北宋在对夏战争中采用的一个重要战略方针。李华瑞在《河北学刊》1989年第6期发表如题文章,对北宋仁宗时期联蕃制夏政策进行了探讨.文章认为,仁宗时制定联蕃制夏政策是北宋对夏作战屡遭败绩,军事形势日趋严峻的局面下产生的。而宋真宗以来对西北诸蕃     

试论北宋西北边区的蕃官行政法制

为了通过"以夷制夷"达到对西北蕃部的有效统治,北宋王朝在西北边区任命了众多的蕃官,并制定了与之相适应的蕃官除授、承继、升迁和地位法制,对其行政权限、政绩考课等方面做出相应规定,由此形成了一套较为完善的蕃官行政法制.与此同时,北宋政府还针对边区一些蕃官酋首滋事扰边、失职渎职等违法犯罪的行为,依其情节轻重给予法律处罚.     

“东女真”与“西女真”

“东女真”与“西女真”,是高丽人的称呼。《高丽史》称居住在高丽东北方的女真人为东女真或东北女真,亦称东蕃;称居住在高丽西北方的女真人为西女真或西北女真,亦称西蕃或西北蕃。有时还将两者统称为北狄或北蕃。无论“东女真”还是“西女真”,他们长期与高丽相毗邻,关系较密切。然而,就在高丽王国存在时期(918—1392年),这些女真部落就先后归附了中国的辽、金、元王朝,并成为这三个王朝的组成部分。本文拟就辽朝时期(916—1125年)“东女真”与“西女真”的来源、分布及其归属等,作一番考察和探讨。     

试论西夏政权对北宋经略河湟区域民族政策的影响

北宋王朝自建立起,国家一直处于不安全状态。与周边政权的关系中,和西夏的关系是最为复杂的,困扰北宋民族政策制定的当首推西夏。概要来说,西夏对北宋经略河湟民族政策的影响主要表现在：只能与河湟吐蕃政权结盟共抗西夏;北宋将招、买马的地点愈来愈倾向于河湟蕃族区域;为消除边患、经制西夏,对河湟吐蕃实施经略是大势所趋;西夏政权对北宋的威胁和河湟蕃族政权对北宋的严重依赖,使北宋“联蕃制夏”政策制定有一定的现实性。     

浅析晚清制夷之路

在坚船利炮造就的西力东渐过程中 ,古老文明孕育的“华尊夷卑”的华夷思想在晚清逐渐蜕变为抵御侵略的制夷思想。由于客观条件的变化 ,不同阶段晚清政府的主导制夷策略又有所不同 ,不仅形成了“以商制夷”、“剿夷抚夷”、“师夷制夷”和“以夷制夷”的这样一个制夷思路 ,而且折射出清政府由夜郎自大到极度自卑的变化过程     

宋夏沿边蕃部封建生产关系的发展

宋夏西北边缘分布着大量的蕃部族帐。北宋中后期,在汉地农业文明的影响下,这些蕃部地区的封建生产关系有了一定程度的发展。本文主要讨论了其封建土地占有制及租佃关系的形成与发展。     

北宋前期宋夏关系对北宋吐蕃招抚政策的影响

北宋前期,西夏的崛起迫使宋廷不得不改变对吐蕃的政策,宋廷积极招抚吐蕃,试图实施联蕃制夏策略,从而争取宋夏对峙中的主动权.在军事、经济、政治等诸多方面,北宋对吐蕃采取了综合经制的招抚政策,并收到了一定的效果.但是,受宋、夏、蕃三者错综复杂的争夺形势的影响,同时受限于宋王朝招抚政策所具有的时代与阶级的局限性,宋蕃之间的合作是脆弱与短暂的.     

