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兰亭论辨”与六朝墓志书法研究综述

东晋、南朝上承曹魏、西晋,是我国书法发展史上十分重要的时期。而出土墓志无疑是考见彼时书法艺术的一种真实可靠的实物资料。通过择要分析和介绍＂兰亭论辨＂以来六朝墓志书法研究的颇有影响的成果,明辨六朝墓志书法是如何逐步受到学界重视,相关研究的开展又是如何被引发而逐步走向深入的。     

从墓志地名看东晋南朝陈郡谢氏之浮沉--南京出土6方谢氏墓志所载地名汇释

建国后,南京地区陆续出土了6方东晋南朝陈郡谢氏墓志。此6方谢氏墓志所载地名十分丰富,经历了一个由少到多、不断积累的过程,且多与谢氏仕宦、婚姻、里籍相关。谢氏仕宦、爵位地名的变化,反映了其家族江左发展的地域轨迹;谢氏姻亲地望的变迁,则反映了其地位攀升的发展历程。墓志地名所反映的诸多情况,在一定程度上也折射出东晋南朝谢氏一族的兴衰历程。出土的6方谢氏墓志,也指示了谢氏家族的3处葬地:建康县石子岗、江宁县(或秣陵县)牛头山、溧阳县葬地的变迁,反映了两种不同的观念:魂归故土与安处异乡。     

东晋南朝出土墓志资料概述

东晋南朝墓志处于我国古代墓志从产生到定型的关键阶段,具有承上启下的历史地位。迄今为止,历代所见出土东晋南朝墓志共72方,蕴含着丰富的历史文化内涵,对于六朝历史、考古、文物、语言、文字等众多学科领域研究的开展,具有独特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北魏丧葬制度初探

北魏丧葬制度系承袭汉魏、西晋并融合东晋、南朝之制而来 ,但也具有自己的民族特点和时代特征。北魏丧葬制度的形成和发展 ,与北魏社会的汉化过程大体同步 ,不仅对东魏、北齐和西魏、北周的丧葬制度产生了直接影响 ,而且对隋唐的丧葬制度及其演变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南朝墓志文体的文学化进程考察

综合传世文献引录与建国以来新出土的南朝墓志资料,系统考察南朝墓志文体的演进过程,可以看出,南朝墓志在其发展定型过程中,逐步形成自身特有的文学品格和审美特征,墓志作品日趋呈现出文学化的创作倾向。如果把这种现象置放于南朝文学与文化的双重背景下去思考,则可以发现,南朝墓志文体之所以呈现出文学化倾向,与南朝葬制的变革、墓志文体承载功能的变化、勋贵与文人的积极参与,以及时代文风的变化等有着重要关系。     

南朝新兴世族:南阳新野庾氏研究——南阳古代家族史系列研究之四

<正>世族门阀是魏晋南北朝时期一个特殊的社会阶层。一般认为,这一特殊阶层形成于曹魏西晋,鼎盛于东晋,衰落于南朝。的确,这一时期许多世族门阀的兴衰符合这一概念,但也并非各家都是如此。晋宋之交时,不少世族之家因权力更替而走向衰落,但也有一些原是默默无闻的家族因拥戴有功而成为世族。对于前者,学术界已作过不少研究,已取得可喜成就,但对后者却很少有人问津。本人不揣浅陋,将形成并兴盛衰落于南朝     

东晋南朝侨州郡县对当时政区之影响述论

东晋南朝时代,侨州郡县普遍设置乃至成为一种制度。侨州郡县对当时政区建置与政区制度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如政区增滥现象、其他种类特殊政区的成立、政区制度的没落与虚妄等等,都与侨州郡县相联系。虽然如此,东晋南朝设立侨州郡县、实施侨置制度,起码在当时仍然是利大于弊。     

西晋玄风与咏鸟赋的意象创造

谈玄之风始于正始年间,持续至东晋末期。玄风对两晋文学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受玄风影响,西晋时期咏鸟赋的创作较为繁荣,其意象类型主要有:"玄鸟"意象、"逸鸟"意象、"儒鸟"意象等。三种鸟意象的出现显示出西晋时期的咏鸟赋创作既与政治密切相关,也与当时玄学风气密不可分。     

魏晋南北朝"霸朝"概念辨析

"霸朝"概念最早是由东晋史家袁宏对汉魏之际的政权更替提出的史学概念,它是对这段特殊政治历史现象的评价性指称,其史学价值在于客观而真实地反映以武力定霸为特征的汉魏政治.汉魏以后,东晋南北朝皇权更替的诸多相似性使后世史家修史时在史书的结尾"史臣曰"中经常使用这一概念,尤其是唐初修订"五史"及<晋书>等书中使用较频繁.但下列两种情况下不使用这一概念:第一,在儒家正统史观影响下,被史家视为正统政权,其前身(雏形)不称霸朝.第二,政权内的特殊军人执政和军事机构,如西晋八王之乱中的八王、东晋的桓温等.这一史学概念的提出既突破了儒家王霸观影响下流于单一的史学认知模式,又反映了此期史学求真求义的优良传统.     