论北宋真宗、仁宗时期关于甘青蕃部的民族立法问题

宋真宗和仁宗时期,为对抗西夏,北宋政府竭力经营甘青吐蕃诸部。与恩信稳边、“联蕃制夏”的边地民族基本政策相适应,在法律上,北宋制定了许多针对甘青蕃部诸族的民族法律法规,内容涉及行政、经济和文化等各个方面。本文试就此问题及其在民族地区社会稳定中所起的历史作用略作探讨。     

“小蕃”释义——读史杂谈

《陇右金石录》的作者张维在考释《重修护国寺感通塔碑》时说:“……碑文一再斥言西羌,而元昊上仁宗疏,自称:‘改大汉衣冠,制小蕃文字。’①碑中书西夏文者,即题为书番碑。是羌、番必各自为族类,而西夏不自承为羌也。至夏之称蕃,盖以唐时吐蕃据有涼、陇,自号大蕃,其余威或犹存于诸部族间,故因而仍之,以畏诸戎欤!”②这里提到的“羌”与“蕃”不在本文讨论的范围之内,唯“小蕃”一词的出现及其含义,应予探讨。     

宋儒与宋代统治思想的形成

赵宋政权实行封建主义君主专制的中央集权政治,与之相适应的统治思想,有着鲜明的阶级性,其实质是为地主阶级服务的。但由于赵宋政权坚持以儒家思想为主导,吸收法家思想中某些因素,辅以佛道,凡能为其所用的思想意识,兼容并蓄,讲究实用,其统治思想又表现出较为开明的特性。一、宋统治思想的奠基赵宋开国之君赵匡胤,为宋统治思想的形成奠定了基础。孙光宪有言:“宋有天下,四方诸侯屈服面内,凡下诏书,皆合仁义,此汤武之君也。”将推行仁义的赵匡胤誉为汤武之君,言其“顺乎天而应于人”。赵匡胤即位之初,施政纲领中即贯穿儒家思想,崇尚忠义,维护仁孝。他见武成王庙两廊所绘名将中有白起,就说:“起杀已降,不武之甚,胡为受飨食于此?”     

唐宋“蕃坊”与“治外法权”

公元 7世纪初伊斯兰教创立 ,随后阿拉伯哈里发帝国建立和向外扩张 ,于是大批穆斯林作为使臣、商人、传教士来到中国 ,出现了许多“住唐”的“蕃客”和“胡商”。唐宋政府在广州等地穆斯林聚居区内建立“蕃坊” ,并在唐宋法律中制定了管理“化外人”的条例。有学者认为唐宋“蕃坊”享有“治外法权” ,笔者认为这种观点是不正确的     

评《杜太后与“金匮之盟”》

一九八六年八月十七日,《河南日报》发表了《杜太后与“金匮之盟”》的论文,这是一篇有史有论的佳作。其文依据历史上官私记载和传说,阐明了几个具体问题:第一、它论述了“金匮之盟”的由来。文章一开头就说北宋初年的赵宋政权立足未     

唐宋蕃官荣名制略述

蕃官统领的蕃兵,是唐王朝和宋王朝西北国防军中的一支劲旅,他们在遏制边患,保境安民,促进民族团结及至戡乱靖难的争锋岁月中,屡建殊功,“国家赖以为藩蔽”。故而两王朝对蕃官优礼有加,崇以高官显爵,享以司法特权,使其荣宠美名堪与汉官朝士相媲关。本文拟就蕃官荣名制的概况及其这一羁縻政策所产生的历史作用,作以简要述评。     

“卦气”溯源

本文考证汉代易学中的“卦气”说在孟喜之前早已有传 ,其源出于先儒古说 ;在春秋战国时期的《子夏易传》和《易传》中 ,均有“卦气”说的思想 ;殷墟甲骨文中的四方之名 ,以及《尚书·尧典》中的“析”“因”“夷”“” ,与后天八卦方位中的四正卦相同 ,由此可知“卦气”说渊源久远。作者强调 ,古人经过“仰观”“俯察” ,对天地万物随节气变化的规律有了认识之后建构了易学的象数义理合一模式 ,象数含蕴着义理 ,义理脱胎于象数 ,这是易学乃至易学哲学的独特学术理路与特殊阐述方式     

北宋向吐蕃征质及其原因探析

向吐蕃征取质子,是北宋王朝治理西北边疆的重要策略。宋在与吐蕃接壤的沿边各州建“纳质院”,办“蕃学”,羁押大量吐蕃将校子弟,以此来牵制松散难制的吐蕃部落。宋向吐蕃大量征质的原因：一是为适应吐蕃民族本身的特点而采取的一种驾驭控制手段;二是与宋和西夏对吐蕃的拉拢、争夺有密切关系。     

“桃花源”原型在庐山康王谷

陶渊明《桃花源记》中的“桃花源”,究竟应在何处?前人有影响的说法有三;一说在武陵(今之湖南桃源县境),一说即柴桑庐山的康王谷(又名楚王谷,今江西星子县境),一说在北方的弘农或上洛。笔者认为庐山康王谷说是正确的。持“武陵”说者,仅凭《桃花源记》中有“武陵人捕鱼为业”之句,就硬说桃花源在湖南武陵,并进而以武陵境有桃源县,说桃花源就在桃源县。其实,桃源县初置于赵宋时代,由隋武陵县改称,距陶渊明写作《桃花源记》晚数百年之久。至于《桃花源记》中所称的“武陵人”,本是暗指陶渊明自     

传统“道本器末”论与郭嵩焘的新道器观

魏源的“师夷长技”主张是以儒家传统的“夷夏之辨”为其思想范式,而这一主张的产生,则导源于“以夷制夷”的策略需要。在《道光洋艘征抚记》中,魏源说:“为购洋炮洋艘,练水战火战之用,尽收外国之羽翼为中国之羽翼,尽转外国之长技为中国之长技,富国强兵,不在一举乎?”可见,所谓西方的“长技”,在他看来,不过是用于“水战火战”之具——轮船火炮而已。魏源确实认识到了中国的刀剑戈矛决非西方的坚船利炮的对手这个浅显道理,但他没有也不可能对除坚船利炮之外的西方的“长技”有更深的体认。这是因为,历史还没有赋予魏源、林则徐等“经世”派改革家以较深层次地了解西方的使命。“天朝之国”的迷梦和传统“夷夏”观念的浸润,使得魏源等人仅仅是“开眼”看世界,远谈不上“走向”世界。魏源曾有过几句赞美西方民主制度的话语,认为这种制度“可垂奕世而无弊”,     

从“意境”说看“十七年”文学的失误

本文对“十七年”文学的一点反思，从“十七年”诗歌创作对“意境”的偏狭理解开始。“意境”一词，最早始见于佛书。《法苑珠林·摄念篇》中的六种根境界即包括“意境界”。这一概念的出现，与佛家“空”的思想是密切相关的。《景德传灯录》中“（神）秀曰：汝若是魔，必...     

民国时期“西北”报刊对西北教育的认识

本文对民国“西北”报刊对西北教育诸多问题的讨论与认识以及西北教育的发展状况进行了梳理,认为其中一些有关西北教育的思想不仅与西北社会发展相适应,而且在今天仍有借鉴意义.     

“景亳之会”的考古学观察

“景亳之会”是商汤灭夏前与东方叛夏之国所进行的一次军事盟会，参加者有有施氏、有仍、有缗、有莘等，地点当在今山东曹县西北的梁圮固堆遗址。考古学上的下七垣文化曾在二里头文化三期南下，说明商族在夏代晚期曾有南下扩张活动。岳石文化在相当于二里头文化三期之末的时候向西推进，则反映了夏王朝在夏末对东方部族战争的失利。“景亳之会”形成了以商汤为首的灭夏联军，他们的行动路线，反映在考古学上，就是“南关外期”一类在郑州的遗存。二里头三、四期之间的剧烈变化，尸乡沟商城在二里头四期的出现，应是夏、商两个王朝政权更迭的直接表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