东晋南朝估税初探

作为东晋南朝时期特有的商税税目,估税既是对商品交易者课征的财产税,又是最重要的交易税,在东晋南朝的商税体系中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而且,估税是随着东晋南朝商品经济大发展而出现的,因此它是当时商品经济发展水平的一个重要标志,同时估税本身所具有的一些特殊内容反过来又促进了当时商品经济的发展。     

墓志的起源与墓志文体的成立

中国古代墓志的起源和文体的成立一直是学界关注较多的问题,但迄今为止仍然没有形成一致的意见。要考察墓志的起源,不仅要确定“墓志”一词最早的用例,还要考察墓志的基本功用。循此观点可以确定作为实物的墓志起源于东汉中后期,刻于元嘉元年（151）的《缪宇墓志》可以看作墓志起源的标志。由唐人的记载和缪袭、傅玄等人的创作情况可以看出,符合文体意义上的墓志文在魏晋之际已然出现。南北朝时期,墓志文体得到了较快发展,从内容到形式都出现了许多新变化,行文方式和文体形式渐臻完善并为后世作者所接受与模仿。后世墓志铭创作中的变化主要表现为具体内容的增删,体式方面则难以越出南北朝时期业已固化的墓志文体的范式。     

东晋南朝出土墓志所见地名例释

东晋南朝墓志文中包含着丰富的历史地名资料,尤其是与墓主籍贯、婚姻、仕宦、爵位及葬地等相关的政区地名,加上其兼具作为出土材料之真实性、可靠性的突出特征,故可据之以补充、核实、纠正传世文献的相关记载。本文即择其与传世文献记载颇有岐异者,略作考释,以补史阙。     

从“史笔”到“文笔”

墓碑文是中国古代文人重要的应用类文体之一，自两汉以来不断发展，其稳定而长久的创作实践蕴藏了重要的文学价值，尤其是发展的前期，是厘清其文学化进程的重要阶段。两汉时期，碑在物质意义的基础上确立了文体意义，并在史传的文体渗透下确立了前传后铭的体制结构，呈现出明显的史笔倾向。自建安末曹操禁碑政策重新确立墓碑刊立的官方权威后，碑文渐渐失去了两汉时期的补史功能，门阀制度下的社会文化也迫使墓碑文放弃了实录属性，转向对形式美的追求，并逐渐形成了“文”的自觉。墓碑文于两晋南北朝时期呈现出独立的篇章布局、工整的程式结构与骈俪的语言特征，这一转型揭示了碑文从两汉“史笔”到南北朝“文笔”的文学化进程。     

中古墓志铭的文体形态与书写规则

魏晋南北朝至隋唐五代的中古时期，墓志铭在发展演变过程中呈现出完备的文体形态，形成了特定的书写规则。首先，中古墓志铭是由多重载体构成的特殊体制，至少存在文本、书法与实物三重载体。其次，中古墓志铭的文体特征表现为志铭分撰现象更加凸显，墓志与诗体进一步交融，铭文的体式逐渐丰富。再者，唐代墓志铭的书写规则主要有逐步完备的题款、偶尔出现的注文、特殊的平阙格式。最后，墓志铭的集本与石本文字书写方式有所不同，比较集本与石本，更有助于我们把握墓志铭的文体特质。     

文学自传与文学家传： 新出土唐代墓志文体的家族因素

新出土文献中,唐代墓志铭数量最多。在墓志铭的诸种特性之中,家族因素是重要的方面,探讨墓志铭的家族因素和传记文学的关系,是新出土唐代墓志研究的重要课题。结合墓志志主与撰者身份进行综合考察,唐代墓志在文体属性与家族属性方面的紧密联系主要表现出三种情况：一是文学家自己撰写的墓志铭,这是特殊类型的自传文章;二是家人或族人撰写的墓志铭,更能体现出家传的特点;三是夫妻之间撰写的特殊墓志铭,具有家族与婚姻的双重特性。     

南朝侍从讲读制度的发展与变迁

侍从讲读之制起源于东汉,是皇室教育的一种形式,以侍从皇帝和太子读书为责,魏晋多有因循。时至南朝,侍从讲读者不仅陪侍皇帝和太子读书,亦侍从诸皇子读书。自汉晋至南朝,侍读侍讲并不为官名,但南朝时随着侍读、侍讲者人数的增加,亦出现专门从事侍从讲读的倾向,为唐朝侍读侍讲官僚制度的形成打下了基础。     

论六朝陶瓷艺术的审美取向

六朝陶瓷是在一个特定的历史时期创作的作品。以东晋为分界,其艺术风格在前后两个时期具有明显的差别。这一差异是由两个历史时期不同的审美取向所造成的:三国、西晋时期的陶瓷艺术直接继承的是汉文化因素,即以神学为主要审美取向;东晋、南朝时期的陶瓷艺术衔接了魏晋玄学思潮的影响,在艺术风格上以简约、幽雅,以及瘦骨清像的人物创作形象作为审美取向。